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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后的人生选择:有人卑鄙,有人高尚

(美国)程 凯

 

「六四」二十五周年过去,今年「六四」,我除了参加我居住城市的各种纪念活动,还思索一个已经思索了很久的题目:「六四」后,人们都做了怎样的人生选择,而使有的人变得卑鄙,有的人变得高尚?

「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前,有故人从中国来,一见面就问我:你为了「六四」远离中国,流亡海外,由中年而到老年,值得吗?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如果「六四」后你不选择流亡,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自「六四」至今二十五年来,故人见面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这也是让我思索「六四」后怎样做人生选择的原因。

「六四」最大的改变,不是个人而是国家,让本来可爱的中国变得可恶。「六四」第一次使中共杀百姓名正言顺,于是丑陋与邪恶便在中国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常态。「六四」后中共展示了它与古今中外所有统治者的不同:毫无羞愧地蜕变成无官不贪、无恶不作的权贵集团。它只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就让民族精神沉沦,国家不再伟大,人民不再善良和正义;让天空弥漫雾霾、土地浸透毒素,江河污水横流,让人们吃地沟油和化学物制作的食物。

国家改变,国民则面临人生选择。我看到政论家胡平几年前为纪念「六四」写的一篇短文,文中讲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六四」后曾激愤的要宣布退党,走在路上被人劝说几句踌躇不前。后来王晨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和社长,如今更是扼杀中国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元凶,是撒弥天大谎的《中国人权白皮书》的炮制者。王晨是在「六四」后前去退党的路上停住脚步的一瞬间选择了自己的后半生。还有人人熟知的歌唱家李双江,「八九民运」期间曾想去天安门广场和学生一起绝食,后被人劝阻而没去。如果他去了,「六四」后成为中国的政治异议者,那么他就选择了高尚,放弃了卑鄙,不至于二十五年靠讴歌中共的盛世来换取一个文艺将军的头衔和待遇。

过去同事中老实人的选择

我二十五年前的同事,现任党报社长,二十五年前是一位老实人,他参加了「八九民运」首都新闻界的游行,喊出「我们想说真话,别逼我们造谣」的口号,但「六四」后,他升任代表中共说假话、欺骗、造谣、愚弄国人、愚弄天下的党报社长。「六四」前的《人民日报》,历任社长、总编,不乏有高尚而勇敢的改革者,不乏有维护知识份子的尊严与良知者,「六四」后却一个都没有。

我的另一位同事,「六四」后当上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执行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他的后半生几乎所有精力都用于污蔑、中伤受全世界尊敬的达赖喇嘛。几年来一百多位藏人自焚,任何人都会动恻隐同情之心,他却屡屡对自焚藏人出言不逊,穷凶极恶,丧失了做人的良知。他过去是一位老实人,他的今日,也是「六四」后自己作出的选择。

每年「六四」,我思索「六四」改变人生这个题目,也会想到自己。我想的是:如果我不因「六四」而选择与中共决裂,那么我二十五年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我当然会是中共权贵集团中的一员,我不敢保证自己不会成为贪官。其实早在「六四」前,当我手中掌握了一点权力,就有人教我贪污受贿,那是一笔三十万元的款子,我没有接受。事后我不禁想:如果这笔款子是三百万、三千万,或者更巨大的诱惑,我还能抗拒吗?「六四」后,既然无官不贪,官员不贪才是问题,不贪的官就官位不保,甚至被送进监狱。即使不涉金钱财富,「六四」后我仍掌管媒体,也必然与王晨、杨振武无所区别。

庆幸享有高尚、远离卑鄙的圈子

因此,每年「六四」,当我和大家一起谴责中共「六四」暴行,悼念「六四」亡灵,同时我也要庆幸自己「六四」后的选择:那也是在一瞬间,我决定离开可恶的国家,换一个人生,换一个活法,使得我有可能与高尚为伍,而不曾卑鄙。二十五年来,我养活自己和家庭的每一分钱,都靠辛勤工作挣得,干干净净,花得心安理得。贪污、受贿、侵占、掠夺、欺诈,中国盛行的这些人类最低劣的行为与我无关。我虽然从未生活富裕,有时甚至拮据,但精神却自由愉快。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全凭自己的心恣意写成,不必顾及有人审查,不必担心被捕入狱。作为以文字来表达自己的知识份子,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生活更福气、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人生更快意。仅此,二十五年的流亡生活便很值,这也是我每当故人提问,我理直气壮的回答。

二十五年来,我的生活圈子,我结交的朋友,也都是享有高尚、远离卑鄙的人,包括一个个流亡知识份子,包括一个个流亡学生领袖,还有与政治流亡者共同进退的海外华人。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朋友方政:方政「六四」前是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生物运动力学专业四年级学生,是一位学生党员、团总支书记,如果没有「六四」,他也许会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中的一员。一九八九年方政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六四」凌晨,撤离天安门广场,走在西长安街上,解放军的坦克从后面追赶上来,他本可以躲开,但他的选择是:为掩护一位女同学而被坦克辗断双腿。「六四」后,方政继续做自己的选择,拒绝为中共掩盖「六四」真相,决不承认自己的双腿是在交通事故中失去。为此他宁愿付出巨大代价:不能享有残疾人的福利,不能就业,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生活无着,甚至更换破损轮椅的钱都没有。一九九九年,方政经旧金山「人道中国」组织的救助来到美国,他继续从事中国民运和人权事业,担任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和「天安门民主大学」董事会主席。方政也是「六四」选择人生的典型,他拒绝卑鄙,选择了高尚。

中国五千年来没有任何事件,像「六四」这样,根本改变了国家和国民。国家「六四」后的选择:要么堕落,要么重生,不幸的是选择了堕落;国民──从元首党魁,到作家教授,到工农士商,「六四」后的选择:要么卑鄙,要么高尚,不幸的是选择了卑鄙,即使不是所有人,也是很多人。

二○一四年六月五日
注:作者为前《人民日报》记者、《海南日报》总编辑,现旅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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