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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现象

未名湖畔

 

黑格尔哲学中有一概念--异化,阐述这样一种观点,事物发展迟早会走向自身的反面,这种变化,谓之“异化”。

1978年走出牢笼的周扬,向过去被他整肃,还存活的文艺界人士鞠躬道歉,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深感内疚,探望坐牢二十三年,已经失智的胡风,周扬伤心落泪。他的忏悔十分真诚,几乎所有被他整肃的作家、艺术家,都与他握手,原谅了他,不再记恨!

上世纪五十年代,周扬秉承毛泽东旨意,肆意批斗那些背离国民党,投奔共产党,尚能独立思考,不屑溜须拍马,怀有天良的文艺工作者,将他们批倒、批臭,总计有几千人,他们一个个降职,下放、劳改、流放、坐牢。当年周扬掌控的权力之大,处分之严,被大家称为文艺界的“沙皇”。其实,他只是毛泽东豢养的一只“鹰犬”,或曰“驯服工具”,名为“工具”,并非不能思考,周扬很了解胡风,以及胡风的朋友们,早在三十年代他们就认识,彼此就文艺问题争论不休,周扬明白胡风一伙的文艺观点,这些人虽然不认同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愿唯毛泽东马首是瞻,但绝不是国民党特务,可是毛泽东坚持要把胡风一伙,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作为毛泽东鹰犬的周扬,不得不执行主人的命令。

晚年的周扬走向自身反面 、确切地说,他晚年的思想发生“异化”,与他早年的思想,全然不同,若事情到此为止,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周扬,只是一个能够认错忏悔的老人,思想行为的变化,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上,他思想的异化,造成的社会影响有限,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周扬不仅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洞见肺腑,对中共所坚持的马列信仰体系,也有所思考,有所醒悟。

1983年,周扬在全国文学艺术家代表大会上作报告,题目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其中第四章题为“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报告内容引起与会者巨大反响,说出了几十年来,埋藏在他们心中,想说而说不出、或说不完全、或不敢说的话,这位整肃过他们的“大恶人”周扬,替代他们、替代广大文艺界人士说了出来,真可谓一吐心头“之恨、之怨、之想”,但此举遭到胡乔木、邓力群等人激烈反对,指责周扬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要周扬公开认错检讨,周扬不为所动,没有认错的态度,反而将报告的第四章稍加整理,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题目改为《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其影响不仅仅停留在文艺界,扩大到全国各知识阶层。

周扬运用黑格尔的“异化”概念,解释中共主政大陆后,普遍出现的一种状况,一种“异化现象”,周扬認为:
中共干部原是人民的公仆,这些公仆本该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民众做事,但是掌握权力后的公仆,渐渐走向自身反面,异化为人民的主人,反过来教训人民,欺负人民,甚至限制、剥夺他们各种权利,诸如:信仰、言论、迁徙、居住、出国、职业选择等等自由,甚至生存的权利。

这种见解,与中共的正统主流意识,大相径庭,若在毛泽东时期,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言论和行为,足以戴上叛逆帽子,沦为阶下囚,幸亏此事发生在八十年代初,邓小平高举改革开放大旗,不宜对周扬采取激烈措施,但是邓小平看了周扬的文章很生气,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展题为“清除精神污染”的批判,矛头直指周扬,以及与周扬有相同观点的王元化、顾镶、王若望、方励之等人,从此周扬不再被当局信任、重用。

像周扬这样开始“整人”,而后“被整”,在中共的中高级干部中,十分普遍,但是被整肃后有所醒悟,主动向曾经被自己整肃的受害者道歉,就很少了,又如周扬把中共的这种整肃行为,提高到信仰层面思考,对自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从哲学高度进行认识、批判,就少之又少,堪称凤毛麟角。

与周扬一样,属于凤毛麟角者,还有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文革后期,赵已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像他这一级干部,在毛泽东主政时期,必定整肃过其他干部,否则不可能爬升到这一高位,关于这一点,赵本人承认,他的思想在大跃进时很“左”,主政四川期间,看到广大农民在毛泽东“人民公社”制度治理下,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濒临死亡威胁,他冒着违背中央农村政策的罪名,允许在农村实施“家庭承包制”,几户家庭向公社租赁部分土地,负责耕耘,上缴租金和公粮后,其余归农民所有,仅仅是这样一点点改变,农民不再挨饿,广大农民感激不尽,当年四川流传民谣“要吃粮找紫阳”。从《改革历程》、《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两本书可以看出,赵紫阳的思想从“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就开始“异化”,改革开放后,赵紫阳一面追随邓小平,大力进行经济改革,一面开始思考中共政治、经济体制,中国社会究竟出了什麽问题?赵的思想一直在异化,以致晚年囚禁家中时,对那位以气功大师名义,进出赵家的宗风鸣,表达了这种观念:观察各种政治制度,权衡利弊,还是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比较好,要实施有效监督,必须主动培养“反对党”,实行多党竞争,这一类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全然分歧的思想。

异化现象不仅仅发生于个人,也呈现于整个社会。 1949年后,毛泽东治理下的中国,是对1911年后,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国的一次异化,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发生异化,这个异化过程,一直在毛泽东的主导下进行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1976年秋季,全社会濒临危机,毛泽东终于撒手人寰....,此时,中国社会发生第二次异化,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否定了毛泽东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用黑格尔的哲学语言,中国经济所有制,发生“否定之否定”变化,邓小平之后的接班人,还在延续邓小平开始的第二次异化,时至今日仍在继续。

从经济角度看,1949年的第一次异化现象,是对私有制经济的否定,建立了全面的公有制,1978年第二次异化现象,是对公有制经济的否定,这个否定并不彻底,仍在继续。

习近平的反贪是认真的,但这只是暴露了,公有制经济必然导致的一种弊端,即几乎无官不贪之现象,他是否愿意、有没有能力彻底否定公有制经济,就他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三个自信而言,看不出来他有否定公有制经济,促使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制,经济走向私有制的志向。

关于三个“自信”,其理论是否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制度上,是否依然是共产党永远保持执政地位,其他七八个“民主”小党,在野实施“小批评大帮忙”(小骂都不敢)?经济上是否依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它私有制经济为辅?文化上是否依然以歌颂共产党为主旋律,调侃某些民众道德瑕疵为辅?道路上是否依然是从小康奔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异化虽然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但是异化并非意味着进步,例如1949年以前的小农经济,从“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一步步异化到“人民公社”,农民不仅失去土地、耕牛、工具、出售农副产品、外出劳动...,最后甚至失去储存自己口粮的权利,导致死亡千万、饿殍千里的惨状,从生产方式考虑,“人民公社”是一种比俄罗斯“农奴制”,还要落后、反动、残酷的制度。从生产效力考虑,“公有制”经济远比“私有制”经济落后,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制经济异化为公有制经济,不是进步,而是倒退,邓小平恢复私有制经济,朱镕基把国营工厂民营化,总体看是一种进步(虽然某些单位,没有妥善处理好下岗工人的出路问题)。

否定公有制经济的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远比否定私有制难,作一不恰当的形象比喻,一伙强盗抢劫一大户人家,得到许多财物,抢的时候同心合力,事后怎样分赃?暂时由几个资深老盗保管,小盗们只拿几个零用钱?如此天下太平了?大概不会,强盗们会因此大打出手,为何如此?抢劫是公有化过程,分赃是私有化过程,分赃远比抢劫难,谁来分配?可惜不是上帝,而是世人,但世上绝大多数人都自私好色,无论是斯大林所言,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皆然。

无论是谁,都阻挡不了事物的异化,遗憾的是,如前所述,异化不一定带来进步,是祸是福难说,君不见利比亚的卡扎菲,伊拉克的萨达姆,都在异化过程中身首异处?这不重要,此二人不是什么好东西,重要的是:民众的生活得到改善了吗?

2014/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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