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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文革的前奏

曹长青

 

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接生婆。共产革命在中国的胜利,跟五四有直接关系。所以毛泽东们一直歌颂五四,纪念五四。

即使近年有人反思五四,看出它促使共产党发迹的暴力倾向等,但由于中国知识界长期以来把当时的两场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混淆,笼统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倡导个体解放、思想自由,尤其是砸碎了禁锢中国人几千年的古文枷锁,开启了划时代的白话文历史,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所以就无法(也不敢)否定“五四运动”。

不久前我在“肯定新文化运动,否定五四”一文中提出,应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明确分开,因为这两个运动性质不同。新文化运动强调反对旧礼教、追求个人自由/个体权利,倾向英美的个人主义。而五四运动则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煽动民族主义,并理直气壮地在“反帝”等口号下,用暴力手段侵犯私有财产,在苏俄革命的群体主义轨道上。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从“火烧赵家楼”开始。学生因不满政府跟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冲进参与签订该条约、被认定是卖国贼的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赵家楼,殴打了被误认为是曹汝霖的外交官(致脑震荡送医),并放火烧毁了赵家楼。

赵家楼是私人住宅,被纵火烧毁,明显是侵犯私有财产的违法行为;而殴打外交官更是侵犯基本人权。即使官员有罪,也应司法审理,而不是烧屋打人。但这些违法行为,当时却在爱国名义下没被法律追究,甚至得到赞美。

这个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起点和标志,也最代表五四的倾向和性质: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以崇高正义的名义、以国家/集体利益的名义,不惜用暴力剥夺个体权利。这种思维方法和暴力倾向跟后来文革的“打砸抢”有惊人的相似性。

史料证实,“火烧赵家楼”不是一时激愤,而是预谋的。学生们事先准备了火柴、汽油,查到了相关官员的住宅地址,甚至找到官员照片,准备殴打,甚至暗杀。

当时也有人试图阻止放火,提出大火蔓延烧毁周围民宅(11家被烧)问题,但那个五四干将、首先放火的匡互生却反问到:“谁让他们与汉奸为邻?”如此恶棍逻辑居然占了上风,主导了运动。

火烧赵家楼不是偶然行为。五四时代的翻译家梁实秋回忆说,当时他是清华学生,也参加游行示威,当学生在街上演讲时,有三两辆汽车因不得通过而按了喇叭,愤怒的学生竟然把汽车给砸了。当时梁实秋也觉得这样砸汽车不太好,但他说,“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梁后来对此有反省)。

不仅毁掉私有财产,在那种气氛下,连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例如梁实秋还回忆说,他跟当时北洋政府的外交官章宗祥的儿子在清华同一个寝室。那些狂热的学生痛批章宗祥卖国,就去打他的儿子。他儿子感觉不好,早就躲起来,结果那些学生就把他儿子的床铺给砸了个稀巴烂,还把他儿子的衣箱东西扔得“狼藉满地”。章宗祥的儿子再不敢来学校上学,恐惧焦虑,不久就得病死了。

打人、烧私宅还不够发泄“爱国愤”。两个月后,学生市民又把济南《昌言报》给砸了,因这家报纸发表了批评学生的文章。《昌言报》前身《时务报》1896年创办,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之一。该报不仅被砸,报馆编辑还被捆绑起来、插上“卖国贼”牌子,游街示众。这不是文革的预演吗?那时候就给人挂牌子、定罪名、当众侮辱。

更严重的是北京《晨报》事件。因这家报纸发表了不赞成中国走苏俄革命之路的讨论文章(也登了赞成苏俄的),由共产党北方区领袖李大钊等领导的激进学生和市民就在游行示威之后,高呼爱国口号,高举“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的标语,包围了报馆,砸毁报馆的陈设,最后也是放了火,把整个报馆烧了。附近房舍,也因这场大火株连而“折毁破损甚多”。这已经是距离五四“火烧赵家楼”6年之后的1925年底,也就是共产党成立四年之后。

而在这前一天,这些“李大钊们”还砸毁了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的私宅(之前还抄了教育司长的家等)。章士钊事后记述: 群众狼奔而入,他家里的桌椅、书籍、器具等,都被砸毁(遇物即毁),最后剩下的东西也被扔进火堆(卒扫聚所余,相与火之)。据史料记载,那几年里,章士钊的家先后被学生查抄破坏三次。

面对这种无法无天,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却在给胡适的信中理直气壮地说,《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当时致信陈独秀,指责他说: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胡适悲观地预言,“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处了。” 果然被他不幸言中。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的起点。由于这两个运动都没有明确的终点,在时空上有交叉,而且其代表人物陈独秀又在两个运动中都是主将,所以多年来人们一直将这两个运动混为一谈。

但仔细观察,这两个运动的区别还是有迹可寻的:火烧赵家楼一个月之后,陈独秀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胡适接手编辑《新青年》。胡适的政治嗅觉是敏锐的,他察觉到李大钊们要在中国推行苏俄的共产主义,所以马上撰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谓少谈主义,就是少输入苏俄的革命,多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胡适跟李大钊就此展开辩论。《新青年》出版“杜威专号”,胡适介绍他导师的“点滴改良”的实验主义,用来抵制李大钊们鼓吹的苏俄式翻天覆地革命。这段期间,仍可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继续。

但陈独秀被释放后,就把《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到上海,并完全改变编辑方针,连续编发苏俄专号,传播共产主义,干脆直接做(胡适们所批评的)“鼓吹苏俄的宣传”,成为筹备中共的机关刊物(随后共产党成立)。陈独秀也由“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变成《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连任五届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变化,新文化运动的舆论号角(杂志)改调,使这场旨在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运动逐渐落潮。

尽管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偏离新文化运动的轨道,无视法律,用暴力践踏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明确地把这两个运动分开。究其原因,是没有意识到区分这两个运动、分清其不同性质的重要意义——是肯定追求个人自由、保护个体权利的价值,还是容忍(甚至推崇)用国家利益的名义、集体利益的名义而剥夺个体权利的暴行。前者走向宪政民主体制,而后者走向专制。

文革烧遍全中国的红海洋,毫无疑问是五四意识形态的继续。五四近百年了,自由中国尚不见踪影。从根本上来说,是“五四精神”(用“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名义践踏“个体权利”)不灭。所以,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宪政民主中国,应该从否定五四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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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1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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