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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与宪政擦肩:中共的“真爱”不是英美是苏联

 

当时关于宪政有三种蓝本:英美式宪政;孙中山五权宪法;苏联式宪政。共产党并不要走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子,但当时公然把苏联制度拿出来是不行的,所以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就行,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

1946年国共宪政之争,最初在1月31日的政协决议案中曾达成初步妥协,决定组织审议委员会,六个月内修正宪法草案。当时议定的宪法仅有“五权宪法”之名目,实质接近英式宪法。

但接下来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执政党内强硬派又试图翻盘,除强调依照孙中山建国大纲、五权宪法之基本原则拟定宪法草案外,还表示,国民政府委员由国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执会选任,仍坚持党治。而此前政协会议对政府改组的决议中,要求国民党员和国民党以外人士各占半数。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是否构成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抵触,是国共两党1946年宪政之争的一个焦点。接下来更为激烈的争吵发生在国民大会应否召开上。政治协商决议案曾表示国民大会于本年5月5日召开,会上制定宪法,旧代表外,还增选台湾、东北代表,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若干名。(注1)但最终,国民大会拖到11月15日才正式召开,比预定时间晚了半年多,中共和民盟等党派拒绝参加。

国民大会召开时,国共两军的“全面内战”已经进行了将近5个月。按照中共官方党史的叙述,国民党部队在1946年1月到6月,对解放区进行了大小进攻4365次,使用兵力270万人次。截至10月初,仅华中和山东解放军就歼灭国民党部队8万人。(注2)一边厢兵戎相见,但另一边厢并未完全放弃谈判,直到进入1947年。

表面上是宪政之争,实质是统治权之争。共产党指控国民党表面上政治妥协,暗中布置军事入侵。同样的指控,也发生在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讨伐声中。从执政的国民党角度,共产党已在政治协商决议案中认同“尊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原则”、“在蒋主席领导下,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和“军队国家化”等主张,故将其纳入合法议政轨道是首要选择,否则当然要以优势兵力清剿叛乱。至于共产党,在兵力弱势的前提下,自不肯放弃政治协商努力,作为退可守的凭借,但暗中也一直布陈兵力,尤其将控制东北作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核心,在中国实践共产理念,是其矢志不渝一有机会必欲兑现的方向。

就此而言,1946年政治协商中口口声声提及的接近英式宪法的宪政,于中共仅是一个不得已的权谋与工具。如果中共注定无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会隐忍接受这个次优选择,而一旦获得执政,毫无疑问将弃之如敝屣,效仿苏联宪法。对国民党而言,英式宪法意味着缩减党独裁的权力,当然不如“五权宪法”更为有利。因为毫无失去江山的预见能力,国民党内为此争吵不休,险被既得利益绑架,但结束训政,回归宪政,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946是中国宪政史的重大挫败之年。姗姗来迟的1947年宪法,最终只有在台湾才有实践机会。而大陆姓共之后,对宪政的态度与1946年迥异,并不出人意表。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也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推动者。

国共骂战:假宪政,真备战

1946年8月28日下午4时,国民党军调处执行总部政府方面参谋长蔡文治将军,在何应钦寓邸,向记者团发表了对时局的谈话,其中重点澄清“中共之宣传战所造成之迷惑局面”,其内容包括:1、中共于八月十九日宣布动员令,次日又否认之,实际自八月初以来,即已动员一切力量,向政府军展开全面攻势;2、政府正准备改组,召开国民大会,并荟萃众意审议宪章,实施宪政。“如中共之共产主义及其流血恐怖政策为人民所支持,自可于改组政府时取得其合法地位,不应在政府准备实施宪政与其谈判时,公然宣布动员,向政府攻击,此非政党之争,而为以武力发动内乱,致使八年来饱受战苦之人民重受战祸与经济之困苦,并将八年牺牲所造成之国际光荣地位一旦毁隳,为全世界所轻视。此种是非顺逆,应明辨之。”

和共产党指控国民党发起内战相同,在宣传上,国民党也坚称内战由共产党发起。在那天的讲话中,蔡文治重点表达了代表国民党立场的对时局症结的评析,并对共产党做了5点抨击:1、中国共产党的主义中无民族主义,故其本身利害重于国家民族之利害;2、中国共产党攻击政府不民主,仅认为其土地革命、恐怖流血阶级斗争、农工专政为民主;3、政府希望一切以商谈解决,故必须实行整军协议,使军队国家化,不以武力为政争之工具,而中共则不实行整军协议,一面商谈,一面以武力发动内乱,并以武力维持其割据地区之共产主义政治形式,此种局面,是一面参加政府,造成一个政府中有两个政府局面,另一面又以武力割据造成一个国家中有两个国家的阴谋;4、政府要求修复交通,俾物资流通,经济复员,中共则破坏铁道,使人民更趋贫困,政府租借美国物资,购买美国剩余物资使战后物资缺乏之人民,得以逐渐恢复经济生活,中共则反之,俾中国人人赤贫,以便其赤化;5、政府朝夕祈求统一,安定建设,俾此经济落后之国家,不失建国机会,中共则造成骚动破坏恐怖,以便其政策之完成。

蔡文治说,以上是国共间根本不同的几处观点,如以国家民族为前提,则一切不难迎刃而解,否则不过为中共实行其政策之一种手段而已。(注3)

这番话,也可以看做是对中共所要求的“宪政”的一个评价,认为只是为攫取执政权的一种手段而已,中共的土改和阶级斗争和宪政没半毛钱关系。中共当然不同意这种指控。1946年12月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很能代表共产党的宣传主张。该文开篇名义就表示,“民主不能由独裁者制造,统一不能由分裂者制造,宪法不能由毁法者制造。毁法者、分裂者与独裁者蒋介石所伪造的‘国大’和‘宪法’,只是反动的工具,人民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绝对不承认的。”国民党指称共产党以“宪政”为“手段”,共产党现在反击国民党将“宪法”做“工具”。针尖对麦芒,只是每次互搏都了无新意。蔡文治讲上番话的时候,国民大会即将召开;《解放日报》发这篇社论时,国民大会正在议事。蒋介石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关于“宪法草案”讲话,社论专门针对此而发。

民主党派:站队高于是非

原定5月5日召开的国大会议一再拖延,到1946年7月3日,才由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因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尚未实施,故遭到抵制。国民政府又宣布延期三天召开,静待中共。但后者要求停开,重回政治协商会议时的军事位置。没有共识。11月15日,国民大会开幕。

“按照政治协议,必须首先改组政府,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然后由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注4)这是中共最权威党史专家的说法。查1946年1月31日通过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的确有“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未举行以前,为准备实施宪政起见,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语句。(注5)就此而言,国民党在改组政府前召开国民大会,的确违法了此前商定的程序。

所以在当时,周恩来宣称“和谈决裂,应由政府负其贵任。”绝非没有听众。周恩来提出中共参加国民大会的三项条件包括:1、政府必先行改组;2、由政协综合小组举行非正式会谈所决定之宪草,必须保证国民大会必能予以通过;3、中共参加国民大会代表名单,必须向改组后之政府提出。

在这里,周恩来的第二点诉求为:国民大会要保证通过政协会谈决定的接近英式宪法的草案,再一次表面上表达了对西方宪政的偏爱。

亲国民党势力,如何因应共产党的批评与诉求呢?不妨以《申报》为例,该报在国民大会前一日的社论中表示,政府改组的推延,是受了中共的阻挠所致;至于宪法草案,“三民主义”既为全国人民一致所信奉的主义,中共也承认三民主义为建国的最高原则,那么依照三民主义而起草的宪法,必能获得国民大会的通过,绝无疑义,实无保证的必要。社论批评中共是以“重返延安”威胁政府和老百姓,“中共既然要民主,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国民党还政与民呢?实在使我们大惑不解!”(注6)

问题又扯回到“中共的阻挠”上来,这中间牵涉“军事国家化”等一系列问题。中共可以指责国民党未履行先改组政府、再召开国民大会的政协决议案。但共产党仍坚持党管军队,并破坏交通,大力发展军力,在东北等地与国民党抢占地盘,也绝难称与政协决议案吻合。国民党可以反咬共产党的破坏和叛乱行为,导致政府改组推延。但为了表达行宪的决心,某种程度也是为了重建国民政府的公信力,才召开国民大会。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那些外围的民主党派,或者西瓜傍大边,如青年党力挺国民党;或在鸡蛋与石头的较量中,先站在了鸡蛋这一边,如民盟与共产党荣辱与共。学会站队,是从政的首要条件。站好队后,通常道理就与敌方无缘了。

谁断送了1946年的宪政梦

国共政争期间,均曾引用外电报道,作为支持自身的例证。这里姑引两例。

1946年8月,美国《世界电讯报》呼吁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更坚定之政策,赞同蒋介石的和平方案,继续对中央政府进行经济援助,并停止对中共再事姑息。该报称,“若欲挽救中国于危难,美国政府需采坚定立场,吾人不可继续背道而驰,吾人姑息共党及坚持蒋主席容纳共党于其政府,使已属恶劣之事,更形恶劣。中国不能半为奴隶而半为自由之国家,不能为半系共党半系宪政之政府。结束目前僵局,仅需美政府立即发表声明,赞同蒋主席之和平呼吁,继续对其政府予以经济援助,明白表示对华援助仅供给其政府。”中央社在征引上述评论后表示,《世界电讯报》有感于蒋主席胜利周年文吿,而将其与美国八十六年前林肯呼吁和平之文吿相比拟,《世界电讯报》还表示:蒋主席之声明,或不能就此结束国内冲突,一若林肯之声明然,但两宣言所标揭之原则,则在今日与八十六年以前同样健全……领导中国抗战八年而告成功之人,当其宣称世界各国政府无有能规避其维持秩序、保护人民生命之责任时,其立场与八年前实同样坚定。(注7)

而新华社1946年11月28日发自延安的专电,则引用路透社25日南京讯称:“由于过去半个月来审议准备事宜、议事规则的混乱,‘国大’的是否有用和有效,在前来南京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很可观的一部分‘国大’代表们中间,已发生怀疑。好些希望借‘国大’以‘改进军政局势’的人们,也已怀疑起‘国大’的合法性和代表性来,有些‘代表’在私人谈话中,已经表示要退出大会,他们已经醒悟而认为‘国大’不是一种治病的因素,却只加深分裂与加强内战。好些人已认识到:没有共产党任何办法都不可能是解决全国问题的办法。好些人认识到‘国大’只有充当印信图章的作用,在政府颁布的‘宪法’上盖一个章了事”。(注8)

国外的媒体当然不可能是一个腔调,而国共两党均引用符合各自立场的言论片段,为自身合法性做证明。关于国共两党谁应承担“挑起内战”的首要责任,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看,会看得更清楚。但现在即可做结论的是,共产党彼时推崇、鼓吹西方宪政,的确只是一个斗争策略,其骨子里并不买账。

这个策略并非始自1946,事实上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对西式宪政显得更为热衷。如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的演讲,有对宪政比较透彻的说明:“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注9)

仔细看,周恩来在这里说得哪一条,符合他们执政后效仿的所谓苏式宪法呢?

再回到19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按照梁漱溟的回忆,宪法草案问题首先发生争议,当时关于宪政有三种蓝本: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宪政;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所说的宪政;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宪政。共产党本来并不要走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子,但他们知道在当时要把苏联制度拿出来是不行的,所以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就行,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周恩来对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就曾说过:我们愿意要英美式宪法,假如能像美国宪法那样,我们便满意了,只怕不可得。这样一来,三种蓝本只剩下两个。(注10)

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中共当时是热衷于苏式宪法,出于斗争的策略,才退而求其次,支持英美宪法。

事实就是如此。也许很多人是轻信了共产党的宪政承诺,但那些与共产党肝胆相照的民主党派们如民盟,则全非如此。当新民主主义阶段蜜月期过后,这些民主人士中的大部分也开始为自己当初的决定付出代价。



注1: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和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议内容,参见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版。

注2、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注3:据《申报》1946年9月1日报道《军调部政府代表蔡文治重要谈话中共实已全面动员作战》。

注5:政治协商决议案全文见《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孟广涵主编。

注6:1946年11月14日《申报》社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注7:中央社纽约1946年8月15日电,转引自1946年8月17日《申报》。

注8:转引自《人民日报》1946年12月2日报道。

注9:《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转引自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10:梁漱溟《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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