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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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强:民众急功近利造成中国民主困境吗?

 

同意张镇强先生文中观点,不是民众的急功近利造成中国民主困境。急功近利事常有,但这是局部的、战术层面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是不能准确预测的,同样也是不能回过头做“马后炮”式的假设:如果不什么不什么,历史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这种历史总结无意义。在历史长河的每阶段、每节点中,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团体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心尽力完成了自身角色的表演。一个无形手将其整合成历史的发展。人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只好归于“宿命”或“神”。以这种历史观去看世界和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我们心中坦然,做好自己事,过好每一天。演好自己的角色,就是对人类大剧的贡献了。北京查建国


2014年6月30日的《博克中国》有一篇马水焕先生写的“急功近利的民主路难以走通”的文章。文章从头到尾肯定了民主的必然性,“中国的民主路肯定还是得走”。这是正确的积极的。但文章核心是把中国现在的民主困境归咎于民众的急功近利,实在很成问题,需要讨论一番。

文章开头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推翻清王朝后先后建立了三个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亦称北洋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三个政府的领导人都想走民主之路,但由于急功近利,结果事与愿违,在政治发展上走了三条不同道路。”

文章肯定“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的确称得上亚洲第一共和国——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民主最自由的一段时期。”但在指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何失败时却说:“这时候,中国的民众如果不是急功近利,待克服军阀纷争的弊病后,其民主体制只要能以保留,也是会慢慢改进,进而成熟起来的。可中国的民众却急功近利,滥用宪法赋予自己的民主权利,进行游行示威,如抗议巴黎和会的五四运动,滥用宪法赋予的结社权利,使苏俄势力得以有机会渗透,使一批宣扬暴力的赤色团队得以生存壮大。”

文章接着指出,北伐成功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其实是对北洋政府治理理念和制度框架的一种承续,它也强调走英美式宪政道路,只不过走了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之路,在政治结构上作了一点微调……更关键的是,国民政府虽然推倒了北洋军阀,但仍面临着大大小小的地方割据势力,以及接踵而来的日本侵略,加之苏俄的渗透并不停的鼓动各类赤色运动,所以政府被迫左支右绌,结果形成了了一种“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政治生态。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是很快宣布结束训政,进入宪政。这种宪政发展好就好在有明确的路线图和一定的时间表。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不顾国内复杂因素的制约,不顾客观情况急于想解除共产党的武装,最终导致了国共内战的爆发。试想,如果当时的国民党领导人度量再大一点,允许共产党的军队存在,中国的民主进程虽然缓慢一点,但对中国人民来说,一定是一件好事。

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马先生对这两个政府时期的民主进程和最终失败原因所作的表述。

首先,我认为“这三个政府的领导人都想走民主之路,但由于急功近利,结果事与愿违”的说法是不准确不正确的。不排斥北洋政府的某些领导人有民主思想,但本质上,整个北洋政府的领导人是想搞各自的或集体的专制独裁。他们被迫表现某种宪政民主倾向,乃是整个世界大势和国内民心所向的压力之结果。这就是北洋军阀混战,最终需要由孙中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来收拾他们的原因,也是北洋政府时期宪政民主试验未能成功的深层原因。如果真像马先生所说的北洋政府领导人都想走民主道路,以他们的实力和影响来说,当时的民主运动哪有不成功之理。

我同意马先生所说,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民主最自由的时期。但这主要是各个军阀忙于互争地盘和权力,不得不放松对民众的控制和箝制,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也不得不给民众更多民主自由权利来收买民心之结果。而军阀们一旦形成统一的力量,组成统一的政府,就必然有恃无恐地收紧对民众的控制和管理,以巩固其专制统治地位。很难想像多数军阀会心甘情愿地由国民来决定他们的政治命运,让他们的言论和行动由国民来加以监督。

因而说北洋时期民主运动之失败是由于民众急功近利,民众滥用宪法赋予他们的民主权利的结果,也是没有道理的,不能服人的。游行示威乃现代民主制度中民众表达思想和意见的方式之一,是民主题中应有之议,如果统治者连这一点都不能接受,哪有什么愿意走民主道路可言呢?至于游行过程中的某些过火行为当然不应提倡,如抗议巴黎和会中的火烧赵家楼等。但不应以其一点,否定全面。

马承认民国政府强调要走英美式宪政道路,只是作了一点微调,提出走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之路,但因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日本侵略,苏俄的渗透,各类赤色运动的对抗,结果形成一种“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政治生态,民主未能顺利发展,也是准确恰当的解释。

但在指出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很快宣布结束训政,进入宪政,并制定了实施宪政的明确路线图和一定的时间表后,又说民国政府不顾国内复杂因素的制约,加上领导人局限,所以不顾当时情况急于想解除共产党的武装,从而走军政、训政、宪政的道路,最终导致了国共内战的爆发。最后竟说:“如果当时的国民党领导人度量再大一点,允许共产党的军队存在,中国的民主进程虽然缓慢一点,但对中国人民来说,一定是一件好事。”可以看出马先生的真意是,当时国民党若允许共产党军队继续存在,国共内战就打不起来,中国民主就会缓慢前行,这才是中国人民之福。

显然,马先生是把中国民主受挫或失败的板子完全打在国民党特别是它的领导人身上。这是很不公平公正的,也是与事实不符的。马先生在这里缺乏最起码的常识:当两个主要政党都保有自己的军队,国家还能统一吗?他们能不各自公开或暗地扩大自己的军力,伺机夺取全国统治权吗?北洋政府时期不正是因为各路军阀都握有军力而相互混战,无法统一吗?何况这以前的国共两党已经经历过长期武力征剿和反征剿,此时再不把各党派的军队统一在一个政府管理之下,还能搞民主吗?

这里还引出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中国现代史上三个政府的领导人都想走民主之路,但因民众急功近利,结果事与愿违。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判断:

一是三个政府的领导人都不可能想走民主之路,即使有的讲了一些主张民主的话,那只是一种暂时笼络人心的手法,即使有某些行动,也只是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专制独裁者和政治野心家,除了美国的华盛顿和不丹的国王旺楚克父子之外,再没有人愿意放弃个人独裁统治,让民众当家作主的。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至今还没有看到过类似华盛顿和旺楚克父子这样开明的统治者。

二是三个政府的领导人是有差别和本质差别的。

北洋政府的领导人本质上是不赞同民主也不会搞民主,他们要的是以武力征服他人,使自己成为中国的一统专制独裁者,随后怎么发展,则走着瞧。

民国政府的领导人也是想以武力来统一中国,但因略知世界趋势的必然归宿,愿意走军政、训政、宪政之路。而这个宪政共和国仍必须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也即实施有限的民主,而不会允许它发展成为美欧式的民主制度。

共产党的领导人,则与以上两个政府的领导人完全不同,他们根本不会搞民主,也不可能搞民主。因为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就是消灭一切私有制,在本国和全世界实现完全公有制的共产主义。而欲达此目的,就只有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舍此别无他途。所以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明确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当然与民主水火不相容。

不错,毛泽东等在抗战胜利后初期,也大谈要民主自由,骂国民党政府独裁,不民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他们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从他们手中夺取全国政权的一种手法,并不表明他们也要搞民主,也要让民众自由。这是人类历史上所有政治野心家都都用过的手法。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狡猾的政治野心家,他既想当中国的新式专制皇帝,还想当世界天王,哪里有一点点民主的念头。现在流传的“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一文也证实了这一点。

毛泽东如果有一点走民主之路的念头,他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当了中国的党政军一把手后,权力之大,影响之广和深,绝对无人可比,完全可以一举把中国引向民主宪政之路。果如此,今天的中国一定已成为超越美国的世界民主自由堡垒。但为什么现实又不是这样?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及其政党本质上是只能搞专制独裁,不能搞民主自由。否则他就不能以其信念改造中国和世界,当中国和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毛泽东在1949年当上中国最高统治者后推行的一系列消灭所谓敌对阶级、异己势力的政治运动,实行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化运动,完全证实了对毛泽东及其政党的上述结论。也证明所谓1949年后的中国政府领导人也想走民主道路,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就是说教者的极端无知和浅薄。几十年来,社会上一直流行的“民主,对国民党来说是多少的问题,对共产党则是有无的问题”,也证明了这一结论的准确和正确。

不错,原来有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后来也搞民主了,现在欧洲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就是。但他们是在放弃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信仰,即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愿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民主方式取得执政权,遵循民主原则和程序进行政治活动的。他们与原来的共产党有质的不同。

正因为马先生对这三个政府领导人的本质差别缺乏辨析,机械地认定他们都愿意走民主道路,因而得出了中国从北洋政府时期到现在为止的所有民主运动的失败都是由于民众急功近利,因而对中国自1949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民众要求民主的行动总是加以指责,而对权力当局拒绝民主,镇压民主则为之找理由开脱,把一些根本不属民主的措施吹捧为民主行为,说什么“1957年一批有民主意识的人,幻想通过‘进谏’方式促进民主,其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指责儿九“六四事件”中的学生行为过分,最后竟帮助权力当局发警告:“依照中国目前的现状,稍有不慎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如果贸然推进,照搬照抄人家的一套,也确实会走到邪路上去。”

这一系列话语充分证明作者的观念是民主要搞,但民众不要动嘴动手,耐心等待权力把民主赐给你们,否则就要出乱子,民主就搞不成。说得好听一点,这是十足的消极被动,不好听一点,是十足的奴隶思想。马先生哪里想过,人类历史上,民主从来就是民众主动争取甚至斗争包括暴力斗争的结果,除前述极个别例外,哪有什么统治者自动带给民众以民主。

总之,中国民众根本谈不上对民主急功近利,而是太迟钝,太被动了。连一向被视为落后的阿拉伯中东国家的民众都不如。他们在短短一两年或数年就从专制独裁者手中夺取了民主自由。中国从1848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在追求民主自由,至今已170多年,还没有真正享受过民主的味儿(台湾、香港例外),怎么能说中国民众对民主急功近利呢?中国人如果再照马先生的话处事,恐怕永远也盼不来真正的民主享受。

2014.7.6 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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