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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环,我的正义

----戴耀廷等《公民抗命与占领中环》

余杰

 

习近平上台之后,北京对付香港的策略由过去的“温水煮青蛙”变成“滚水煮青蛙”。在“温水煮青蛙”时代,北京当局理不直气不壮、名不正言不顺,多少有些顾忌国际社会的观瞻以及港人的切身感受,相继推出作为代理人的资本家(董建华)和公务员(曾荫权)来治理香港,自己躲藏在幕后发号施令;而到了“滚水煮青蛙”时代,北京当局荷包鼓鼓、昂首挺胸,恰逢习近平这个“溷不吝”的“勐人”,便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方式,赤裸裸地推出党人(梁振英)来治理香港,他们认为,香港已是囊中之物,港人敢不乖乖就范?然而,既然是“滚水煮青蛙”,青蛙必定要拼命求生。一向政治冷感的港人,一旦发现自由流失、法治恶化、民主遥遥无期,便不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遂走上街头、发出呐喊、激烈抗争。

于是,“占领中环”运动应运而生。“占领中环”堪称“置之死地而后生”之举,宛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香港民主运动新的亮点。方兴未艾的占领“中环运动”,与中国大陆的“零八宪章运动”、“新公民运动”等交相辉映,一同标志着中国的民主转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非任何政党、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强势领袖的力量所能阻挡。即便中共每年消耗高达七千亿人民币的维稳经费,以及驻港解放军荷枪实弹的演习,却已经不能让中港民众继续低眉顺首、忍气吞声地“活着”了。谁能再度催眠已经觉醒的公民呢?“占领中环”提升了香港泛民阵营近年来萎靡不振的士气,它不仅是一个绝佳的创意,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精神复兴。“占领中环”是非暴力抗争、是公民抗命,且以“爱与和平”为标识,其深厚的基督信仰背景不容忽视。《公民抗命与占领中环》一书,正是在此维度上展开了“香港基督徒的信仰省思”——在这一场公义之战当中,基督徒不仅没有缺席,而且站在了最前线。公义与慈爱彼此相亲:“占中三子”的信仰背景在三位“佔中”倡议者中,有两位是基督徒,其中一位是牧师。最年长的朱耀明牧师被誉为“新教里的陈日君枢机”,从一九八九年与司徒华等组建支联会,发起“黄雀行动”救助被北京追捕的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此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一直矢志不渝地为公义而呐喊。戴耀廷教授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不仅委身教会,而且热心传福音。另一位陈健民教授虽然还不是基督徒,却谦卑地从基督信仰中汲取精神力量。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七日,陈健民受邀到中大崇基学院的週会上演讲。几年前,我也曾受邀在此周会上演讲,周会在崇基礼拜堂举行,如同一个简化版的基督教崇拜仪式,在讲台的后方有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在问答环节,有一名自称已毕业数年的校友,提出了一个刁难的问题:「如果这刻解放军来捉你,几十支步枪指着你,生命只馀下一分钟,你最后的遗言是什麽?」

当时,现场的同学们有点吓呆了,没想到有人问得这麽尖锐。结果,陈健民教授坚定地回答他:「我会『回头』,望向这十字架。」然后是全场鼓掌,掌声长久不散……

这就是基督信仰的本质:为了爱、和平与公义而宁愿舍己,如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参与“占中”,有可能违反现行法律、被捕下监、失去教职——对于戴、陈两位而言,教职既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讲台,也意味着优越的薪水和社会地位——众所周知,香港的大学教授的待遇在全球最好的。

戴耀廷是一位法学家,与新教改革先驱加尔文一样,融汇了法学与神学,寻觅到一个接近圣经真理的渠道。他指出,圣经中多处强调公义的价值,既然上帝是一位喜爱公义的上帝,也就要求信徒去行公义。那么,基督徒如何行公义呢?“当法律本身是不公义的,基督徒也当去推动改变这些法律。若制度是不公义的,那么基督徒就可能参与推动制度的改革。”

朱耀民牧师长期担任柴湾浸信会的牧师,并兼任香港民主发展网络主席、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常委等社会职务。他对圣经有着精深的研究,他认为摩西和但以理就是圣经中公民抗命的典型。他强调说,今天香港的政治已经走到悬崖上,自己虽已退休,仍然要站出来,充当“拿起棍子敲响警钟”的角色,希望市民停下来检视这个社会的现状,这也正是圣经中教导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陈健民则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整个占中运动与基督精神很接近:「马丁•路德•金争取平权的不合作运动是受到基督精神的启发,以这种方式去抗争,有复和的意义,整个运动要自我受苦,被捕、被打,自我牺牲而再转化复和。如果以革命这样以暴易暴的方式,整个社会非常分裂;但如果以这种方式,社会很容易复和。」

由此可见,考察“占中三子”的智慧与力量的源头,就来自于圣经真理。这样的真理曾带领潘霍华、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图图主教、索尔仁尼琴等反抗暴政、拥抱自由;这样的真理同样带领着朱耀明、戴耀廷、陈健民以及更多的香港人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般对抗中共的强权与谎言。“占中”是一块无从躲避的试金石“九七”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北京的“强国”气焰越发嚣张之后,香港社会陷入巨大的分裂之中:建制派与民主派、“在地”港人与负有特殊使命的新移民,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而这些矛盾冲突的始作俑者,正是北京当局。他们希望香港社会越乱越好,乱了才能火中取栗。

在分裂的香港社会之中,也有分裂的香港教会。总体而言,香港教会偏向于维持既有的社会结构,避免批评社会不公,至多涉及同性恋、性交易、毒品等道德伦理议题,有着鲜明的中产阶级社群因循守旧的特质。几次小圈子选举,“代表”教会界投票的人士,全都投票给北京当局和香港权贵阶层认可的候选人。面对越来越强势的北京,香港教会片面强调“顺服掌权者”,即便与内地教会互动时,也多半与官方“三自会”系统合作,而不愿声援受逼迫的家庭教会。做的稍好的,最多是两边都来往、力求平衡而已。像天主教的陈日君枢机和新教中的朱耀明牧师这样的神职人员,像司徒华、戴耀廷这样的平信徒,在教会中是少数派。

习近平上台后,以强势作风引发了港人的新型公民运动和社会运动。外面依然惊涛拍岸,一向遗世独立的教会在慢慢觉醒。长期主导香港社会的所谓“中环价值”,即政商勾结、垄断地产而造成的虚假繁荣,再有中共黑手介入,是撕裂香港社会的元凶,是阻挠香港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拦路石。如何对抗、替换“中环价值”,缔造一个充满爱、和平与公义的香港,理应成为香港教会的文化使命。在《公民抗命与占领中环》一书中,收入了多位牧师、神学院教师、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支持“占领中环”运动的文章。比如,香港最具锋芒的基督教媒体《时代论坛》的总编辑罗民威指出,公民抗命为的是争取“以法达义”的更高层次的法治精神,教会群体应当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公民抗命;曾任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基督徒学会创会总干事的郭乃弘牧师指出,教会应当为“占中”运动说句公道话,牧者和信徒应当走出惧怕和沉默的状况而愿意出声,甚至成为“占中”义无反悔核心分子的同行者;资深对冲基金经理、自称“金融传道人”的钱志豪指出,金融人更需要有超越“中环价值”的勇气,为下一代发声!

书中也收入多篇对“占领中环”的倡议持怀疑乃至否定立场的文章。不同于“不是服侍上帝而是服侍权贵”的吴宗文那样赤裸裸地攻击“占中”、甚至威胁教友若是参与就要赶出教会;书中的质疑和反对的意见,大都有相对完整和绵密的学术阐发,因此更值得作出正面回应和辩难。比如,多年来研究潘霍华的神学院教师邓绍光,撰文批评占中“手段与目标分离”、是“某种形式的暴力胁迫”、不是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但是,若用此单一标准衡量,挺身反抗纳粹暴政、甚至参与刺杀希特勒行动的潘霍华,才是比占中“激进”千百倍的“恐怖分子”,根本不值得尊崇和研究。而同样是神学院教师的禢智伟,指责占中是“制造恐惧”,聚众“示威”并不与基督徒的身份相称,反倒是效法耶稣向权势“示弱”才是基督徒应当做的事情。然而,参照上个世纪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若非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拒绝在公共汽车上让座给白人,若非马丁•路德•金领导百万民众向华盛顿进军,而是像禢智伟所说的那样继续“示弱”、逆来顺受,公义岂能从天而降、种族歧视岂能坚冰突破?邓绍光、禢智伟所论,在神学上存在偏差,并不符合宗教改革以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倡导的实践“整全性的信仰生活”、并建造山上之城的传统,也与目前香港社会群情激奋的世态人心脱节。

反之,倒是非基督徒的陈健民,比某些熟读圣经的神学院教授更接近圣经真理。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说:「我是福音使者而不是民主使者。但《圣经》的福音涉及人权的各个方面;如果民主能保障人权,那麽民主亦应是教会宣讲的信息。」陈健民坦言,自己的理念深受若望保禄二世影响:「如果有一个政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太太,没犯任何事但被禁锢,像李旺阳之类的民运人士可以『被自杀』,但一个宗教信仰却认为不用对这个政权採取任何批判态度,我会质疑这个是怎样的一个信仰?如果你看见今天的法律根本就不平等,而这个信仰却说『没所谓、没绝对的』,这个信仰还有什麽生命力呢?」

不低估共产党的邪恶,也不低估爱与公义的力量“占中”运动未来会取得怎样的成果,谁也无法预料。作为身在异域的旁观者,我有一些期许和建议:不低估共产党的邪恶,也不低估爱与公义的力量。

戴耀廷为我的新书《中国教父习近平》作序,他对习近平的看法与我有一定的差异。他认为,习近平是一个技术官僚,具备一定的理性,无论处理外交和内政,当然也包括香港问题,一般都不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但在我看来,习近平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对毛主义的迷恋,以及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喜好。江泽民是技术官僚,胡锦涛是政工干部,习近平则是不愿受游戏规则束缚的太子党。习近平对知青时代引以为傲,那是一个依靠直觉胜过依靠理性的时代,这就使得习近平的决策中有更多非理性的成分。极权体制下独裁者的理性,只是浮在水面的薄薄一层,在水面之下,有着更大的、幽暗的非理性部分。前苏联改革派领袖雅科夫列夫长期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担任要职,对这个体制有着极为深刻的观察和分析。他在《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一书中指出:“党的生活体制本身彷佛一个警觉而严格的过滤器,它巩固和发挥人身上的一些品质,压制另一些品质,让一些品质萎缩下去。凡是在当时的政治中周旋的人,无不沿着升迁的台阶顽强地爬行,随声附和,耍耍花招。只是狡猾的程度不同而已。谁也不能违抗体制溷进权力机关。”同样的道理,能在中共这个大染缸中熬成党魁,习近平的邪恶是明明可知的。任何忽视他的邪恶的想法,都将招致严重的后果。

当年,邓小平下令对天安门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就是一个非理性的决定——即便对邓小平本人的利益而言,这也是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最坏的那一种。如今,习近平未尝不可能下令解放军在中环开枪,只要在开枪之前让军警扮演成“暴徒”先动武,就有了开枪的借口——这样的决定当然是非理性的,却是习近平的选项之一。所以,在充分估计到中共和习近平的邪恶的前提下,谨慎而周详地做好各种预案,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天安门惨剧在中环重演。

这场战役刚刚拉开序幕。我们有什么克敌制胜的法宝?正如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所说,与掌握了武力、财富、文宣等工具的中共政权相比,反对派一无所有,唯一拥有的便是道义的力量。就“占领中环”运动而言,这份道义的力量便是爱与公义。在美国、在南非、在波兰,爱和公义不仅改变了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更改变了人心。今天,香港也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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