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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平:革命可能发生在任何一天

 

我个人认为对于中国,2011年之后,和平的宪政民主转型已经没有可能。只有革命一条道路。只是现在尚不知道会以何种方式发生革命,革命的过程和结果会怎么样。


六四25周年前夕,加拿大《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纳森-范德克里普(Nathan Vanderklippe)采访了加拿大华人、《变局策》一书的作者李一平,这位香港黄雀行动的最后获救者认为“经济衰退是革命的极好机会”,它“不仅属于职业革命者、属于像他一样经历过天安门屠城仍坚守理想的人,更属于对社会不公心怀不满的新一代普通中国民众”,他相信在中国,革命“非常、非常接近,从理论上讲,革命可能发生在任何一天”。

在以《谁将奋起反抗不公?》为题的六四纪念文章中,范德克里普向加拿大读者介绍了这位中国流亡者的经历。25年前,李一平走在天安门附近的街道上,衬衫上浸透着抢救同学时沾染上的鲜血。如今他居住在离温哥华不远的萨里市,以销售丰田汽车为业。自1997年移民加拿大后,他在石油大省阿尔伯塔做过电缆工,还在温哥华的餐厅洗过碗。

但时空变迁无法令他忘却1989年的6月4日,这一天中国军队的坦克闯进了天安门广场,屠杀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学生和民众。多年来,他一直在晚上和周末勤奋工作,致力于推翻共产党的独裁,勤奋工作的硕果是他出版了200页的《变局策》一书,为中国革命描绘蓝图。

这本被称为乱世奇书的作者李一平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两年半岁时,全家因父亲冒犯地方领导被遣送到偏远山村去忍饥挨饿,十年后才被允许回到长江边上的家中,这一经历使他失去了童真,他说“如果你经历过那种生活,你就会知道这个社会肯定有问题。”他曾在求知欲的驱动下用省下的半个月早餐费买了卢梭的《忏悔录》,后来更以湖北省高考状元的成绩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当时这所中国最高学府还是自由主义思想的避风港,他在学校图书馆里阅读卢梭、伏尔泰,约翰•洛克和希腊哲学家们的著作。他十分惊喜地发现“人人生而平等!”,李一平说:“它是如此简单,西方思想击败了中国体制下所有的错误观念。”

1989年,22岁的李一平参加了游行抗议和绝食。 6月3日晚上,坦克在天安门广场横冲直撞,学生们在木樨地设立路障,并点燃了一辆巴士。李一平当时正骑着自行车,听到枪声时还认为是橡皮子弹,但很快他就看到了军队大屠杀的真实场景。他把伤者抬上救护车,起身向军车投掷石块,一名士兵举枪瞄准他,子弹打在他身后的墙上。

那一晚改变了他的人生。在获得法律学位后,他没有去干本行,而是走遍全国去唤醒农民和农民工。1994年,他和同伴遭到当局镇压,有人被抓进监狱,李一平躲藏了一年,经过黄雀行动的营救逃到香港,30岁时辗转来到加拿大。

在学习英语和洗碗打工之余,李一平一直在思索如何推翻这个朝他开枪、逼迫他逃离祖国的政权。他以少年时认真阅读法国哲学著作的严谨态度,研究了发生在韩国、菲律宾和东欧的革命,密切关注阿拉伯之春,发现 “他们大量使用的互联网战术,在中国完全可以效法”,中国政府监控即时通信,严格审查舆论,关押任何被它视为危险的人,但由于不能彻底关闭社交媒体,审查制度并非没有空子可钻。李一平说:“在他们删除之前,信息已经扩散。”

首先获得传播的是他在《变局策》一书中的言论,这本书可以在网上阅读,也可以在香港购买,在中国大陆也流传甚广。李一平的策略无声地对中国产生着影响,尽管不知道确切数量,但人们正在结群,一旦群体开始协调如何推翻政府,自然会诞生领袖。李一平说:“我们可以在全中国编织一张网,有权力无中心,每个部分都可以单独运行。今天的中国犹如‘干柴’,只需一点火花就会燃成烈焰,中国人奋起反抗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一天如何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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