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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游民意识的影响是全民性的

 

王学泰,1942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著名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水浒与江湖》、《重读江湖》、《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中国饮食文化史》等。


对社会影响最大的还是游民

主持人:今天做客演播室的是王学泰老师。我们聊的话题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您曾提过三类脱序人群:游士、游侠、游民,这三者的区别在哪里?

王学泰:游士产生得比较早,春秋战国以前,中国贵族阶层是分等级的,基本分为四等,第一等是周天子,第二等是诸侯,第三等是卿大夫,第四等是士。在贵族社会中,这些阶层都是固定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由于士的数量比较多,又处于贵族阶层的最底部,国家或被消灭,或被兼并,使得这批人成为游士,在各国之间流动。春秋时代,游士的数量还不算太多。战国时代,原来的一二百个小诸侯国,变成十几个,最后变成了七个。这时候的游士是指脱离了原来贵族秩序的士。

至于游侠,它的产生跟“礼崩乐坏”也有关系。单个的游士,当他跟别人一抱团,就变成了侠。原来没有单立人的“侠”字,就是“夹”,一个大人夹着两个小人。游侠就是指这些能抱团的、能招呼人的人。

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中,所列的游侠主要指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等,认为这些人是游侠。后人很难理解,这些人是高等级的贵族,他怎么成了侠呢?实际上,司马迁是从游侠的原始意义来看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些人都有追随自己的人。孟尝君、信陵君等人养客,多的一千多人,少的好几百人,他们手下有无数贤者,既有文人,也有武士。他们就成为了游侠。

有人认为游侠必须是武功高强的,的确,在战国时代,社会生存的法则是丛林法则,一个集团要生存,必须具备一定的武力。所以游士本身既能文,也能武。由于这些游侠有人追随,必然要跟主流社会有所冲突的。因此,最早的“侠”是带有反主流社会的色彩。

司马迁谈到“侠”的时候,提到四点,即有人追随;对于主流价值的不认同;能帮助人;注重然诺,比如信陵君窃符救赵,当时赵国被秦国侵略,都城危机,平原君责备信陵君不去援救。可是魏国国王害怕秦国,不愿意救赵。作为魏王之弟信陵君处在两难之中,救赵,他手中没有军队,只有几百门客;不救赵,则失去游侠的英名。后来信陵君用侯赢之计,窃符救赵,实践了侠客的许诺。

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特别指明,游侠一定是能够帮助有困难的人,不是那些结成团伙欺侮普通百姓的人。游侠只存在于贵族社会解体之后,而集权社会还没有形成之前的过渡阶段。在高度集权的国家,游侠是不可能存在的。集权社会的社会结构自上而下的垂直统治,而侠是一种带有自发性质的横向结合,它的存在就是集权社会的解构力量。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做了很多打压游侠的工作。但是,那些游侠仍然潜伏在社会底层。社会一动乱,这些侠马上就起来了。陈涉吴广只是首先发难的人,真正把秦始皇灭了的,是各国的贵族,还有游侠,《史记》中描写的汉初人物,许多是有游侠身份的,张良、韩信、陈平,他们最大的兴趣就是交朋友,即横向结合。

专制社会力求权力集中在高端,游侠从组织方式到行为目的都是反集权的,自然为皇权专制所不容。例如汉武帝时把富豪迁至首都附近的茂陵以便监督管理,游侠郭解名气很大,个人财产并没多少,不符合“豪富”的条件,当地官吏怕上面责怪也把他列入迁徙名册。大将军卫青向汉武帝为他说情“郭解家贫不中徙”武帝说“他一介布衣有大将军为他说情,他必定不贫。”从汉武帝的口气中可见,他对游侠人脉的厌恶。汉武帝掌权时,把游侠基本都消灭了。《汉书》中虽然有《游侠传》,但除了抄《史记》中的一些人物外,汉代的游侠只是依附权贵的政客而已,没有为朋友两肋插刀,也没有帮助社会上的弱者。正如司马迁在《报少卿书》的时候讲的,有了苦难才想到朋友的可贵,可是当时已经没有重义轻生有侠风的朋友了。

中国有两个游侠时代,一个是秦末汉初,一个是初唐盛唐。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社会很像战国时期,特别是北朝。它是少数民族为主的社会,他们尚处在原始社会刚解体时期,进入了类似西周的贵族社会。当然,那种贵族社会是极不稳定的,唐王室本身就具有胡人血统,唐代的游侠之风与秦末汉初不同,他们的重朋友、轻生死与开疆拓土、追求立功封侯结合起来了。

主持人:宋代呢,比如《水浒传》中描述的那类草莽是否算是游侠?

王学泰:《水浒传》中真正接近游侠的只有鲁智深。他很倒霉,为了金家父女,官做不下去了,后来做了和尚;为了林冲,和尚也做不下去了,只能上山。他的牺牲都是为了他人,这才是“侠”,其他人就不是。他们都是为了个人恩怨奋斗。

最早的游士、游侠是脱序的。后来的主流秩序中,读书人的晋升之道是读书以后,通过科举考试做官。有的人不走这条路,靠着医术,或者算命、看天象谋生,每个朝代的末期都有一大批读书人,从社会解体中走了出来,游荡于各个城市之间,凭着自己的智力谋生,我们也称之为游士。

说到游民,中国古代社会组织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自发组织的宗法社会,另一种是行政统治、管理。自古以来,中国的行政管理系统都做得非常好。从两汉以来的户籍制度就可以看出来。一般老百姓都受到双重控制。从宗法角度来说,他是宗法人。从行政控制角度来说,他是编户齐民。二者都是在控制人口的流动。有的人一辈子没出过村子,我小时候回老家,有的老太太连县城都没去过,这种人很多。

人们就像一棵树似的,被栽在一个地方。有一天,由于天灾人祸,有些人从宗法中流离出来,这种人被称为游民。

主持人:这三种人中,哪种对社会的影响更大?

王学泰:很难说。在不同时代的展现有所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先秦,宗法统治和行政统治是一体的,国家管理是以土地的分封为基础的,又以血缘为纽带。秦朝统一天下之后,这种秩序被打乱了,从分封制到了郡县制、流官制度。这套体制下,普通老百姓是编户齐民,这主要靠行政管理。宗法往往跟氏族田园结合起来。两汉、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大地主庄园非常多,而且这些庄园跟宗法制度并存。

经过唐末到五代十国的百余年战乱,基本把豪门大户消灭干净了,宋代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宋代有两个特征,一是不立田制。唐代以前的每个朝代都有由朝廷颁布的田制,如井田制、屯田制、占田荫客制、最著名的是北魏和唐代的均田制。国家给每个丁男100亩地,20亩永业田、80亩口分田。

宋代不立田制,原因是宋太祖统一天下之后,南方诸国受的战乱破坏不是太大,而北方战乱时间长(从唐末到宋一统近百年)受的破坏极大,弄得北方地广人稀,荒田极多。无产的流民爱种多少地就种多少,没人管。南方连户口制度都没受到破坏,原有土地所有关系保留下来了,就没有立新的田制,改变土地所有制关系。

二是不抑兼制。朝廷立了田制,就要保持,不让它变。但在当时土地是最佳的可以保值升值的财产,谁都想要更多的土地,有权有势者不断地兼并土地,跟中央皇朝做斗争。中央皇朝则不断地抑制兼并,但怎么也抑制不了,连和尚、道士都有很多的土地。

到了宋朝,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因为生产发展了,朝廷对待商业的态度改变了,放松了许多管制,宋朝的军需品送达都是通过商业操作完成的。虽然,宋代由国家经营物品种类很多,但不排斥私人经营。如盐、茶、香料等都是由国家经营的,如果商人能把军需品运到边州,当地军队会发一个券,可以到异地提取盐、茶等国家专卖物品来经营,这个就算报酬。这种制度称之为“入中”,它大大活跃了交通运输和商业。宋代重视商业,一些文人士大夫做官也不忘经商,在时也都做点买卖习惯,全民经商。

与此相应的是土地的流转速度也变快了,货币在日常生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宋代货币的铸造量是唐代的10倍以上,这还不够用。怎么办?便用铁铸钱。后来铁钱也不够用,于是发明了“纸币”,当时称作交子。这种变化在土地上也表现了出来,土地流转特别快,辛弃疾曾生动称之为“千年田换八百主”,宗法农民随时可能失去土地,变成游民,因为有钱人都想置办点土地。

台湾的一位学者龚鹏程,他认为中国的农民都是游农。中国农业的确是有游农时期,比如商代,这种游农是粗放的农耕与游牧相结合,当时地广人稀,放牧场地与耕种的田地有条件不断转移,甚至连国家政治中心也跟着更换,《尚书•盘庚》中就说“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周民族是靠农耕起家的民族,农业耕作远较商朝发达,周朝取代殷之后实行井田制,并以宗法制度与行政建构结合的形式控制民众,此时是“无旷土,无游民”(没有闲置的土地)时期,此时的农民是被控制在固定的土地上很少流动的。

对社会影响最大的还是游民,在不同时期,他们都留下一些事迹。因为游士、游侠,只是短暂地存在过。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特殊、性格鲜明,又为上层文人知道,他们的事迹又比较精彩,常常被史家或文人形诸笔墨,因而会给人以他们对社会影响很大的印象。

另外,虽然历代都有游士,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人主,但中国的士人跟高层政治接触,大多情况下,还是走正常渠道。汉代是察举制,后来是科举制,游士起的作用非常小。

游民,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社会底层人士。他们不一定从宗法中解脱出来,但他游动起来,经历得多、见得广,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也可以说带有游士的色彩。比如刘邦,他还有的小职务,可是,他与当时的游民接触很多,好交朋友、不务产业。他也没从家庭中脱离出来,有时还依靠家庭,在家里吃饭。不仅自己吃饭,还带朋友到家里吃饭。他嫂子有时候不耐烦,不给他做饭,有一次,他带了一帮朋友到大嫂家吃饭,大嫂一听见他的脚步声,就洗盆刷碗,把锅敲得山响,表示饭已经吃完了。刘邦做了皇帝后,兄弟、儿子都封侯了,唯独不封他大哥的儿子。他爸爸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大嫂不是仁厚长者。连这么小事他都记得,刘邦行事处世的方法真得有点像社会底层的游民无赖。

研究游民问题,更重要的在于考察社会底层民众对社会的思考,他们在社会变动中行事方式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动。他们与主流社会有不同的思想意识,这不仅影响到当时的社会,还对后人有影响。游民爬上统治阶级的现象不少见。中国改朝换代的时候,有两类人最活跃,一个是西北地区与北方地区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另外一个就是底层游民。二者都不受当时的制度观念束缚。

举个当代的例子,山西省有两位著名的劳动模范,一是西沟的李顺达,一是闻名天下的陈永贵。前者是典型的中国农民,每天想的都是“山上绿油油,牛羊遍地走,走路不小心,苹果碰住头”;而后者就有过游民经历,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卖妻鬻子把六七岁陈永贵带到大寨,为了生存,陈永贵学过打烧饼,走村串巷,有过许多人生经历。他善于与农民打交道,处理问题的方式往往很有技巧。毛泽东说永贵“每年都有个新套套”处理农民问题。在大寨他是外来人,大寨的大族是贾家。为什么他能做两面村长,参加维持会?有人说他是汉奸,我不赞成。在日本人统治之下,谁去与日本人打交道?打交道的都是汉奸?未必。一,陈永贵在大寨属于孤门小户,日本要村长,大寨中的主流家族如贾家就不愿意去,自然他这位能说会道的陈永贵就被推举出来。其次,他在村里最穷大胆,有处世经验的、又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他也能出来干这个事。建国后他的发迹也与其善于处世的能力有关。底层人要想上去,有无文化是次要的、必须有丰富的社会知识、有跟各种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方法、又能灵活善变(陈永贵后来的“坚持”是因为毛主席把他搞的一套肯定下来了,其本人对毛怀着无限感激,把这一套固化下来,因此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他反而不能应付了外界的变化了)。这些正是老实农民李顺达所缺乏的。

这些人的故事,以其独特往往是作家们写作偏爱的对象。鲁迅笔下阿Q,就是一个游民,他连姓什么都不清楚,但是,阿Q精神却具有国民性,也就是说游民意识的影响是全民性的。阿Q是游民奋斗失败的典型,金庸的韦小宝则是游民发迹变泰的典型,他有着更多的拥趸。

汉武帝是皇权专制社会最聪明的政治家

主持人:刚才您多次提到中国的宗法制度,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宗法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

王学泰:“宗法”这个词是在宋代产生的。之前的提法是“大宗”、“小宗”;“宗子法”这个词是张载提出的,宗子就是宗族的族长,宗子法就是关于宗法设置的制度。最初宗法制度是自然形成的、宗政一体,两汉至隋唐是依附豪门世族,经过了唐末及五代的战乱,南北朝以来的豪门大族扫地以尽,“宗子法废” 谱牒零落。宋儒为了“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倡导重新建立宗法,并对宗法制度做了新的设计。两宋及后世的宗法与以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设计”。例如,前世宗法中宗子就是“嫡长子”,这是一条铁率。可是宋儒的设计包括“宗子不善,则别择其次贤者立之”。

宗法是靠血缘关系,把人组织起来的一种形式,也是人类比较早的团体社会组织形式;最早是以女性血缘关系为基础(现在纳西族摩梭人仍有遗孑),后来变为男性血缘关系。宗法团体不仅要保护本族的人,还要控制本族的人。其意识形态基础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不是哲人苦思产生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所以儒家思想才以孝道为根本,仁、义等观点都是从“孝”中引申出来的。

西周时期,一个小的国家,只有几万人,基本上是一个姓氏的,儒家思想未必不是一个好的治理方式。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成一个有两千万人口和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大国,儒家的“以孝治天下”便不灵了。第一,儒家思想是宗法社会的产物,而秦以严酷的皇权专制扫荡了宗法亲情;第二,儒家“五伦”“五常”处理的都是熟人社会的问题,大家都是一个血统,相互间都认识。仁义礼智信调节的都是熟人间的问题,儒家特别讲究“耻”。耻就是止,知道该做的是什么,不该做什么,过了这个界限就是不知耻。但是,人也有动物性的一面,需要延续生存,得考虑到自己的合理利益。什么叫合理,什么叫不合理?这个界限很难断定,儒家把它定格在“礼”上。当自利的成分突然被放大后,就有可能超越这一界限,这就叫不知耻。在陌生人社会,越界也就越界了,但是熟人社会不行,低头不见抬头见,怎么好意思呢?

因此大一统之后的秦始皇完全采用法家的理论来治国。法家思想的治理不考虑对象,所以它是治理陌生社会的理论。不管动机如何,只要越界了,就要处罚。熟人社会绝不会这样,管理者还要考虑个人动机、身份等等。

秦朝十几年就亡了。汉初统治者和士大夫思考这个历史经验,强大秦国好像强大无比,所向披靡,然而“二世而亡”,就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认为法家思想打天下是可以的,但治理天下,还用法家就得倒台。汉朝是秦制楚文化,使用的是秦朝的制度,但文化意识基本上是楚国文化。打天下的基本上都是楚国人,然而,法家与道家在思维方式上有共同点,因为“秦制楚文化”可以并行不悖。

到了汉武帝,开始实行外儒内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什么他要引进儒家思想?有两点最重要:一,儒家比较好听,“仁爱”的提法让人觉得有温情感。因为农业社会毕竟是人情社会,这种温情感容易被民众接受;二,尽管国家不用儒家迂阔一套治事,但底层还是宗法社会,还可以用儒家的方法管理。为了节省统治成本。所以用了儒家思想,既是为了面,也是为了里,“里”主要是指基层的自我管理。汉武帝的方法非常聪明。两千多年来,中国基本上都是用汉武帝的方法,应该说,汉武帝是皇权专制社会最聪明的政治家。

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成本特别低,明清两代,一年的收入是三、四千万两银子。那会儿打一场仗就得一千多万两银子,《南京条约》就花了清政府一千多万两银子,而国家一年的收入只有三、四千万两。到了光绪时期,社会财富才多了起来,达到1亿两。这么点儿钱,怎么统治全国?基本上是靠自组织的社会,为国家省了很多钱,也不会出大事。只要宗法制度不解体,就不会出现大乱子。宗法的制度以周代的礼俗作为黏合剂,它是非常牢固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没自组织的社会,都由政府包办的,得花多少钱?我听说,有的镇都要改市了。原来有县级市,现在还有镇级市。为什么呢?做市长比镇长好听啊!一个市的官员肯定比一个镇多,统治成本大幅度增加,现在经济在发展,情况还好,如果经济突然不增长了怎么办?

主持人:提到宗法组织,不得不说到古代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得一大批没有做官的知识青年回到农村,成为了乡绅,现在,有人把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比作是科举,您认为这两者有什么异同呢?

王学泰:汉代,想做官是察举制度。曹魏时期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度,东汉中叶以后,人们都好评论,曹操干脆就把对人的褒贬分为九品,按照品级授官。南朝期间九品中正制度腐化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隋代发明了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在唐代始有详细的记载,但后人看来唐代的科举制度还不完善。今人都以为科举制度是“考官”的方法,实际上它是“考士”的办法。古代人分四等:士农工商。但这四等不是固化的,可以变更,人们拥有了士人的身份后才能做官。科举就是使“农工商”变为士(隋代和唐初工商出身不许参加考试,中唐以后废除了这个规定)。

在唐代,中了科举还要通过关试铨选才能做官。西周时期,是贵族社会,士既是身份又是官;但这个贵族社会不完全僵化,不同等级间的人员也有小小的流动。它有一个开口,认为“农人之秀者”可以提升为士,到官府之中担任抄抄写写的“吏”,并根据资历和能力提升为官。也就是说农民中特别聪明的、好学的人,可以参加到官吏队伍中去。最初是做小吏。唐代的考试制度是年年考,但每年录取的只有一二十人。考试也不完全凭卷面说话,还需要有荐举者,受到长安城里有声望人的推荐才有考中的希望。王维就是公主荐举的,结果得中。

科举制度真正的完善是在北宋初年。它的表现,一是密封制度,将卷子封上,评卷人根本不知道卷子是谁写的;二是誊录制度,无法判定笔迹;三是回避制度等,考官如有亲戚参加考试应申请回避。欧阳修一次主持科举考试,读卷时,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这篇文把古人的“功疑惟重,罪疑惟轻”道理说得十分透彻和生动,欧阳修特别欣赏,以为这是自己的弟子曾巩写的,他怕别人说闲话,就给了个第二名。发榜后,他见到真正作者苏轼说,要按我的意思,这是第一名的文章,但我以为,这是我学生写的文章,所以没给第一。又垂问“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法官三次判死刑,尧三次要求赦免)出自何典?苏东坡大大咧咧回答“想当然耳”。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笑话。但从这个例子上也可以看出,主持考试的人根本不知道答卷的作者。

宋朝的科举制度,完全凭卷面说话,三代没有做官背景的人也可以进入统治阶级。这跟唐代有很大的不同。

宋代社会的平均文化水平要比唐代过出许多,除了政治与社会的原因外,物质因素也很重要。例如印刷术发展了,纸张便宜了,书籍易于得到了。特别是纸价。宋代的纸要比唐代低很多,因而写诗作画的人多了,一些随意的写作大量出现了(如笔记、诗话、日记等)。在唐代因为纸贵,一些书法家练书法都不在纸上,如怀素是写在僧院的芭蕉叶上。杜甫的好友郑虔是在慈恩寺储存了两屋柿子叶,用以练字。宋代,书更容易找到,纸更容易买到,可以在纸上写东西,可以让自己的东西流传于世。北宋吴可在《藏海诗话》中记载当时的诗社,其中就有手工业者、小商人、甚至“屠沽之人”(卖酒肉的)参加。这说明了当时文化普及的程度。

另外,宋代的科举考试把选士和选官一体化了。唐代选的士还得通过考试才能做官,而且,五品以下的官,隔三年就得重考一次,非常麻烦。到了宋代,只要考中,马上就可以授官,这使得民众一窝蜂地涌入科举制度,拉动了教育的发展。这种科举制度也害了中国,有点知识文化的人都把心思放到文章排比上去了,却鲜有人对科技有兴趣,不像欧洲,很多贵族都对物理、化学、数学和机器制作投注了很大的精力。

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很大,尤其是大化革新之后,很多日本人在学习中国,唯有两条没学,一是太监,二是科举制度。在江户幕府时期,有朱子学、阳明学、兰学、国学(古学)等。江户幕府的统治思想是朱子思想,这和明清统治者一样,但也允许异见士人在幕府中活动,各个藩的学说也不一样。中国到了宋代以后,学说体系很单一,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阳明学在中国产生后,只兴盛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在清代被打压了下去。但是,阳明学在日本非常火,因为它没有科举制度,士人不必按照幕府倡导的思想确定自己的信仰,他们受教育、读书更多的是凭个人兴趣,而非功名利禄。

兰学就是从荷兰传来的欧洲的医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最早的兰学就是十来本书,其中有2本语法书,在兰芝堂念书的人,要把语法书背熟了,然后再学从荷兰传入的物理、化学、医学的著作。中国相关领域的词,都是从日本那里转贩来的,如现在还用的“神经”“软骨”等等。日本没有科举制度,反而拉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日本毕竟是东方,也有专制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制度。战国时期还好一点儿,江户幕府建立以后就开始闭关锁国,外国的东西传不进来,兰学还是一二百年前传入的。另外,德川幕府对天主教特别忌惮,不让西班牙、葡萄牙人来传教。英国、荷兰是新教,只做买卖,不传教。闭关锁国制度,使得日本人知识面受到局限,但没有科举,思想不能定于一尊,还比较活跃。尽管它是集权,但它有很多藩国,各藩中也有不听话的,特别是外样大名中的强藩(萨摩藩)主动引进西洋之学的。林则徐让魏源写《海国图志》,目的是使大清国的统治者与士人对于世界的情况有所了解,可是此书在中国没有流行起来,到了日本马上火起来,短短数年中就有二三十个版本出现,对于明治维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与它的思想活跃有关。

科举制度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于皇权专制的强化。皇权不仅专制老百姓,也控制臣僚。做官既久,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大臣。虽然在理论上皇权专制下只有皇帝有权,臣子的权是皇帝授予的,但握权既久,久假不归,必然让皇帝感到威胁,所以皇权专制社会要不断地更换大臣,不断地起用小臣代替大臣。怎么替换呢?西方的领主也懂得这个道理,比如用他周围的仆人马弁之类(日本也有这个问题)。我们称之为“佞幸便嬖”之臣,很为人不齿,如弥子瑕、董贤之类。后来建立了一套科举制度,制度化地选拔“人才”,从民间求得贤人代替大臣,这既有选贤任能的名声,又驱除了身边的大患,一举两得。难道科举选拔出的一定是贤人吗?甚至也未必是饱学之士。但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选上的,大家全都佩服,老百姓也佩服。

河南曲剧有一出戏《花亭会》中的唱词有“高文举中状元名扬天下,游三宫和六院帽插金花”唱遍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可见“状元”受人追捧的热况,这与清代统治者清朝中状元的人会被授予各种荣誉,皇帝娶妃嫔的时候都是从后门--神武门进宫,除了皇帝以外,太和门以外正门唯有在宣布皇榜的传胪大典后新科进士、状元能走,赋予进士极大荣誉,为民间所羡慕。直到现在,状元这个词仍然很流行。老百姓佩服在公正无私的条件下凭自己能力考出来的人,这样人做官可能没能力,甚至成为贪官,人们都能有几分谅解。像《水浒传》中的高俅,他也是游民出身,市井无赖,喜欢踢球,而且踢得不错,其实108将中这类人不少,但作者为什么把他树为《水浒传》中的一号反面角色,竭尽贬低丑化之能事,除了他迫害林冲、与梁山为敌外。更主要的,他是非制度化产生的官员,不是凭文章或者武功,只凭会踢球,这位广大民众所不齿。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的设计,最大的追求就是平等性,选用八股文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现在公务员考试,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题目,难以评论。科举考试与它不同的是,只要参加过一次考试,不管考得怎么样,考生就官府中有名了,换句话说,县学就可以管他了(平民只归县官管)可以说是自己“业儒”了。没参加过考试的,再饱学,也是布衣,或说是布衣隐者。参加科举考试就把一个人的身份确定下来了。跟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完全不一样。

领导造反是一个技术活

主持人:在中国,尤其是清末以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造反、革命的人往往不是那种最穷、最苦最过不下去的人,比如蔡元培、毛泽东等革命者,都是“家有恒产”的,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王学泰:领导造反是一个技术活,得靠两点,第一,你得有知识;第二,即使没知识,也要人情练达、洞明世事。也就是过去说的“世事洞察即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近百年,为什么革命那么多?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有科举制度的时候,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自学起家。用一个比喻,此时的知识人是手工业生产的。1905年,不仅废科举,还兴学校。学校是工厂化的生产知识人。一个小学每年能培养一二百个人,更何况一个县里不止一所小学。当时一个县里有四五十个秀才就是很多的了,一办学校,每年就能生产成百上千的秀才(当时把毕业的小学生视为秀才、中学视为举人)。西方办学校有企业承接,中国废除科举,办学校,没有企业承接,培养出那么多的知识人,没有考虑他们如何就业。这样培养出的高级人士像陈独秀、李大钊这类,他们毕业后,游走于达官贵人之间,写文章鼓吹变革。底层的知识人去干什么?都去当小学教员?没那么多小学生可以教,于是造反、搞革命也是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种选择。清末民初上“洋学校”(维新后办的新学)比以前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到私塾中去开蒙花费大多了。家里没有钱哪里上得起学?

近百年的社会革命比较多,当然,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阶级矛盾是主因。但是,社会上活跃着一帮人,他们有点儿文化,放大社会的不公正,说给老百姓听,启发百姓自觉意识,也很重要。革命、造反有一帮人提倡就与自发的大不一样。近代造反本身成了一种职业,用列宁的话说,我们是职业革命家,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职业是什么?是谋生的手段,但给你的东西对不对,他不管。就像卖牛奶似的,为了检查过关,在奶中加了三聚氰胺,但他就是卖奶的,至于你喝了以后怎么样,这在销售链如此之长的工商社会,操作者是很冷漠的。如果养奶牛的就是你的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给你兑三聚氰胺的可能性就小很多。

科举制度废除后,产生了很多职业革命家,这跟过去的造反头头不一样。过去的造反派,像林冲,实在是逼不得已,高俅的儿子想霸占他媳妇,他想委曲求全,但高衙内进攻到底,还要害他,把他发配了。他还幻想挣扎回来与妻子团聚,当幻想意义破灭后,迫害还步步紧逼,只好“逼上梁山”。而职业革命家是以革命为职业,当然其中有理想主义,但找出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古代各阶层都有一些社会边缘人,本来他是农民,农民中的大多数都是宗法农民。农民在古代社会是很受尊重的。可是,法律上“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的地位再高也不行,他穷啊,也就被边缘了。

还有一批人,本来生活得挺好,但总有一种追求。这种追求是人性中的一部分。比如柴进,他是贵族。有人说,因为他是柴家之后,才想当皇帝。实际上他未必真地想当皇帝,如果有做皇帝的野心,那是要做另一番准备的。不会像《水浒传》中写的那么张扬。他是贵族,有吃有穿,有一大堆人伺候着。放着富贵生活不老老实实享受,非得接待各地发配来的囚犯。沧州大路上酒店老板跟林冲说,我们这儿有一个柴大官人,每有发配的人从我们这儿过,他都热情接待,给点儿银子、米,你别在我这儿喝酒了,你到那儿去,他会资助你的。

这是什么心态?细分析起来。有钱人吃喝不愁的生活,反而使身在其中者感到无聊,并追求一种不平凡的生活。现在有些富二代、官二代,为什么夜里不睡觉去飙车?听说有的土豪以信奉藏传佛教为时尚。一个人太富有了,吃喝不愁,他会产生一种空漠感,正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雄”。柴进也不满足有吃有喝平庸生活,他喜欢与犯了罪的底层人物打交道。因为犯了法,被发配的人,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罪的,他们必然有不同于一般人的经历,所以柴进愿意接待他们,听他们说一说。这就是自我选择。

北宋的太平宰相晏殊有一首《踏沙行》,就是写富贵人家,盛宴之后的空漠感,这首词的结句为“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词人经过长夜饮之后,感到无聊,一觉睡到下午,等到酒醒时,已经夕阳西下,另一场宴饮即将开始了……,平常人在这种境遇下,会习惯、麻木,而敏感的诗人、或对人生有较高期待的绝不会满足于此。

有些社会边缘人是政策造成的。评论宋江时,常称他是小官吏,实际上他只是个“吏”,宋代的吏,绝大多数一辈子也转不了官。一样是读书人,不幸做了吏,连科举考试也不能参加了。吏没收入,不发工资。北宋的吏没有工资,只有中央的一些小吏能有点工资,地方的吏只能自己找钱。怎么找?脚踩黑白两道。

社会边缘人是怎么造成的?包括人性、经济、制度的问题,有的是自我选择的结果。社会边缘人进入江湖,大多成为江湖的中坚或领袖人物。

社会边缘人,是处在社会群体边缘的人,在极权制度下,易于被“关注”、在主流社会不受信任,前途缺少光明,易于浪迹江湖和走上造反道路。有些老干部跟我讨论他们参加抗日战争的原因,他们强调理想推动,我也承认,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找出路(这一点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也谈到过--延安版)。这正像古代文人士大夫谈到做官,仿佛他们出仕做官都是为了兼济天下,但老百姓说他们是“千里做官,为了吃穿”。到底为了什么?两者都有道理,不能说一点儿为民的思想没有。受儒家熏染那么多年,读了那么多年的圣贤书,肯定会有影响。但是,现实生活更重要。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说地非常透彻。他说,我们队伍中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有几个?好多人不就是为了找出路吗?有的甚至是为了逃避家庭的包办婚姻。现在看电视剧和小说,都把这种行为神化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样的想法,存在决定意识。

晚清以来的造反,既是为了生活、找出路,也有新思想的推动,特别是对于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像夏明翰是地主出身,把自己家的地让给了农民。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邹容19岁就死了,他生下来仿佛就是为了呼吁革命的,他写下了惊天动地的《革命军》,陈天华为了唤醒民众投水而死,这都是被理想推动的。但是,绝大多数人还不是为了理想。理想主义对人的行为有推动作用,但不能恒久起作用。当然有的理想多点,有的少点。大多情况下是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在热衷革命造反则多为理想推动,反之也然。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最初的演出本,鸠山曾有台词说“逮着工农分子,金钱美女;逮着知识分子,老虎凳灌凉水”。后来删了,其实这段台词只是世情的反映并没有什么错。现在据统计贪官中贪得最厉害往往是出身最穷苦的。

孟子说,无恒产者无恒心。现在社会跟古代社会不同了,为什么讲游民呢?由于中国的皇权专制社会是可控制的,在不发生动乱的时候是比较稳定的,上面有皇权专制,下面有宗法制度,社会是静态的,但人口是动态的,不断增长,不断有游民产生。游民产生了,必然跟原来的静态社会发生冲突。

现代社会就是动态的社会,不仅下层要动,上层也要动,不能追求皇权专制社会那样一个稳定的社会,那样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有一些研究者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超稳定社会。我说这种说法也对,也不对。作为一种制度来说,从秦始皇到辛亥革命以前,皇朝制度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是从宏观上说是超稳定结构。

从微观上说,也是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因为五十年一小乱,二百年一大乱,人民生活处在极不稳定状态。因此说,表面上很稳定,微观上是不稳定的,二者上是相辅相成的。宏观的稳定是靠下面的微观不稳定来实现的。不稳定造成的苦难由老百姓买单。所以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现代社会是工商社会,现在又逐渐向信息社会发展。什么叫商品?就是生产品流动起来了,这个流动是通过市场实现的。人们的生活质量保障和社会发展都是靠商品流动实现的。如果当今想建立一个静态的稳定社会是不可能的,这种想法也是要不得的。

当今的社会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不稳定的,但他的生活保证、生命保证应该是稳定的。如果这个不稳定就糟糕了。古代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命是一致的,生活的不稳定导致了生命的危殆。现代社会人们甚至追求生活状态变化(美国人一生要换七八份工作),让它流动起来,但生命和生活质量得到了保证,也就是所谓的现代保险制度。每个活动起来的人,又有安定的根,就是社会应该提供保险。全社会为全体社会人提供保险,不管社会人口怎么流动,都能够保证长治久安。

我们不能用古代的思想,幻想实现现代的社会稳定。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很难消解

主持人:下一个问题,还是同造反相关,古代每到王朝换代之际,游民总是能发挥到非常巨大的作用,俗语中也有乱世出英雄这样的说法。而且,在这些造反的游民中,最后还会诞生新王朝的统治者,比如刘邦、朱元璋都成了开国皇帝,那么,在您看来,这类“游民”又具备了哪些特征呢?

王学泰:当然首先是机遇,其次才是这些领头人的素质与能力。晋朝的阮籍看不起刘邦、项羽这些早饭的英雄。他路过广武、楚汉相争处时感慨:“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阮籍大约是从名士角度评价刘项,讥讽刘邦等人没有学问、更缺少胸怀与风度。其实打天下、坐天下的是另一种学问、另一种处世的态度。有了阮籍所首肯的素质也许正是打天下的障碍呢?俗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自春秋战国以来,诸侯纷争,成王败寇,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不仅有知识人的总结分析,就连一般老百姓也知道一二。陈涉为人佣耕时就懂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起事的时候,陈涉也会组织群众、煽动群众、神道设教,篝火狐鸣。可见造反政治学在民间的普及程度。刘邦、朱元璋这些成功人物,最初起事时,也许与陈涉吴广、张士诚等没多大差别,但为什么他们能成事?这与他们在性格上能容人、有胸怀能够礼贤下士有关,有了这些他们才能听取谋臣智囊意见、接受他们的帮助。前面说到传统造反政治学连旁观的底层人士都懂了,但“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旁观者看到的大多还是浅层次的东西;“谋臣智囊”所传授的那是经过哲人们总结分析的,或是他们身处其中体验来的,自然与陈涉吴广们所掌握的有很大差距了。刘邦、朱元璋们吃透了这些精髓,用到现实斗争中去,他们就成了最后的胜利者。当然还有一些性格上的原因,例如他们都像李宗吾所说的“脸厚心黑”,在决断关头,他们能狠心、下得去手。例如刘邦项羽交战时刘邦父亲被项羽抓到,在围困刘邦时要他投降,否则把刘父烹为肉羹;刘邦说我们两人同殿为臣,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烹为肉羹分我一杯。在战败逃跑时把亲生儿女推下车去,减轻载重,以利逃窜,这些都是宗法社会里常人做不出来的事情。

主持人:您曾说过,中国历史表现出的特点是“五十年一小乱,两百年一大乱”,形成了“暴君专制--暴民乱治--暴君专制”这一恶性循环,而且这种变乱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是极其巨大的,中国古代每到王朝换代之时,就会出现大规模人口的震荡式灭亡是为明证。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状况?又怎么能避免再次陷入同样的循环呢?

王学泰:这与社会结构有关系。从秦始皇建立皇权专制社会以来“百代都行秦政法”,两千年来搞的都是秦始皇这一套。这一套的特点是,一,权力高度集中,只有皇帝有权,大小臣工之权都是皇帝临时授予的。老百姓只有为国家尽义务,没有任何权利。二,社会基础是自组织的宗法社会,社会生产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生产率很低。三,社会控制是政教一体、行政司法一体。统治者是皇帝、父亲、老师一体,老百姓是臣民、子民、学生一体,统治者对老百姓实行全方位控制。这基本上是个静态社会。农业上靠天吃饭,社会控制上追求恒静,一有天灾人祸(包括皇帝的昏庸)必然导致动乱,就是没有剧烈的社会震荡,在太平时代,古代人口在一百年左右就能翻一番,统治阶级膨胀得更快,明初朱元璋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共58人,明万历间增长至15万7千人,这是多少倍?地还是那些地,生产率提高些也有限,寄生虫无限膨胀,劳动人口也在激增,但劳动对象--土地不会有相应的增长,这样必然导致更多的人挣扎在饥饿边缘,必然促进土地的流转和兼并,一些人失去土地、被宗法网络抛出,成为游民。这些都在孕育大动乱,四周都是干柴,只待天灾人祸来点燃。进入暴君专制到暴民乱治循环,当人口被淘汰得差不多了,每人都能有一块养家糊口的土地了,人们安定下来,开始了一个新的朝代。

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无法解决,土地相对稀缺,人口增长很快,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下更难消解。

主持人:您曾说脱离了土地、脱离了相处多年的亲缘、职缘、地缘关系的游民,流动起来的游民是社会最难控制的人口,也是最让统治者头疼的。但是,我注意到,如果把人员牢牢控制在土地上也会出现很多问题,这样的教训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曾出现过,那么,我的问题是,如何找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王学泰:传统意识形态中,就是要把治下的黎民百姓固定在他的土地上,像树木一样终生不动。我们发明了“安居乐业”这个词儿。它最早见于东汉仲长统《昌言•理乱篇》“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什么是安居? 就是有个固定的居住地点,安然住下;乐业就是,农民有自己的地种。有房子有地就能,传宗接代,“长养子孙”,在此地延绵不绝,这就是古代社会大多数人的想法。杜甫在其名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描写了儿子饿死的悲痛后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失业徒”是指丧失了土地的人;“远戍卒”指远离家乡,当兵戍边的士兵。可见离乡离土是被人们视为大不幸的。因此不论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都希望永远留在家乡的土地上,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在外奔走的杜甫有诗云:“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可见,人不到了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是不会离乡离土的。因此,让民众流动根本不是古代统治者施政的选项。也许在有天灾人祸的时候会出现《孟子》中梁惠王所说的:“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但这也不是现代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所思考的如何调节社会人口的流动和增加经济的活力。

主持人: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古代那样的宗法组织,那么,“游民”游民意识“ 在当今社会也是存在的么?当今社会的”游民“包括哪些人群?游民文化跟古代相比,在当今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游民文化对当今社会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学泰:一百多年来宗法社会解体游民激增,这也是近百年来社会激变和革命增多的原因之一。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大陆实现了全方位控制的社会,城市中以单位为基础,农村以公社生产队为基础,实现了对全体民众的全面管理,从衣食住行到思想意识人人都在不同层级的控制之下。此时没有游民,那时即使出去要饭也要公社的介绍信。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度解体,现在即有单位也与以前单位功能有了很大差别。改革前一切都以不变为前提,没有”变“,自然不会有”动“;改革后搞市场经济,无刻不变,人员流动自然是常态。现代社会人员流动会不会变成”游民“呢?原则上说不会,因为现代社会是对社会成员有各种保障的社会,人员尽管流动,但他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有全面保障。我们在改革前只有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居住在城市有工作单位的人有保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任何保障;改革开放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仍处在没有保障制度之中。如果这些人离开家乡、流动起来了就容易产生游民意识,成为游民。另外城市中的单位人,在单位解体后,他们原有的保障消失了,再为衣食奔走,朝不保夕,也会成为游民。孟子说”无恒产者无恒心“,那时的恒产是土地房屋,现代社会的恒产是什么?股票、存款、房产、外汇、黄金?看来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现代中国的应该是”保险“和国家信用,保险是安全感,国家信用是”保险“的靠山。不过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型之中,还没有完全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人口比例来说,游民的量是远远高于古代的”治世“的。游民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放大了传统文化的阴暗面,把它推到极端。

游民意识的影响是全民性的

主持人:中国经典文化,比如儒学,它和游民文化的影响力孰轻孰重呢?几千年的儒学文化,那么多的孔庙,倡导仁、礼,何以抵不过游民文化呢?我看到过一个说法,有人说中国其实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大传统,另一个就是水浒中梁山好汉所代表的小传统(”痞子“文化),而且小传统对中国国民性的构造作用更大。

王学泰:上面说到儒家思想是宗法社会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儒家思想很有自信,认为它为人们提供一种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使民众安居乐业的思想意识。可是儒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灵验,独尊儒术搞了两千多年,国家天灾人祸、水火刀兵,哪一样也没少。它的辞藻好,说起来很温馨,但作用很小。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对君子、小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双重标准。对于君子往往用性善论来分析。宋儒编纂《四书》,其中《大学》一书就是讲对君子约束的,它用了许多文字教”君子“如何修身。如”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些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正心“不过是端正心态,”诚意“是指意念真诚,所谓”致知“指获得真知,”格物“指接触实际。这只是一个思想自我改造的过程。这种约束是软约束,完全靠个人自觉。儒家对待百姓,平时视作子民,当老百姓保护或争取自己权利时,子民就变成了”刁民“,此时就用”性恶论“了。这些小民仿佛都是难霑圣化的愚顽,公文中常常把”下愚“与”平民“”编氓“联系在一起。唐代韩愈《原道》中说君、臣(官)、民各有所司,”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老百姓的职责就是种地、做工、经商,以养活皇帝与官员。如果”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您看,这话说得多明确而斩绝,老百姓如果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老老实实接受统治者的压迫盘剥,抗租抗税,不好好搞生产和本职工作,则要受到严惩,直至杀掉。这种双重标准使得儒家思想完全变成统治工具。另外儒学独尊的地位反而害了儒家,一个不能批评的学说使它丧失了发展的动力。两千年来儒家思想越来越枯瘠,如果不是有功名富贵作为诱饵,它恐怕衰落得更早。

游民文化不是系统思想,它是江湖艺人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一种简单、但较为极端思想意识。通俗文艺自宋代以来,受众越来越多。它之所以影响力大,一是游民往往是在改朝换代或大的社会动乱中受益最多的一个阶层。因此他们的性格能力、思想意识就有很强的示范性。这样使得不是游民的人群也羡慕他们的际遇,从而受到他们思想意识的影响。二是游民文化寄生在文艺作品之中,文艺作品的散播的有多远,它的影响则同步而至。三游民文化中关切的是眼前利益,一般民众所关心的也是当日的柴米油盐,这些是与民心合拍的。

主持人:您的文章中几乎没有提到女性,请问女性在游民社会中是怎样的形象?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王学泰:女性是不能适应流动的,中国古代的女性跟家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家的人往往不是游民,游民大多是无业、无家的。不能说游民群体中没有女人,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整个游民群体对妇女是歧视的。主流社会也歧视妇女,但是,底层游民把中国文化的这个缺点推到了极致,更歧视妇女。《水浒传》简直是敌视妇女,好像妇女影响了好汉们的远大前程,事情本来挺好的,最后结局不妙,都是女人闹的。

游民群体中,不仅是男游民歧视妇女,女游民也歧视妇女。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写到女土匪首领,当这一伙土匪遇到危机要轻装逃窜时,首先也是要杀妇女。

在宋代的正史记载中,有些游民要造反(干大事),先把家属杀掉,他们觉得妇女是一个拖累。游民文化中的女性,实际上是最受歧视的。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化中虽然也有歧视妇女的一面,但在宗法制度下,男主外、女主内,又是平等的。所以古代解释妻,什么是妻?妻者齐也,就是跟你对等的人,这就叫妻子。

当然,各地的风俗不同,像两广一带,女性特别强悍。还有单独的女性团体流动起来,不结婚,叫做”自梳女“。这种情况也有,但是个别现象,在社会中的影响不是很大。

公民社会被弄成了江湖乱象

主持人:回过头来说游民,其实历代统治者都有看到脱序的游民所带来的对统治的危害,也对游民表达出了同情之意,也下拨了各种赈款,那么为什么并没有解决游民问题?

王学泰:《礼记•王制》中讲到,”所谓天下,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叁想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这是古人设计的安定社会。把土地、人口、城邑设计成相匹配状态。人人有地种,平时互相帮助,尊君亲上,构成和谐群体。但这只是理想。但是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城市是政治中心,是统治据点,他们看到了游民,就要想办法解决。怎么疏散游民?就是把他们驱赶回土地上。他有地还会出来吗?这根本不可能。

当然,在安定时期,每个朝代也会做一些安置,西汉的时候,政府还在长安城盖了几百栋房子安置这些人,但还是不能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人口是动态的,农业生产又是靠天吃饭的。一有天灾人祸,人口流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流民和游民也就产生了。

流民跟游民不一样,他们是搭伙的大型流动团体,读史书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常常是几千、几万、甚至十几万人一起流动。汉朝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严重,成汉政权就是一个流民组织的政权,这种流动常常不打乱宗法。游民则是个人行动而非集体行动。除此之外,流民虽然流动,但宗法没破坏。作为一个人,在宗法中有依靠、有依赖。游民跟流民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没有组织依靠。游民经过闯荡,社会经验丰富,敢于面对各种问题,也不需要人带领。

在宗法制下,个性不发展、萎缩。为什么南京大屠杀死那么多人?就是在长期的专制制度和宗法管理下,人的个性是萎缩的,谁都不敢出头。特别是宋代以降的宗法制度。过去的宗法是自然形成的,虽然也依附于大家族,但两宋以后的宗法要更规范,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在社会互助方面,比以前有序得多,包括资助制度,北宋以后搞义田、义学,对寡妇的资助等,都有很细的规定。

第二,在社会控制方面,也更具体了。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到宗法组织的四个绳索。在这种压迫和统治下,人的个性是萎缩的。

游民跟宗法人不同就体现在这儿。游民不受宗法的约束,像李逵,有矛盾,先打了再商量。宗法人就不是,宗法制度很像改革开放之前的“单位”,对你既保护,又控制。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很不习惯,不知道怎么独立面对社会。经过三年,这个劲头也过了。本来建立的应该是一个公民社会,而我们却弄成了江湖乱象。什么是江湖?江湖就是强控制社会解体之后,公民社会还没建立起来的社会,没有秩序性,做人底线都没有。

很多地方是应该反思的,当然,30年过去了,再说也没用。关于单位人的研究也有,我看过几本书,他们多是从治理上研究,我是从思想意识上思考这个问题。我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可是人微言轻,起不了什么作用。

前三十年的传统思维太强固了,从美国流传过来的想法,虽然他们不赞成,但还会想想怎么抵制。民间有些想法,他们根本不关注,许多好的想法随风飘散。中国又没有智囊制度,有人说社科院是中央智囊,我也没见过它起多大作用。现在就是让我干,我也干不了,很多问题真得很难解决。中国国家大,人口多。说到底还是人性的问题,社会无论好坏,都是人性的直接表现。你想追求一个十全十美的社会,那是不可能的,然而人们就要苦苦追求。王国维诗云”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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