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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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民抗命观点看占领中环

刘桂标

 

讲者案:本文为讲者出席由香港人文学会举办的「公民抗命与占领中环」座谈会的讲稿的整理稿,讲者的发言录象已上载至互联网。
一. 概述
Civil disobedience,港台一般翻译为「公民抗命」,国内则较多翻为「公民不服从」。
依讲者的理解,公民抗命指一种反抗政治或社会不公义现象的方法,以进行非暴力的违法活动为主要手段,目的是引起民众的关注及作道德的感召,呼唤人们抗衡政治或社会的不公义现象。
公民抗命有其历史渊源和进程,在理论方面,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梭罗、甘地、马丁路德金和罗尔斯等。当中,以罗尔斯(John Rawls, 1921~2002)的表述最全面和深入,可说是这方面集大成的人物;讲者以下便以其代表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一书所述展开讨论。
二. 占领中环行动是否符合公民抗命的涵义?
首先,我们先要理解什么是公民抗命?依罗尔斯的表述,公民抗民主要涵义为:
1. 它是一种针对不正义法律或政策的行为。
它不仅包括直接的「公民不服从」——直接违反要抗议的法律,例如,在马丁路德金发动的黑人民权运动中,黑人故意进入被恶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某些地方以显示法例的不公义;也包括间接的「公民不服从」,例如,现代的社运或民运通过违反交通法规来引起社会注意某种政府政策或法律的不公义。
2. 它是违法的行为。
它以违法方式来抗争。故此,它是比一般示威行为激进的抗争方法,因为后者是合法的,而它却是非法的。
3. 它是一种政治行为。
它是向拥有政治权力者提出来的,是基于政治、社会原则而非个人的原则,它诉诸的是构成政治秩序基础的共有正义观。
4. 它是一种公开的行为。
它不仅诉诸公开原则,也是公开地作预先通知而进行,而不是秘密的。故此,它有如公开演说,可说具有教育的意义。
5. 它是一种道德的、非暴力的行为。
这不仅因为它是一种表达深刻和认真的政治信念,是在试过其它手段都无效之后才采取的正式请愿,也是因为它是在忠诚法律的范围内(虽然是在这范围的边缘上)对法律的不服从。这种忠诚是通过公开、和平以及愿意承担违法的后果来体现的。它着重道德的说服,故此一般都是和平的、非暴力的。
以上所说,「公民不服从」可说是介乎合法非暴力抗争与非法暴力抗争之间的政治、社会抗争方法。它是用合法非暴力抗争不果才考虑采用的方法。
接着,我们要看看占领中环行动是否符合公民抗命的涵义。我们主要根据的是发起人戴耀廷、朱耀明及陈健民三位所写的《占领中环信念书》(讲者在下文简称《信念书》)及他们一些公开言论来立论。
1. 它是一种针对不正义法律或政策的行为。
《信念书》说:「这个运动的目标是要争取2017年普选特区行政长官。香港的选举制度必须符合国际社会对普及和平等的选举的要求,包括:每名公民享有相等的票数、相等的票值和公民参选不受不合理限制的权利。透过民主程序议决香港选举制度的具体方案,过程包含商讨的元素和民意的授权。」
据此清楚可见,占领中环行动以争取真正的普选为目的,它明显针对香港目前缺乏真正普选而发,有正确的针对性。
2. 它是违法的行为。
《信念书》说:「行动是不合法。」
依此可见,占领中环是不合法的行为,这是过往民主派所不曾运用的手段,或者说,即使过往民主派有不合法的行为,也并非出于有计划的、考虑周详的公民抗命手段。
3. 它是一种政治行为。
戴耀廷等发起人公开推动此行为,并且撰写《信念书》,四处解释其政治诉求,是向特区政府,最终是中央政府争取真正普选的政治行为。
4. 它是一种公开的行为。
它既诉诸公开原则,也公开地作预先通知而进行。它主要包括四个步骤:签署誓约、商讨日、公民授权和公民抗命。经过商讨日和公民授权后,此运动会对2017年特首选举提出具体方案,假如有关方面漠视公民的民主诉求,提出不符合国际普选标准的选举方法,发起人会在适当时间进行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这符合公民抗民的公开性。
5. 它是一种道德的、非暴力的行为。
《信念书》说:「行动虽是不合法,但必须绝对非暴力。我们期望最少有一万人本着良知的呼唤,按其处境投入运动各个环节,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它强调非暴力、爱与和平。」
另外,《信念书》全称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信念书」。凡此等等,明显见到它是极力标榜道德的、非暴力的行为,与公民抗民的性质相符。
总结而言,占领中环是以前本港民主派从未实行过的全新的公民抗命行动,我们不要将它与过往本地民主派的和平的合法抗争与少数激进民主派的强调暴力的抗争混同起来。
三. 占领中环作为公民抗命的正当性
任何民主抗争,都应具正当性,因为和平、理性是民主的基本特性,这是它与专制独裁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用自由主义者的说话来说,民主政治以数人头取代砍人头,它可说是现代最重视理性与和平的政治模式。
依罗尔斯,公民抗命的正当性可以下面三项来说明:
1. 抗议的对象确属明显的不正义。
用罗尔斯的用语来说,是法律或政策有违正义原则,后者主要指违反了自由、人权等原则。
2. 法律纠正手段已进行过并证明无效。
在这意义下,公民抗命可被理解为最后的合理和平的方法。
3. 同时进行公民抗命的个人或团体的数目不能过多,后者指有可能影响到民主社会的法治状况。
罗氏建议欲进行公民抗命者组成联盟来加以协调。
根据罗氏的说法,我们可以依上述三项判断占领中环的正当性:
1. 抗议的对象确属明显的不正义。
香港没有真正的普选,我们的重要政治权利(选举权、被选举权等)被剥夺了;这种情况明显有违正义原则。
2. 法律纠正手段已进行过并证明无效。
香港人在回归以来举行过多次大大小小的民主示威和游行;另外,温和民主派曾就政改作出循序渐进的让步方案,激进民主派也曾举行过五区公投的较激烈的抗争行动,但在民主政治方面我们毫无寸进,甚至在一些方面有所倒退。
3. 同时进行公民抗命的个人或团体的数目不能过多而失控,后者指有可能影响到民主社会的法治状况。
发起人已组织起来协调运动,另外,泛民主派政党亦从旁加以配合。
总而言之,占领中环是在港人回归以来,不断争取民主而毫无进展下提出的公民抗命方法,它符合后者的严格涵义,是合理正当的民主抗争模式。
四 对一些反对占领中环意见的回应
目前,主要反对占领中环的人为中央政府和本地的建制派,另外,亦有个别民主派人士对行动加以批评。以下只回应一位标榜香港自治的民主派人士的一篇文章的反对观点;因为中央政府与本地建制派以维稳压倒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明显有违正义,不须多加回应。
1. 作者在此文中几乎批判了所有他以外的民主派。民主党(包括司徒华)固然没例外,甚至包括其他泛民──他称为「因为比例代表制而被逼分裂出来的盟友(公民党、职工盟、街工、工党等)」,另外,有香港左翼民主派、《苹果日报》、戴耀廷及普选联等。
讲者回应:泛民不是不可批评,然而,要对事不对人,要有合理论证。但是,一方面,作者明显以偏概全,因为占领中环是本地许多民主派人士响应的抗争运动,绝不限于民主党一党或其「党羽」。另外,他批评参加占领中环的民主派人士属人身攻击,没有严格的论证。就这点看来,作者可能不自觉,他这种对人不对事的对本地民主派的情绪式批评,效果与中央政府及建制派围攻泛民并无分别。
2. 作者将占领中环视作阶级之战。
作者说:「占领中环是香港本土的阶级之战,也是世代之战。香港的夕阳阶级(高级中产的买办阶级)和夕阳世代(位高权重的中年人)只是想在香港的民主斗争中,寻求漂亮的日落,因为他们时日无多,漂亮的日落是他们追求香港民主的落幕,却同时也是他乡退休日子的序幕。他们寻求的,是在香港漂亮地日落,然后在加拿大享受月光之夜。然后对自己说:我确是照亮过香港的,不过,我要日落了。朝阳世代(青年人)、低级中产和无产阶级(受大陆新移民压迫而无法上升到低下阶层),寻求的是挣脱黑夜,要日出东方,无论是几艰难,几多乌云盖顶,朝阳也是要出来的,否则,整日就不见阳光。他们争取到是日出,不是日落。他们要奋斗、要安乐、要过漫长的人生,他们不是准备日落和退休的一群。朝阳世代如果不觉醒,他们就是占领中环行动将被牺牲的一群人,整整的一代人,将会被夕阳世代牺牲。中国人是杀子的文化,我不愿意相信的,但我愈来愈被逼接受了。」
讲者回应:作者用煽情的阶级分析方式来批判占领中环,这是民主学说还是毛泽东思想式的论述?读者可自行判断。讲者以为共产党式的阶级分析常是一些思想不够严密的人在缺乏客观论证之下才搬出来的似是而非的论证,在逻辑学上亦属人身攻击谬误(主要问题是不以思想本身的合理性为是非标准,而以阶级身份为是非标准)。另外,将中国的杀子文化与占领中环拉上关系,属思想跳踊而缺乏逻辑性。
3. 作者主要直接反对占领中环的理据得一、二个小段落,但都是些不相干的批评。
他说:「戴耀廷教授的堵塞中环方案,是要经过精英挑选、排队报名、磋商方案、预演堵塞、签署悔罪的。这好似是一场神学运动多于政治斗争,首先是感召上帝拣选的选民、决志、悔罪,祈求得到上帝的救恩。这是可笑的,因为香港人面对的中共是撒旦,不是上帝。至于他信奉的所谓商议式民主(deliberation),只是适合单项政策项目,不适合宪政改革,政治斗争的民众只需要取得中共承诺普选,便可以由议员和社会讨论细节,不是由那一万人讨论和决定,因为这不符合香港既有的民主代议制度,那一万人也不具备代议的合法性。至于限制其他未曾报名的人参与,而且严格限制议程和动机,这是规管人民的心,不是民主斗争应有的开放精神。香港中产的洁癖,极容易衍生酷爱秩序的法西斯主义,多于自由解放。」
香港中产的秩序洁癖,在政府是显示官僚理性主义,在民间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守秩序。这是一个共犯结构。
讲者回应一:作者主要论证是针对一些技术细节:「经过精英挑选、排队报名、磋商方案、预演堵塞、签署悔罪的。」但当中有什么问题,却语焉不详。
讲者回应二:作者将占领中环视作「神学运动多于政治斗争,首先是感召上帝拣选的选民、决志、悔罪,祈求得到上帝的救恩。」这并无理据。大概他知道戴耀廷、陈建民为基督徒,而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教会召开,他据此便随意作推演。
讲者回应三:他批评「他信奉的所谓商议式民主(deliberation),只是适合单项政策项目,不适合宪政改革,政治斗争的民众只需要取得中共承诺普选,便可以由议员和社会讨论细节,不是由那一万人讨论和决定,因为这不符合香港既有的民主代议制度,那一万人也不具备代议的合法性。」这是攻击稻草人的谬误,因为戴耀廷他们从未以一万名参加者集体协商取代民主代议政制。
讲者回应四:他批评「至于限制其他未曾报名的人参与,而且严格限制议程和动机,这是规管人民的心,不是民主斗争应有的开放精神。香港中产的洁癖,极容易衍生酷爱秩序的法西斯主义,多于自由解放。」这又是攻击稻草人的谬误(大型集会须监管合乎公民抗命的性质,不是不开放);说这是法西斯主义,更是匪夷所思。另外,作者这里再度使用了阶级分析的伪论证。
4. 作者鼓吹以族群政治运动取代占领中环运动。
他在「从族群政治到民主政治的道路」一段中,说明族群政治先于民主政治。大概意思是他的自治运动较其他争取香港民主的运动优先。
讲者回应:作者自己提出的自治运动曾被人认为是一种港独主张,或者是打港独的擦边球的主张。这方面问题颇多。首先,香港人争取的是民主而不是他说的自治,前者指在一国两制下争取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不是令香港成为一脱离中国的政治实体。其次,他争取香港成为脱离中国的政治实体在本地极少人支持,与占领中环的一呼百应(可说是「一石激起千重浪」)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他的自治运动受关注的程度远远不及占领中环,其相关论述的合理性也远远比不上后者。故此,我们不难判断,他坚持的不得民心的小众运动的成功机会可说是微乎其微。第三,他的自治主张是建基于煽动港人对中国同胞的仇恨,其说法常常违反人权观点,故在此义下,有民主派人士称其为法西斯思想。
最后,我很希望对占领中环持异见的民主派人士思考一下,如果没有比占领中环行动更多人支持,或者合乎民主精神的更有效的抗争行动,为什么要像建制派那样一味反对它?即使它失败,作为本地民主派的支持者,我们起码凭理性与良知做出我们应做的争取本地民主的行为。另外,失败乃成功之母,许多伟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累积多次失败的经验才能成功;况且,在占领中环仍未完全发动时,有谁可以事先判断它必然失败?试想想:马丁路德金的黑人民权运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等在全面推行之前,有谁想到它们必定会成功?我很希望本地争取民主的人士,能求同存异,撇开之前民主派内部的种种歧见与恩怨,全力支持及参与此运动,为本地民主发展贡献出每一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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