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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崇义:习近平的党国情结

 

由列宁、斯大林等共产党人1918年创立的党国体制,是祸害人类的一个大毒物。在世界人类起步走向自由民主的时候,共产党人横插一杠,用党国体制这个大毒物诱使几十个国家民族偏离人类文明之常轨达几十年之久。本来,人类在经历了中世纪漫长的王权专制之后,在十七世纪开辟了宪政民主的新时代。英、美、法三国捷足先登,相继走上了宪政民主的康庄大道,其它国家急起直追,使宪政民主逐步成为世界潮流。远在东方的孙中山大声疾呼“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并同其他先进的中国人一起于1912年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不幸的是,被错误意识形态迷惑的共产党人首先在俄国创立了党国体制并对外推广,用无比野蛮的暴力使专制统治以新的形态借尸还魂。在党国体制这个大毒物的祸害之下,一些国家偏离了从王权专制向宪政民主演进的正常轨道,误入党国专制的岔道。首开这一恶例的俄国,在这条岔道上走了七十三年,现在正在返归正道的路途左摇右晃。连地处欧洲心脏的德国和意大利,也挡不住党国专制的勾引而在党国专制的岔道上害人害己二十余年。最惨的是中国、北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五国,至今仍然被困在党国专制的迷途岔道上,昏昏然病入膏肓、茫茫然不知所措。

习近平在最近的欧洲之行中宣示,民主制度在中国试过了、走不通,一党专政才是中国“自己的路”(习近平好像不明白一党专政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路,而是从俄国移植进来的别人的路),国际舆论为之哗然。国际舆论的这种反应,其实是大惊小怪。不走改旗易帜、宪政转型的“邪路”,坚定不移地守住一党专政的江山,是习近平不厌其烦地宣示的一贯立场。国际舆论之所以反应强烈,是因为国际媒体界很多人希望看到一个追求民主法治的习近平。这种期待,又根源于他们善意解读习近平自相矛盾的言行。的确,习近平登基以来,既左右逢源,又左右开弓,似乎让世人看得眼花缭乱。他既铁腕反贪,又严厉镇压试图配合他反贪的民意及民间意见领袖;他娴熟自如地表露要与底层民众同甘共苦的民粹情怀,又不加掩饰地展现予智予雄、君临天下的帝王气象;他亲自主持制定“全面深入改革”的蓝图,又宣扬根本否定改革必要性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他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列为中国必须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坚决反对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的“普世价值”。习近平既要有所作为,又不能摆脱党国情结,因而他的言行充满矛盾、不能自拔。一党专政已在在全球范围内被淘汰,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势不可挡。常常将“世界潮流”挂在嘴边的党国领导们,居然对民主化的世界潮流熟视无睹,实在悲哀。当今党国领导如果不能及时割舍党国情结而成为中国宪政转型的负能量,他们不仅有辱历史使命,而且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历史罪人。


党国情结的由来


习近平等人的党国情结,指的是他们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视为“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的认知,以及他们将捍卫党国体制、捍卫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江山视为崇高使命的意识。这种党国情结,是由潜移默化的“革命化”家庭教育和自幼接受的党化教育造就的。这种“革命化”家庭教育和党化教育所灌输的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即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党国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历史叙事。

我们在这里只需要清晰地指出党国情结和党国历史叙事之间的直接关联。习近平入承大宝之后在对宣传干部训话时强调:“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100多年时间,是中华民族最动荡、最屈辱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人民最悲惨、最痛苦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在苦难中觉醒和奋起,积极探索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人们进行了很多尝试,君主立宪制、多党制、总统制都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精神传达提纲》,2013年8月19日)在以党魁之身纪念毛泽东的时候,习近平对国人重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终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却在很长时间内都抱憾而终。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救国方案都相继失败了。……经过28年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我们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在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后,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了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在以国家元首身份访问欧洲的时候,习近平再次向世人宣告:“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2014年4月1日)

习近平的上述说法,是标准版本的党教条,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国共内战中取得了基本胜利的时候,曾经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对宪政赞不绝口的毛泽东,转而公开倡导独裁和专政。在毛泽东一篇公开倡导独裁和专政的雄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 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直宣称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天命所归、民心所向,而且给中国带来独立、统一和富强。这样一种历史叙事,符合“胜者王、败者寇”的强权史观,却不符合历史事实。真正的历史事实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失地、实现民族独立和统一等等任务,是在中华民国时期完成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恰恰是造成了国家的分裂(台海分裂)。更关键的历史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江山”绝不是“人民的选择”,而是中国共产党依靠武力打出来的江山。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民真心向往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宪政运动中,中国人民差一点就得到了在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它政党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但这一机会被内战打烂了。

按照毛泽东的总结,中国共产党取胜靠的是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战略之所以在国共内战时期占上风,是因为中共当时高举民主宪政的大旗,对农民许诺土地产权、对资本家许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对工人许诺国家主人的地位、对知识分子及全体人民许诺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的自由权利。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将民主宪政的大旗踩在脚下、撕毁对社会各阶层的诺言,欠下了一大笔无法偿还的历史陈帐。

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中的胜负,则是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变化消长。1927-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终因寡不敌众而一败涂地。只是1937年之后日本全面侵华,才彻底地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对比,给中国共产党东山再起、赢得江山创造了机会。日本侵华最后归于失败,却将国民党打残了。抗战八年,与日军正面交手的国民党军队伤亡人数320万以上,并损失了几乎全部军舰和绝大部分飞机。1927-1937年间“十年建设”所积累的经济成果,不是被毁于战火就是被战争所消耗殆尽,财政极为拮据。而在同一时期,在抗战中伤亡极小的共产党军队,从抗战前的几万人发展到了12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在国共内战中,共产党军队能够投入作战的兵员实际上多于国民党军队,双方的武器装备也旗鼓相当。特别是苏联在东北所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精良武器装备,包括机枪、大炮、装甲车、坦克等,几乎尽数转给了共军。林彪率领的几十万大军,正是依靠这些精良的武器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

没有人能够否认,当年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专制腐败的政权。但是,当今的共产党政权,是一个远远比国民党政权更加专制腐败的政权,这也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从政权类型的角度说,共产党政权取代国民党政权,是极权专制取代威权专制,是中国政治的大倒退。国民党政权是典型的威权主义政权,而且是正在走向宪政民主的威权主义政权。世人对蒋介石的一个评价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这种评价,生动地概括了国民党政权的两重性。威权主义政权的本质特征,正是在专制的同时保存和发展多元的经济、多元的文化以及政治上的部分多元因素。“民主无量”,表明这是一个专制政权,没有雅量接纳和实行民主;“独裁无胆”,表明这是一个具有民主倾向和潜质的政权,没有胆量推行完全彻底的专制。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在中共和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的压力下,一直半心半意地探索从“训政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型。从1936年制定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到1947年国民政府颁布由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国民党一直都在采取制宪和行宪的行动。在国民党执掌中国政权的22年时间内,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独立媒体、独立教育、独立司法等因素一直存在和发展。特别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两年时间内,国民党政府曾经对宪政运动做出良性因应和互动,试图与“第三势力”以及共产党达成妥协而向宪政民主转型。当时的宪政运动,提出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这一极有针对性的口号。须知现代政党不能是武装集团,军队只能忠诚于国家,而不能忠诚于一党一派。党派组织交出军队而成为议会政党,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走上正轨的不二法门。

与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多元因素的威权主义政权不同,极权主义政权的本质,是以高度的“一元化”消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切方面的多元因素。当极权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打到了江山,宪政民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独立精神、思想自由等等,都在扫灭之列。中国国民党无论如何独裁专制,从来也没有否定和放弃实现宪政民主这一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打下江山之后,则将宪政民主这一政治目标彻底颠覆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极权党国体制,摧毁了1912年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制度框架,用暴力彻底打断了中华民族走向宪政民主的正常历史进程。历史事实明明是中国共产党摧毁、颠覆了宪政民主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却硬说宪政民主不适合于中国。这种自欺欺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史学,实在贻害无穷。


党国情结的危害


二十世纪末世界政治最重要的事实是,共产主义党国体制在世界范围内被历史淘汰。当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指令经济)而部分地采纳市场经济,当中国共产党控制能力的减弱使中国社会演变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具有多元因素的后极权社会,当以社会媒体和草根非政府组织为载体的公民社会已初见端倪,当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和公民意识已经复苏觉醒,当中国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洪流,中国民族又有了复归宪政民主、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机会。在这样一种历史大格局之中,捏着民族命门的习近平等人仍死死抱着党国情结,其最大危害在于他们能够延缓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历史步伐,带领掌握着国家暴力的中国共产党,继续用暴力阻止中华民族进行自发而明智的选择而走上宪政转型的道路。

习近平走马上任的时候,本有一种扭转乾坤的能量蓄势待发。由于“胡温新政”无疾而终、在社会变革方面蹉跎了十年光阴,整个社会都期待和支持习近平施展拳脚、大有作为;西方世界对习近平的基本态度也是与人为善、乐见其成。而由于毛左顽固势力因薄熙来的垮台而受到重创、江泽民派系整体式微、胡锦涛拱手相让、党政军实权派全力拥戴等因素,习近平拥有胡温不可比拟的实力来开创新局。习近平团队完全有能力顺势而为、打破因为周永康失势而受到削弱的维稳体制,开启宪政转型的伟业。不幸的是,为党国情结所困的习近平上台以来却利用他的实力来维护一党专政的江山、毁坏宪政转型的势头。

为党国情结所困的习近平及其它实权派“红二代”,痛感“亡党亡国”的危机,将挽救党国危亡视为他们的历史使命,而且认为他们作为红色接班人完全有资格采取任何行动、可以不惜代价。在他们看来,“亡党亡国”的危险来自三个方面:官员的贪污腐败和信念缺失导致“亡党亡国”、舆论阵地失守和公民社会的挑战导致“亡党亡国”、经济危机导致“亡党亡国”。为了克服这三个方面的危险,习近平打出了铁腕反腐、“舆论斗争”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组合拳。

切实反腐本是善政,对打击贪腐势力、扭转社会风气有积极效果,而且可以通过反腐肃贪为宪政转型开路。但是,习近平将反腐作为巩固专制统治的手段,格局太小、意义有限。现代人类早就找到了有效控制腐败的制度安排,包括以信息公开为基础的有效防范、以媒体独立为前提的舆论监督、以司法独立为原则的有效惩治、以全民选举和政党轮替为手段的终极制约,等等。将反腐纳入法治和宪政的轨道,才是符合现代文明的谋国之道。可悲的是,这些现代制度安排都因为不符合习近平的党国情结而被排斥。甚至那些积极配合习近平反腐、依法呼吁实施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等维权律师和各界人士,反而被政府构陷打入大牢。晚清名士龚自珍面对清王朝的溃败而又找不到匡时济世的新办法,哀叹“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习近平洋洋得意的,恰恰是“重典治乱”、铁腕治吏这一类陈旧鄙陋的帝王权术,令人不能不扼腕兴叹。中华民族在专制统治下经历了“重典治乱”和贪腐丧乱的千年轮回,如果还继续相信依靠专制权力“重典治乱”和选择性执法的古传权术能够有效治理腐败,就像相信镇痛剂和狗皮膏药能够治愈癌症一样,非妄则愚。

在党国情结支配下制定的改革方案,同样只能是庸医之陋方。由习近平主持起草、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決定》,开列了洋洋大观六十个方面、三百余项改革设施。它表明这个领导层决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扭转经济下行趋势、避免经济危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因为这个改革方案不是要改变党国体制、而是要巩固和强化腐朽没落的党国体制,它所期待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和 完善“市场经济”等目标,都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多年以来,中外一些不良政客、商人和学人一直在营造中国的盛世幻象和“中国模式”。不幸的是,当家理政的党国领导也一直执迷于这种幻象,不知是因为他们误读误判还是因为信息渠道失灵。党国领导几乎在所到之处,都不断地引述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快速发展的数据来证明中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习近平在“八一九讲话”中如是说:“同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相比,同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相比,同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相比,我国发展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精神传达提纲》)这种说法,忽略时间背景、似是而非。熟悉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取得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一种常态。

中国是“文明古国”,古代的经济本就比周边国家遥遥领先。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也比日本除外的周边国家富裕得多。中国被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抛在后头,是在毛泽东统治的三十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拨乱反正”、推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而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又正好赶上全球化的大潮,成绩果特别明显。依靠低人权“优势”和低环保费用“优势”(也就是更加残忍地榨取劳工和环境的“优势”),中国成为全球化时代的赢家和“世界工厂”,短时间内积聚了巨大财富。而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抓住时机实现经济转型和宪政转型,巩固“经济起飞”的成果并向稳定发达的社会转化。在“经济起飞”之后没有经过宪政转型而转化成发达国家,只有新加坡一个特例。而新加坡这个享受英国法治传统的城邦小国,其经验显然没法移植到中国。且不说经济和军事上“崛起”、经济和道德上沦丧的中国,不是世人想要的中国。中国靠高投入、低人权支撑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在后极权党国体制下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权力异化、社会溃败、不公不义、官民冲突、族群对抗、戾气横生、生态残破、资源枯竭等种种祸害弊端,正在威胁着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怎能陶醉于“风景这边独好”的幻象,而不谋求转变社会基础制度的救国良方?

习近平的党国情结,时下为害最烈的是“舆论斗争”和对公民社会的摧残。习近平的“八一九讲话”,表明他的治国理念在整体上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的陈腐框架之中。他仍然生活中“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本能恐惧之中,将主流文明社会与中国的正常思想文化交流和交锋视为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他仍然将早已破产的“共产主义信仰”视为是“共产党人的命脉和灵魂”,将落后的党国体制造成的结构性腐败归因于“共产主义信仰缺失”;他仍然抹杀共产党执掌政权、垄断政权之后早就转化为专制统治者的事实,硬说“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他仍然死死抱着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教条,将弘扬普世价值定性为“危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的颠覆行为;他全然不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毛左顽固派如果没有权力的支撑就在理论争论中全线崩溃的事实,采纳那些毛左顽固派的一贯做法、硬将腐朽教条被抵制说成正确观点“受到围攻”;他全然不顾自由民主早就成为人类主流价值、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二国家实行民主制度的基本事实,居然质问“西方国家到处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在哪个国家获得了真正的成功呢?”基于这一系列的陈腐观念,习近平认定“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习近平在这一讲话中使用了一系列蛮横而带有火药味的军事语言,诸如“敢于亮剑”、“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守土有责”、“战场上没有开明绅士”等等,发起一场以互联网为主战场的“舆论斗争”,而且做了非常具体细致的部署。(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精神传达提纲》)

习近平发起这样一场战争,显然是为中国共产党罪上加罪。自从中共党国体制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天起,中共从未停止“舆论斗争”。且不说毛泽东时代连绵不断的政治清洗运动,殃及千百万忠良无辜,即便是改革开放以来,也有此起彼伏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唱红打黑”等等,中共领导的“舆论斗争”何曾间断过?这些“舆论斗争”的实质,是用政治暴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是大兴“文字狱”进行政治迫害。周永康引起知识界的公愤,绝不是因为他特别贪腐和好色,而是因为他从政法系统和文宣系统抽调人员组成的各级“维稳办”对舆论和维权人士的严厉打压、主导维稳体制将进步因素和变革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在这种连绵不断的“舆论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垄断着所有的传统媒体,掌控着绝大部分的新兴社会媒体。有关部门控制网络时,种种阴招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包括大规模地删帖、封号、封网、抓人、搅混水等等。其结果,中共的“舆论阵地”居然已经“失守”。这只能说明,中共党国体制确实走到了穷途末路。

在中共党国体制走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社会的生成,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曙光。对于公民社会这一范畴,学术界有很多争议,不同的学术谱系强调不同的侧面。以托克维尔为典型代表的谱系,将公民社会定义为众多的、不受国家支配的社会团体的总和。以哈贝马斯为典型代表的另一谱系,则从功能角度将公民社会归结为承载公共舆论、探讨公共话题、汇聚交往理性的“公共空间”。以笔者之见,最为公允的见解是公民社会理解为社会团体和公共空间这两者的综合。无论侧重社会团体还是侧重公共舆论,一个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对宪政转型和社会健康非常重要。在当今中国这种后极权社会,独立的政治性社会团体缺乏生存发展的空间,承载公共舆论的“公共空间”、特别是以“自媒体”为特征的互联网,成为公民社会的主力。

纵观人类历史,不能不赞叹公民社会在当今世界所展现的空前威力。人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被命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世界数千万死难者的血,激发了普世人权的觉醒。以1848年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人类进入“人权时代”或“人权革命时代”。在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中,人类开始真正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凭借着对普世人权的坚强信念,高举着自由民主的大旗,对尚处在苦难之中的兄弟姐妹伸出援手,向各种违反人权的制度宣战,使数以亿计的生灵战胜国家暴政,从被奴役状态中解放了出来。苏联曾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翼,其它共产党政权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产物。共产主义者曾经投身于战后国际人权秩序的建设,将以社会经济方面的权利为核心的“第二代人权”纳入人权体系,有共产主义者的功劳。但是,当共产党政权表现为违反普世人权的极权统治,就理所当然地被公民们抛弃了。普世人权是公民社会的最高信仰。由于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在人权时代的逐步觉醒,反对非法剥夺公民权利的专政、拥护充分保护公民权利的宪政,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党国控制相对薄弱的互联网,成为中国公民社会交流思想和信息的平台。周永康主导的维稳体制那么狠毒,尚还对网络言论网开一面。习近平发动网络战争,要将抗击专政、赞成宪政的舆论及网民赶尽杀绝,得罪公民的深度和广度可想而知。难道习近平要通过“舆论斗争”恢复汉武帝式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巢式的“我花开时百花杀”、毛泽东式的“舆论一律”?只可惜他生错了时代。


党国传不到“红三代”


中共建政之初毛太子就死于非命,没能形成世袭体制。培育和选拔合格的“接班人”,特别是选拔最高领袖的“接班人”,成为中共政权的头等大事和生死搏斗。刘少奇和林彪在这种生死搏斗中粉身碎骨,胡耀邦和赵紫阳在这种生死搏斗中遗恨终生。据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因为受到“苏东波”的巨大刺激,陈云断言“江山交给自己的子弟才放心”,而且他的动议在高层达成了共识。“红二代”接班,共产党真的顺利地将江山交给了自己的子弟。“红二代”掌握着“两个一百万亿”,即一百万亿元国有资产和一百万亿元银行现金积蓄,财大气粗。(李伟东:《走不通的红色帝国之路》)。如果没出现经济崩盘之类的变故和震荡,充满“自信”的“红二代”真的也可能在任期内保卫“红色江山暂不变色”。但是,“红二代”之后呢?还能继续将江山交给“红三代”吗?如果不能交给“红三代”,不是就不能放心了吗?

还真有能够将江山交给“红三代”的共产党政权,那就是建立了世袭制度的北朝鲜共产主义金家王朝。但是,金家王朝因为胡作非为、罪恶滔天而风雨飘摇、危在旦夕,恐怕不足为训。况且,“红二代”权力网络的形成,有赖于父辈真枪实弹的“打江山”。世人对世袭制度反感之极,对“红二代”的容忍只是权宜之计。“红三代”何德何能?若说党国政权将由“红三代”的习泽明、薄瓜瓜、邓卓棣辈接班,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

习近平登基之初曾感慨万千地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习近平南巡讲话摘要》,2013年12月7-11日)习近平对苏联解体的解释,忽略了没落的党国体制被人民抛弃这一更加根本的原因,但他所说的苏联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动摇了”,也是事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共产党掌权的所有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三信危机”,即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党国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和对共产党的新任危机。在“三信危机”的背景下,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土崩瓦解,结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现代人类历史上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弯路。如果说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瓦解,表明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了;那末,在“苏东波”之后残存的共产主义政权,更是丧魂落魄,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在人权和私人产权都已取得神圣地位的今日中国,还要拿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不啻痴人说梦。有一点远见的人都能预料,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在中国以某种方式退场的年头屈指可数,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届时中国将回归二十世纪曾经初见端倪的宪政民主、回归人类主流文明大道,“似曾相识燕归来”。

实际上,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都从未自觉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当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成功地挣到了普选权、真正享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利的时候,他们中的多数没有将选票投给共产党,而是投给信仰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或工党。他们所信仰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保护和增进劳工的权益,比如在劳资关系上制定向劳工倾斜的法规和社会政策,加强工会在集体谈判和组织集体抗争等方面的地位,建立和发展实业救济金和养老福利金,等等。他们甚至也不是盲目地支持“福利国家”,以防一些好逸恶劳、心术不正的人滥用国家福利、不劳而获。

第一次将共产主义天堂形诸笔墨,是曾经长期担任法官、议员和其它官职的英国奇人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写就的《乌托邦》。在这部体现丰富想象力的著作中,莫尔描述了一个理想中的岛国,财产公有、适龄男女都要劳动、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产品按需分配、人人丰衣足食。莫尔所想象的理想社会,成为后世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模板。不过,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是一回事,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信仰又是另一回事。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用目的来证明手段的正当性。英语里有一句谚语说,“通往地狱的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用这一谚语来总结人类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再也恰当不过。部分人类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对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探索和实践,夺走了至少一亿条人命,人权和产权被侵夺而倾家荡产的受害者更是不计其数。这样一种邪恶的信仰还要坚持,于心何忍?

当世界历史进程已经进入人权时代,赞同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普世价值,是一个合格政治家的起码要求。彻底超越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和划地为牢、无法摆脱专政思维的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政治领导人打开新局面的起码要求。执迷于党国情结、排斥普世价值的政治领导人,根本不能胜任引领中国通过变革走入正轨的伟业。既然原来的教育和历练没有确立起合格的治国理念,迫在眉睫的任务是立即转变观念而跟上时代的步伐、彻底摒弃党国情结而确立宪政理念。

按照民主化理论和人权时代“第三波”民主化的历史经验,宪政转型最稳妥的途径是先自由化、后民主化。也就是先开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而后才开放多党政治、举行大选。相反,摧残替代性健康力量、堵死和平实现宪政转型的通道,则是最不负责任、将国家民族引向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的下下策。中国公民社会在组织上没有长足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但在思想上已相当成熟。宪政民主的目标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共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动原则也已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主导思想。这样的公民社会,完全能够与政府当局进行良性互动、创造奇迹。党国诸公现在仍然有机会坦诚地承认罪错、将功赎罪以争取与各种受害者的和解,开辟宪政转型之新局、最终鼓起勇气面对票箱。但是,党国诸公是否能够克服为眼前一党私利而倒行逆施的小聪明、拥抱顺应历史潮流而名垂千古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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