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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台湾味道”

萧湫

 

读罢最近“欧洲联合周报”的头版短评“台湾味道”,感触良多。短评以作者的亲身体验,见证了台湾同胞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所拥有的可贵软实力,而在其主要发源地的中国大陆,如今这种软实力却几乎荡然无存 (并非如短评所言,只是“慢了半拍”) 。何以至此?短评许是囿于篇幅而未及深谈。笔者最近有一事系心,刚好与此有关,遂提笔接茬,一吐为快,并不在乎有无狗尾续貂之嫌。

7 月 5 日,中华民族的优秀音乐家,台湾国宝级音乐大师黄友棣先生逝世,享年 99 岁。病榻中,台湾总统马英九专程去高雄的医院探望大师,在他耳边轻轻唱起黄老的名曲《杜鹃花》:谈谈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畔,多美 丽,像村家的小姑娘 ......

当我在网上读到这则报道时,感怀万千!文化伟人的迷人风采,民选总统的纤纤魅力,民族命运的起伏多舛,道德文化的流离迷失 ...... 那晚关了电脑,竟难以入睡。

黄友棣生于辛亥革命的1911年,与中华民国同庚,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见证人。曾留学英国和意大利的他,一生奉行“大乐必易”的音乐哲学。抗战时期,积极投身于“音乐救国”的抗日运动,在民众中开展歌咏和演讲活动,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抗日名曲。后一生从事音乐教学,台湾众多名校的校歌均出于大师之手,在音乐界可谓桃李满天下。

民国时期有许多优秀的作曲家,黄友棣、萧友梅、黄自、刘雪庵 ...... 他们为中华民国的气质作了这样的定义:正直、善良、爱国(那个时代,‘爱国'是个圣洁的词,尚未受到玷污和亵渎) 。名师出高徒,他们又带出了像贺禄汀、周小燕、斯义桂、郎毓秀这样的优秀弟子,留下了几多绝唱:《杜鹃花》、《花非花》、《天伦歌》、《长城谣》、《伟大的中华》、《教我如何不想她》、《康定情歌》、《读书郎》 ...... 吟诵出多少中华民族的气质、情怀、希望、惆怅和清狂,字字珠玑,曲曲华章。

黄友棣的时代人才辈出,王国维、李叔同、胡适、丰子恺 ...... 那时,金陵女校的勃发英姿、燕京大学的繁盛草木、上海教会学堂悠扬的钢琴声 ...... 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一代热血青年远赴重洋,是中华民族迄今为止含金量最高的留学生:杨振宁、李政道、钱学森去美国学物理;萧友梅去莱比锡学音乐;林语堂去美国和德国攻语言文学;徐志摩去剑桥读人文;蒋百里去柏林学军事;胡适去美国学习自由民主 ...... 举不胜举 ,其中不少拿的是民国政府的奖学金。那是个上承鸿儒博学,旁采西方文明的时代,那个时代所酿造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中一樽独特的佳酿,音乐舞台更是旗袍加西装,钢琴配合唱的黄金时光。

听黄友棣的歌曲,能令人旧世重游,故乡风物,天方思情,虽内忧外患,烽火铁骑,山河沉沦,却能感受到这个亚洲第一共和国依稀的脉搏、和肌肤般亲近的善良儒雅的民风。

至今为止已有好几代的台湾同胞,从小接受的就是这种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他们是听着黄友棣的歌长大的:

“杨柳丝丝绿,桃花点点红,两个黄莺啼碧浪,一双燕子逐东风。
恨只恨西湖景物,景物全空,佳丽姗姗天欲暮,衔愁寻觅旧游踪 ...... ”

听着这样的歌长大的人,民风不会奸诈刁蛮到哪儿去,即便有放肆出格的,也不会群体丧失人性的底线。他们不会全民狂热地通吃什么“摇头丸”而断送几千万条无辜同胞的性命;也不会滋生出能产生像文革这样恶果的土壤;不会为了保全自己而夫妻父子相残;不会活活打死自己的老师、教长、和成千上万个和自己无冤无仇的人;更不会在火腿里放敌敌畏、让地沟油堂而皇之地上百姓的餐桌、在牛奶里放大量的三聚氰胺 ......

听着这样的歌长大的人,还恪守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良心、正义感和古道热肠,他们会为了福士康“十三跳”的社会不公而愤怒走上街头,为受害者声张正义,尽管该公司的老板是台湾人,而受害者是大陆同胞。相对港台同胞的这一壮举,大陆十几亿人对发生在自己本土的这类悲剧却无动于衷!

听着这样的歌长大的人,称长者为‘您老',称自己为‘鄙人' ......

我们也有儿时的歌,我们扎着据说是象征人血染红的领巾,雄赳赳气昂昂地唱道:

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
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进!”

在“革命”和“杀敌” 声中长大的人,何来考虑别人的感受,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精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早已在共产革命从肉体到思想的虐杀中丧失殆尽,不复存在!

毛泽东对‘革命'的概念有过这样的阐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在革命导师的教导下,无处不革命。记得小学时我们是这样做眼保健操的:喇叭里先传来铿锵激昂的女声,“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开始”。连做眼睛操也是为了革命,还能有什么不革命的领域吗?自然没有了。到此,读者应该不会再困惑,为什么短评所称道的台湾民风会在大陆销声匿迹。

诚然,台湾的淳朴民风并非仅仅源于某一位文化人物,一种民风的形成是该民族价值理念和道德文化的写照,它们的传播靠的是文化精英们的努力耕耘。黄友棣先生作为一名民族音乐家,只是千千万万民国时期培育出的文化精英中的一个。这批精英有相当一部分被迫移居台湾,在这个隔海相望的孤岛上,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情操,为炼狱时期的民族划出了一片净土,得以保存其文化之精华。另一部分人则留在了故乡,这其中大多已在各类政治运动中死于非命 ,剩下的或者成了消音对象,或者从人才变成了奴才。从而,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精英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不复存在。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值得庆幸的是,1949年前夕,黄友棣先生选择了去香港,再赴台湾。虽痛离故园却得善终,临终还有总统的歌声相送,免遭了五六十年代在大陆的某个劳改营中被活活整死的命运。赢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宝贵时光,得以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用他的音乐和为人,为陶冶中华民族淳朴善良的民风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民国时期有这样强势的道德文化,为什么会被推翻?

其实,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这种道德文化的轮回现象并不足为怪。从春秋战国、秦朝统一开始直到今天,历来如此(战国时期最终能实现统一的是后起的秦国而不是东南部的几个强国,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的民族往往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的艰苦创造,文明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继而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引发了社会矛盾的激化。这时,往往异军突起乱中夺权,要么外族入侵,要么农民起义,然后重新再来,又是几百年!轮回复轮回,两千多年来形成了一个顽固的轴辙,即所谓的“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的历史轴辙,这个轴辙乃我们民族至今仍摆脱不了‘轮回发展’的悲剧之根源所在。若究其原因,自然远非此笺所能备述,概括起来讲,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的主流下,一直存在着一股流氓无产者文化,当历史处在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尖锐的时期,这两种文化势力往往会由后者取代前者,出现重新换轮,可是换轮却不换辙,无谓消耗的只是社会的生产力而已。

若能作一番横向比较的话,我们在宋朝和明朝时期都曾有过相当繁荣的商品经济,结果呢,有过 < 清明上河图 > 所描绘的繁荣文化的宋朝,还不是被金、元蛮族取代,又倒退了几百年?

明朝时期,和西方同时、甚至更早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曾遍布江南各地,为什么就没能像西方那样走向资本主义呢?还是轴辙的缘故:朱明王朝的腐败,李自成张献忠欲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而中原起兵天下大乱,结果满人乱中取胜,一切从头再来,又是几百年。

民国时期虽短暂,但情况也类似:除了以上所述的具有中西结合的繁荣文化外,从北伐胜利到日本人入侵,中间仅有短短十年的宝贵时光( 1928 — 1937 ),就曾经有过傲人的经济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达到 9% ,史称“黄金十年” (尽管大陆对此作了消音处理)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民国政府历尽艰辛推翻满清、荡平军阀、百废待兴刚刚起步时,强邻日寇大举入侵,后同样异军突起,夺得政权 ......

民国后的大陆政权,用足够的时间和事实,说明了他们和历史上其它农民起义仅有的异同:

不同之处是由于时代的发展,他们成了西方经验的“拿来主义”。先是从德国和俄国搬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折腾了几十年后,看看实在行不通,就把老马搁在一边,又从英国搬来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承不承认另当别论)。

共同之处,便是君权统治的理念。毛曾经直言不讳地说:“我就是要做秦始皇加马克思”!六十年前,以“推翻一党独裁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为口号赢得了千千万万的民心,得以用暴力夺取了政权。六十年后却以“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为由而鸣金收场,坚持一党专政。不知百年之后,我们的后人将如何解读这一甲子的历史?!

秦始皇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产生的政体有人称为“专制社会主义”(虽自称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它在中国肆虐了至少三十年,后果有目共睹,归纳起来有三: 1 . 冤死了几千万生灵、 2 . 国民经济倒退到崩溃的边缘、 3 . 传统道德文化毁灭后的人心不古!

君权思想(或者是威权)和亚当斯密的理论相结合的政体,有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虽自称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仍在演变之中。这一政权尝到了被自己唾骂了几十年的西方“臭豆腐”的香味,欣喜若狂,用西方市场经济的药方,挽救了病入膏肓的国民经济。

然而,经济的创伤可以弥补,冤死的生命却无可复生!同样不幸的是,被摧毁了的民族道德文化和沦丧了的民风,再难重拾!

试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GDP达到 9% 意味着什么?可是我们为了憧憬中的民主,情愿推翻抗击外敌和发展经济的政府。今天,我们却又“为了经济发展”而情愿放弃民主。这个超级玩笑难道还不足为跨世纪奇闻吗?!当然,应该承认的是民国政府当年的专权和腐败,但是,如果真像大陆史书所言的那样极端的专权独裁的话,何以能容忍其他政党如此发展?!今天的政府能容忍反对党的存在吗?今天我们的老百姓有像台湾民众那样的权利吗?!至于说到腐败,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和现在的“五百巨贪”相比,那就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大到治国之道,小到个人行为,能自圆其说才是安身立命之本。如果你说,我们当初的革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目标永远无法实现;如果你说,革命就是为了革命,那么我不会给你任何解答,因为这是个荒谬的概念;如果你终于承认,我们的革命其实是为了能早日实现现代化(自然包括政治上的现代化),过上好日子。那么不用我的解答,你自己一觉醒来,早已应该明白,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现代化本来早几十年就可以实现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今天的国家,有强盛的经济实体、人民,能享受人类的普世价值、更拥有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明的强大软实力!这样的中国才是举世无敌的真正的强国。

我们知道,GDP并买不回社会的软实力,要不然为什么在中国目前出现的第三次出国潮的对象都是富豪呢(第一次出国潮在七八十年代,以打工为主;第二次八九十年代,以留学为主),他们有了钱为什么要往外跑呢?除了怕日后遭到清算以外,就是想摆脱恶劣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其中人文环境的恶劣指的便是民风的败坏和人心的不古。

靠在海外大肆开办什么孔子学院和进行媒体布网,也不能成为中国真正可以输出的软实力。软实力不是靠宣传出来的,也不是用钱可以堆出来的,它是一种价值理念,一种发自民间的自然之风,正如短评所言:“这种“软实力”使得每一位来台的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都能享受到亲人般的温暖 ...... 这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好似天生的一样。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人情味,使得台湾社会成为高度文明的社会”。

一个民族道德文化的重建,谈何容易!但也并非绝无可能。解铃还得系铃人,怎么丢失的就该怎么找回来,临渊慕鱼不如退而织网,千头万绪应该从何处着手?这才是两岸,特别是大陆领导人应该下功夫思考的问题。它显然不是导弹,不是以强凌弱,也不是ECFA,...... 而是需要高抬贵手,需要摈弃恩怨还原历史,需要意识形态的包容和择优而从,包括取其先进的政治理念和教育理念等等。顺应时代的世界潮流,带领全民族冲出轮 回的轴辙,建立起一种可以长久避免重入轴辙的保障机制,千年的民族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我们的头上。能否担当起这一重任,这需要大陆关键领导人宽阔的胸襟、高度的智慧、超人的胆略和高屋建瓴的历史眼光。从台湾方面来讲,要避免经济上的过度依赖,警惕这种依赖会授人以权柄,有朝一日在政治上逼你就范。同时,作为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者和民主政治的试验田,要保住自己可贵的软实力,为能在适当的时候担当重任做好准备。如此,两岸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平统一而非吞并,“台湾味道”的传统道德文化才有希望重返中华大地,从鸦片战争起直到今天,好几代人历尽坎坷却尚未完成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大转型,才有可能被引上初衷的轨道。

不知不觉又扯远了,权当是痴人说梦。怕只怕梦醒后夕阳已西斜,只剩空悲戚,和黄老一样,带着未了的心愿乘鹤西去,只留下一场旧梦,又是几百年!
“在那金色的沙滩上,洒着银白的月光,寻找往事踪影,往事踪影迷茫 ...... ”
无论是信步在阿尔卑斯山下、还是徜徉于多瑙河畔,每每吟诵起黄老的歌,怀念起丢失的“台湾味道”,总是热泪和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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