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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土:民国教育有哪些值得传承

 

一个社会有三大底线行业,一是教育,二是医疗,三是司法。无论社会如何不堪,只要教育优秀,未来就有期望;只要医疗不堕落,人的生命就能获得起码的医治;只要司法不贪腐,社会的腐败就能被压缩到最小限度。民国的教育是优秀的,尽管有不少人后来留学海外,但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国内完成的,而且去国外深造本身就是民国教育的一部分,报效祖国也是那个时代学子的理想。纵观上世纪中国的政治、科学、文化、教育、经济、司法、外交领域,民国教育培育的精英不少是领军人物且享誉世界。

人的素质教育结下硕果

我就读的中学原名崇慈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70年创办,1926年由中国人接掌,1949年后更名为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也叫女十一中,“文革”开始时易名为人民中学,1972年再改为北京一六五中学。1970年我入学时,学校里的老师还有一些是在民国时代接受的教育。我的历史老师时宗本,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学习,1949年6月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实他还在天津百乐门餐厅做过司账员,在天津乐乐剧厅当过售票员,可见那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并不固定来自于某一阶层。时老师不但教历史,还能代英语、数学、语文课,不仅学识丰富,而且讲话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地理老师王守让毕业于辅仁大学,中外地理了然于胸,得心应手。数学老师刘淑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讲课深入浅出,什么难题经她循循善诱,无不豁然开朗。但在我入校时,她每天还带着大口罩清扫院子,头上扣着个“特嫌”的帽子,后来终于被允许走上讲台,历史问题的尾巴却依然保留。这几位老师的共同特点,是“温良恭俭让”——乐业敬业,学问扎实,举止得体,仪容整洁,谈吐有度。

邻居曾宪楷对我的影响很深,大约有10年的时间,我经常向她请教。她是曾国荃的后人,先后在艺芳女校、湖南大学读书,最后从燕京大学毕业,什么是“言辞庄重、举止消停、戒谈私语、禁出恶声、心怀浑厚、面露和平”,从她的身上最可以体现出来。她手不释卷,满腹学问,经史子集信手拈来。当时报刊发表毛泽东词作,内有“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一句,我在楼道里遇见她,随口向她请教出处,不料她一连说了数条,让我佩服不已。

民国教育,不只是大学、学院、专科学校,也包括大学前的教育、职业教育和家庭教育。这些教育既饱含中国传统文化,也大量引进了西方近现代教育方式和文化理念,各种思潮兼容并包,各种社团和刊物纷纷涌现,教育改革与教育实践不断推出,不但教学问、教知识,更是教素质、教修养,为民国教育飞速提升创造了基本条件。

“五四”的出现,正是当时高等教育带来的卓越成果。“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教授和敢于担当的青年学生,催生了五四新文化,而五四新文化又反过来促进了民国现代教育的快速成熟。长期以来有种时兴的观点,就是“五四”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五四”对传统文化的进攻,不能过度解读。作为“五四”游行示威,确实轰动全国,“五四”的舆论确实影响了时代,五四新文化成果尤其是白话文、新文艺,也确实改变了中国文化,延续至今,“五四”诱发的一些政治理想更是主导了中国的走向。不过,作为文化思潮,虽说声势浩大,却只局限在一部分人那里,主要是知识阶层;“五四”对旧文化的批判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由舆论,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那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闭塞的地方占大多数,城市里一部分人的舆论呼声能有多大的传播力和制约力?“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一样,也不过是一说而已,只停留在口头上、笔头下,并没有真打倒,而且反对的势力也不小。

民国教育在学识方面对人的培育所结下的累累硕果已不必多言,但有一个方面的栽培往往被人忽略,这就是经过民国教育的学子里,理想、真诚、淡泊权力,是许多人的精神特征。民国有很多达官显宦的子女并没有依赖父辈的权力,或以父辈的资本作荫庇去做官经商,而是走上了与父辈截然不同的道路。有的追求真理、向往理想的社会,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张作霖的儿子张学思等,都投奔到反对父辈的革命行列;有的则成为著名的文艺家,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等。我在北京府学胡同小学就读时的班主任孙文绣是孙良诚的女儿,她毕业于家乡天津的一所女子学校,从20来岁起就热爱孩子,一生献给了小学教育,对待学生如慈母一般。还有一些叱咤风云的民国人物,他们的女儿既没有看中仕途中人,也没有选择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家子弟,而是选择了科学家,如杜聿明的女儿嫁给了杨振宁,蒋百里的女儿嫁给了钱学森,何键的女儿嫁给了汤飞凡——她们选中的这几位都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有的学校接近世界优秀教育水准

教育救国曾是几代中国人的追求,教育可否救国姑且不论,但教育决定了民族的未来,也是衡量一个社会的主要标准,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从1912年算起,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短短20来年,民国就已构建了世界一流大学的群体雏形,有的学校甚至接近世界优秀的教育水准。虽说一些学校建于民国之前,但其蓬勃发展时期却是在民国,其中既有私立也有公立,既有教会学校也有职业学校。它们的起点很高,一开始就以世界现代教育为标准,培养了无数国家栋梁之才和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当时,无论有文化还是没文化的人,即使军权在握,被人称为军阀的那些人物,对教育也很尊崇,张作霖、冯玉祥、韩复榘、阎锡山等人无不如此,连张宗昌这样的人都对教育加以呵护。始建于1942年的四川大邑县文彩中学,占地数百亩,由德国专家设计,筹资时当地士绅纷纷解囊,刘文彩出资最多,所以被推举为发起人。学校直到1945年3月才建成,耗资3.5亿法币(相当于当时的200多万美元),在几十幢古色古香的建筑群落中,还显露出西方建筑美学的风采。学校建成之初,就拥有图书室、礼堂、音乐室、实验室、仪器室等,操场建有标准的400米跑道,设施在全省中学中最为齐全。刘文彩在学校建成后就立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不再对校产有拥有权和使用权。刘文彩的弟弟、曾任地方大员的刘文辉也曾说过:“如果县衙盖得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这种尊崇教育的风气与外来的近现代教育思想相融合,让民国教育得到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外来的学校、学科、教育方式和各种新知识又对当时的中国人产生了强烈吸引力,人们认定学会这些知识才能立身立命,才有望振兴中国。

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声名赫赫,自不消说,正如校歌勉词所唱:“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西南联大的成功,一是得益于当时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日寇铁蹄之下,最先撤退并最先保证安全的就是教育。二是得益于教授治校、高度自治的学校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在民国一直是主导,所以有不少学校甚至是与政府意见相左的左翼师生占主流。

抗战期间组建的另一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多年来一直被西南联大的光辉所遮盖,其实也值得一述。1937年平津沦陷,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院校于9月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太原失守后,又迁往陕南,改名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西北联大”虽远不如“西南联大”那么出名和成就辉煌,仅仅存在了一年多,但这次组建却为原本教育落后的西北带来了大量优质教育资源。

民国教育的成绩不但表现在综合大学的建设上,还体现于那些专门学校或以革命、以施政为目的的各类学校里。在民国教育中,有两所军校蜚声海内外,留下了一段永远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军事教育史。一是黄埔军校,是短期内成熟、壮大并形成规模的军事教育的奇迹,培养了国共双方很多著名的指挥官。二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清朝北洋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尽管在民国中只存在了11年,办过9期,但毕业生有6000多人,不少人还成为黄埔军校教官,无论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内都有其学生。如果从清朝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算起,这里训练了近一万名军官。

国立中央大学,前身很复杂,后身也很纷乱,但如果从1927年算起,仅仅20来年,这所大学就成为亚洲最优秀的学校之一,其间还有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根据1947年统计,学校有学生4000多人,教授300多人,其规模之大,学科之全,师资力量之雄厚,居全国之首,因而有“民国最高学府”之称。1932年8月起,被清华“驱逐”出去的罗家伦任中央大学校长,当时中央大学已数易校长,正处于动荡时期。罗提出“安定、充实、发展”的治校方针,以“诚、朴、雄、伟”作为学风,并把“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当作办学使命,进行大刀阔斧的各种改革,中央大学终于迎来了黄金时代。在抗战初期的全国联考中,全国多半考生都把中央大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

民国教育最值得研究和学习的,是优质教育资源并没有集中在首都和少数几座发达的大城市里,而是遍布各地,似乎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用什么样的教育方式,都可以办出高水平,都可以吸引众多杰出学人,都可以培育出各类人才。江苏无锡的国学专修学校人才荟萃;长沙县立师范专科学校培育的学生影响中国;诸如开封福音医院、海口福音医院、福建长汀福音医院等教会医院附设的学校或培训班,都曾培养出大量高水平的医护人才,新中国和解放军医疗事业的奠基人傅连暲,就是长汀福音医院培育出来的名医;而河南的私立焦作工学院则是中国矿业学院的前身;河北的唐山交通大学更是闻名海内外;张孝骞、汤飞凡、谢少文、李振翩等都是20世纪我国医学的一代宗师,培养他们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不在北京、南京,也不在上海,而是在湖南长沙。“南湘雅,北协和”是民国两所著名的医科大学,可见,长沙在那个年代也能享有与北京、南京同样的医学教育资源。

教会学校培养了哪些人才

在民国教育中,教会的分量举足轻重,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等,加上全国各地一批教会创办的中学和专科学校,促成了民国教育与国际迅速接轨。民国时代,北平的四大名校——清华、北大、燕京、辅仁中,外国人支持的占了3个,教会支持的占了两个,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协和医学堂其实也是由教会创办的。这些教会学校有的早在清末就已成立,不过,在民国时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有的教会学校虽由外国人主持,但也有的就是由中国人管理或者归属权逐渐改为中国,而且后来都改叫私立学校。另外,还有外国人与中国人联合创办的大学,比如有名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就是耶鲁大学毕业生创办的雅礼协会与湖南育群学会合作的结果;也有外国基金会或社会组织出资的学校,如北京协和医学院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

教会学校和外国人在中国创办大学,对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建立与发展贡献独特,因为它们引进的教材、设备、理念与师资都与国际优秀的大学同步。学校以英语教学,也让那个时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甚或法语。像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学校都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医学培养了大量精英。别看他们毕业或任教于教会学校,却没有成为什么“帝国主义间谍”或者“洋奴”,反而极其爱国,有一些还是中共的高层领导,有的创造了历史或是改写了历史。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邹韬奋、林语堂、经叔平、周有光、刘鸿生、严家淦、吴宓、黄宗英、董乐山等,都是从圣约翰大学出来的,人民日报历任社长和总编中就有钱李仁、范敬宜两人,还有港澳办原主任鲁平、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汝信等,也都来自这里;雷洁琼、吴文藻、容庚、 张友渔、江平、冯友兰、钱穆、顾颉刚、邓之诚、韩儒林、王世襄、萧公权、郑振铎、冰心、黄华、龚澎、侯仁之、孙道临、冰心、谭其骧、周汝昌、周一良、周南等人则曾为燕京大学师生。

外国人来华办学,教会来华办学,为民国甚至为晚清带来的另一大益处就是医学院。这些医学院培育了中国最早的医学人才,也为中国培育了最优秀的医生,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协和医学院、华西协和大学等均是如此。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仿照美国现代医学教育模式,以坚实的基础课程、合格的专任教师、完善的实验设备、充分的实习时间、良好的临床基地和完全的英语教学为教学模式,赢得了“南湘雅,北协和”的美誉。

医学院的附属就是医院,这也成为民国医疗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教会主办的医院经常选择在中小城市和偏远地区。在清末和民国,这让那些缺医少药的地区能接受来自国外的先进医疗。以傅连暲为例,他出生在福建长汀县,自幼受洗为基督徒,免费就读于教会创立的小学、中学,以后又进入亚盛顿医馆,半工半读学习西医,191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一直在长汀行医。这样一个生长在偏远地区,“基层医院”半工半读的毕业生,充其量只是个小地方小医院的小大夫,为什么能有如此之高的医术呢?原来,亚盛顿医馆1904年由英国人亚盛顿捐款兴办,后改为福音医院,英国医学博士赖察理任院长,药品和器械等一概由英国进口。1925年后,外国医生相继回国,院务改由傅连暲主持。1929年红军抵达后,在傅连暲带领下,改成闽西中央苏区红军医院,1933年医院迁往江西瑞金,创办中央红色医院,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前身。看来,早在清末民初,小小的长汀就有直接仿效英国的医院和医学教育,如果没有这样一家高水平的医院,红军的卫生事业史恐怕就要另外写起了。能讲一口流利中文、还会说相声的加拿大人大山,其祖父上个世纪20年代曾千辛万苦带着全家来到河南商丘的圣保罗医院,为中国老百姓治病。他们没有别的什么目的,就是因为宗教情怀和济世抱负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据1921年的统计,中国各主要省区都已建有教会医院,而且多附设有学校。

今天,当看到北京成了看病的中心,当许多中小城市和偏远地区的病患还要赶到上海、广州、成都、西安、武汉等地治病,我们会不由地遐想,假如福建长汀还有亚盛顿医馆和傅连暲那样的医疗高手,假如湖南长沙某医学院至今还有“南湘雅,北协和”的美誉,假如商丘还有圣保罗医院和大山的祖父,那么30多年前,便无需在牺牲城市医疗条件的前提下像搞运动那样派遣医疗队巡回下乡,而这种方式实际上只能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30多年后的今天,北京更不必成为看病的中心了。

回望民国的教育,最值得汲取的教训就是:一个学校,当教育传统和文化品牌已经形成后,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千万不能轻易丢弃、肢解,一旦毁弃便无法重建;凡是重续、再续的,事实上都难以找回“校魂”。如今,人们说到的最好学校,其实还是那些从民国走过来的老校,尽管这些学校已经今非昔比;虽说无数的医学院已经建立,一批又一批毕业生相继走进了各地医院,包括那些留洋回国的博士硕士,但人们还是特别认同协和、华西这些当年的品牌;现在,依然还有无数人在怀念自己的母校燕京、圣约翰、辅仁、金陵,因为那些才是他们一生的文化印记和生命传承,任谁都改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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