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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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与危机分析

吴思

 

十八大之后,如何看待中国的形势,未来将走向何方,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热门的讨论话题。有多种意见。在知识分子当中占优势的观点偏向悲观,他们的判断是:官方说政治体制改革,但并不真想搞政治体制改革,因此,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王歧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表明,统治集团也担心法国大革命重演。究竟怎么看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分析方法不一样,信息也不一样。我介绍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我的核心观点是,革命形势并不存在,但危机始终存在。如果把危机分作五级,法国大革命或其他导致政权被民众推翻的革命属于一级危机,六四式的中心城市蔓延到全国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危机属于二级,重要省会城市的危机属于三级,县市一级的危机例如瓮安事件是四级危机,那么,中国最常见的是乡镇和村庄范围的五级危机,每年都有许多。这个分类依据的是块块,许多危机发生在条条里,如出租车行业,复员军人,但维稳的责任还在块块。

这些危机,其制度改革的价值和意义,可以由知识分子阐释提升,再通过网络传播,媒体强化,调动起大众甚至体制内某些权力的参与。一旦处理不慎,例如乌坎事件,就可能从五级升到四级。南周事件大概可以算做四级危机。四五级危机还有可能升到三级。在目前的形势和维稳体制之下,六四那种二级危机重演的可能性不高。

下边说说这个观点是怎么得来的。

我们先把中国的局势看作一盘棋,看看棋盘上的行动者的利益和动向,再推测他们的互动和未来走势。对这样一局棋,国际上的研究者通常称为后极权主义社会,但中国的后极权与变革之前的中东欧有一个重大不同,就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育多年,出现了许多新的行动者,例如民营企业老板——资产阶级和他们雇佣的无产阶级,还有庞大的个体小农。在这个棋盘上的主要行动者,至少应该注意七个。

一,官。二,农民。三,工人。四,国营企业老板。五,民营企业老板,资产阶级。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七,学生。

每一个主体都可以继续分,而且有多种分法。例如,官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还可以分为立法执法和行政,还有老人和新人。工人可以分为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农民工还有第一代和第二代。官方内部有分歧,民间也有大量分歧,但是,中国的核心博弈是官民博弈,

这盘棋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整体经济不景气,中国经济还在快速发展,去年GDP是51.9万亿人民币,已经世界第二,正在走向第一。但民主宪政的稳定性和优越性依然明显。自苏联解体后,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出现有竞争能力的替代者。

(2013年的GDP数值:美国15.8万亿美元,中国8.3万亿,日本5.3万亿,德国3.4万亿)

我们看看棋盘上主要行动者的利益和意图。总体来说,商量的,处于契约关系之中的,没有被剥夺感的,就是稳定的。处于强制关系之中的,有被剥夺感的,就是危机的发源地。

一,官。中国的统治集团。他们的公开承诺是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主要还是经济发展。发展的主要措施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究竟会不会主动搞政治体制改革,通常要在三中全会见分晓,但是,最近的一些讲话表明,政治体制不打算改。

中国具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官僚集团,经验丰富,善于学习,掌握着每年11.7万亿的财政收入(今年12.9万亿人民币),垄断着金融、能源、交通、电信领域的世界级大公司,垄断了医疗、教育和传媒行业,控制着全国的土地和矿产资源。目前,至少在表面上也是团结一致的。

如果政治体制不改,权力不受制约,权力还会继续扩张,侵犯其他社会集团的权利。这是过去十几年的基本发展趋势。权力越来越值钱,腐败越来越严重。
但是,即使是这个优势群体,内部也普遍存在不满。地方上的公务员,如《中县调查》所说,晋升道路被权势家族和买官者占据,买官,拉关系,对不这么做的人来说,就会有被剥夺的感觉。不满可造就遍地宋江。

此外,人大、法院之类的条条,也有被剥夺感,被压制,不公平。

在最高层,从重庆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对常委位置的竞争中,我们也能感觉到压制和不满的存在。这次最高权力交接出了很多危机,温家宝再次提到了路线斗争。尽管最后成功交接,但最高权力传承规则并没有让竞争者服气。

如果发展不如前十年平稳顺畅,分歧会更大,路线斗争会更加激烈,摆平也更不容易,解决问题的规则也更加重要。没有公平的规则,就会有被剥夺的感觉。

二,农民。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免税,种粮补贴。医疗和养老保障的水平低,但是建立起来了。农民提出的要求基本都满足了。从契约论的角度看,政府对农民没有明显的剥夺和压制。当然,强行低价征地是严重的剥夺,但比例不高,不足十分之一。这部分一直是五级危机爆发点,在找到合理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前仍然是。

三,工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随后群体事件大幅度下降。工资迅速提高。从契约论的角度看,基本没有剥夺和压制问题。九十年代的下岗问题已经通过建立社保体系基本解决。

农民工2.6亿,第一代农民工高度满意,感觉社会对他们是公平的。第二代我不熟悉,但他们未来难以回乡,房价太高,又很难进入城市,在工资连年提高时不会有大问题,一旦经济减速,失业增加,这是非常不稳定的群体。他们前途不明,有模糊的剥夺感,但是,似乎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经济要求。

四,国营企业老板。继续借助行政权力维持垄断,并且扩张垄断地盘,自己借用各种复杂的手段,把国有资产合法转入自己的腰包。小型企业已经基本转化为私营企业了,大型企业,据说还有40万亿可捞。他们是限制甚至剥夺别人权利的强势群体,一旦实现民主宪政,垄断地位可能不保。

五,民营企业老板。他们发财了,是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

但是他们普遍不满,交易成本越来越高,与官员勾结,但说他们吃相难看,通过移民追求安全。中小企业严重不满,税重,费多,各地敲诈勒索。国企侵占,垄断,机会越来越少。面对官员和垄断国企,他们有明显的被剥夺感。但是不敢组织反抗,一查税就死。软弱动摇,联想老板柳传志说,我始终软弱,从不动摇。
惹不起躲得起。他们个人选择的办法,移民的办法,缓解了压力,提供了替代办法,减少了正面对抗。

(数据:2012年民营企业1000多万户。投资者2000多万人,注册资本金超过31万亿,就业率80%以上。占GDP超过60%,国有企业税收占30%多,民营企业税收占60%多,投资主体主要靠民营企业。保育钧向记者介绍,从2010年开始,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份额发生重大变化。2011年民间投资第一次突破50%,2012年民间投资占62%以上,今后每年增长估计70~80%是民间投资。另外还有个体户3900多万)

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传媒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自由主义者,呼吁民主宪政。新左派影响甚小。毛左敢说,声音大,势力似乎不小,但讲不出道理来,只能在情绪方面影响底层民众。无论左右,只要是传媒、教育和法律领域的知识分子,在职业相关的自由方面都感受到明显的压制和剥夺,他们大概是中国社会最不满的群体。他们也比较了解世界上的情况,对民主宪政有更多的认可。

除了争取自身权利之外,在各级危机中,他们与官方大事化小的策略相反,通过各种传播手段扩大危机的影响,提高危机的制度意义,动员更多人群的参与,被看作麻烦制造者。

政府通过课题费拉拢了许多知识分子,与政府合作利益巨大,这是非强制性的诱导。很多人与政府属于这种关系。

七,学生。虽然中国有学生运动的传统,但六四之后受到严密控制,一直平静。每年有六百万人毕业,就业机会很不平等,要拼爹。如果经济不佳,就业困难,平等机会被剥夺的感觉就可能强化,爆发,喊出平等的口号。

以上各个民众群体,还有共同的不满。一对贪污腐败不满,二对假话空话和道德沦丧不满,三对两极分化不满,这三种不满的来源主要是官场,于是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仇官情绪,官民对立。事实上,按照中国刑法的起诉标准,有一种来自专业人士的估计说,贪官污吏的比例高达各级干部的80%。

官民双方也有共同的不满。对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的不满是共同的,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更是共同的,还有,无论官民,都缺乏安全感,都认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所以王立军要跑到美国领事馆里。正是由于自由和权利不受尊重,无论是官是民,普遍感觉缺乏尊严。

上述不满,都有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质量差,价格高的性质。一旦发生动荡,抗议,经过知识分子的意义阐释,很容易指向政府,指向制度缺陷,要求改变制度,要求民主宪政。

根据对棋盘上各个行动者的利益和动向的分析,可以作出一些判断和推测:

一,无革命的迹象。除了传媒方面的知识分子之外,没有重大的群体感觉到严重剥夺。对农民的强制征地,对民营老板的税费和敲诈,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不公平,公务员升迁的不公平,其比重和强度都不足以引发三级以上的危机。在维稳体制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尤其如此。

二,但是不满普遍存在,四五级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在知识分子的阐释和网络传播的帮助下,提升到三级也有可能。

三,按照惯例,一旦发生危机,从小型到中型的让步是可以期待的。官方的策略是提前介入,把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是,一旦危机出现,又会迅速做出让步,尽快平息事件,降低政治制度方面的意义。例如乌坎,南周,孙志刚案件,还有什坊、大连、厦门。如此积累下来,我们也会看到缓慢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可逆的。
让步积累多了,也可构成一次中级让步。未来十年可能出现诸多的三四级让步。孙志刚案件导致的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取消新闻事先审查制度,取消农业税和特产税,已经属于高级别的制度性让步。土地制度的让步,税收制度的让步,独立司法制度的让步,甚至违宪审查制度方面的让步,都是可以期待的。
如果处理不当,出现三级危机,如四五运动或四川保路运动那样的级别,政治体制改革就可能启动。如果出现二级动荡,大让步甚至启动政改几乎是必然的。

四,经济增速下行是难以避免的。未来三年会下一个台阶,四五年后可能再下一个台阶。经济下行,财政收入会有更大幅度的下行。但是社保体系已经建立,开支是刚性的。如果财政出现危机,福利支付困难,民众向政府要福利,就可能出现四级以上的危机。如果通过印票子解决财政危机,通货膨胀加剧,出现三级甚至二级危机的概率将大大提高。或者税收加重,失业增加,三级甚至二级动荡出现的概率也将大幅度提高。总之,经济下行,财政危机将把工人和农民推入不满的阵营。
财政危机将导致维稳成本难以承受,维稳能力下降,危机升级的可能性增加。
如果在某件大事上应对出现大错,引爆危机,那么,随时可能引发政治体制的危机。

五,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迟缓,权力不受制约,扩张还可能继续,贪污腐败,垄断寻租,各种变相的抢劫,官场人员的扩张,都会导致“抢劫率”逐步提高,引发不满和危机的概率也会随之提高。治标很难控制腐败的蔓延。

六,各种危机造成的问题主要是高层内部分裂。在三级以上的危机出现的时候,内部分裂的可能性迅速增大。中国有路线斗争的传统。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要下台,要丧失权威,替代者会出现,路线斗争于是伴随着人事斗争,还可能转化为规则制度的斗争,寻求大家共同认可的解决问题的规则,这就是民主宪政上路的时机。
在危机出现的时候,体制内的条条块块都可能乘机扩张。人大,法院,政协,谁愿意当橡皮图章?中国知识分子一再呼吁建立宪政审查制度,孙志刚案件时也有启动宪政审查条款的动向。一旦人大相应外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就发生了。政府,各地政府的人大政协和法院,他们在体制内的扩张,本身都具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
官员内部有各种利益追求。理想主义者虽少,总会有的。追求青史留名的愿望更加普遍。还有正路不通,想闯新路的。还有促进平稳转型以保住安全的。这些个人,是时机合适的时候,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七,如果一切平稳,经济下行导致的问题处理得当,均衡找到了,如胡温那样平稳度过十年也有可能。镇压提前,继续维稳强化,十年不改,有可能把问题留到下一个十年。
(但是,他们虽然无政改愿望,却有做好几件大事的愿望,反腐,作风,经济发展,都不能构成历史大事。做大事的主观意图还不明了。但当局未必甘心再混十年,比上一届的政绩更差,也未必能够再维持十年。这是主观方面的可能和未知。)

八,即使这十年顺利度过,新的换届,也会挑战最高权力的传承规则。路线争论和规则制度性争论可能出现。

九,即使各种危机都应对过去了,中国经济的增速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之间总要降下来,财政的好日子总要过去,那时国有资产的瓜分也差不多了,油水越来越少,麻烦越来越多,失业增加,财政危机,穷人要福利,富人抗税,内外危机越来越多,这时候,官僚集团会追求剩余的最大利益,就是财产和生命安全,他们会形成共识,以此为转型条件,开出和平转型的高价,在权力的控制下向民主宪政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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