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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阶级

未名湖畔

 

前南斯拉夫副总统吉拉斯,这位资深共产党人,写过一本书《新阶级》,全名为《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作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思考、批判。这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背叛,这一背叛给作者带来厄运,最终被捕入狱。吉拉斯入狱前,将该书手稿托友人带出国外,1957年在美国出版。该书从哲学的、政治的角度,对共产主义提出许多质疑,并阐述新的观念。此举轰动整个西方政治界、文化界、舆论界,吉拉斯堪称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其中译本直到1963年2月才问世,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笔者对吉拉斯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新阶级”这一观点感兴趣,这一观点,戳破了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谎言!

吉拉斯生于1911年,青年时代就读贝尔格莱德大学,主修哲学、法律。1932年加入共产党,1933年因反对南斯拉夫王室入狱三年,1938年当选南共中央委员,1940年进政治局,一直追随铁托,从事共产主义活动。二战期间参加游击队,抗击德国纳粹。二战结束后,出任南斯拉夫政府要职,是铁托的左右手。三次访问苏联,会见斯大林。其中一次宴会,进行到凌晨两点,酒足饭饱之余,吉拉斯询问斯大林,二战期间,苏联红军驻军南斯拉夫期间,为何强奸妇女?要求苏联政府道歉。斯大林醉醺醺答道:男人都容易犯这类错误,要吉拉斯不必介意,而后哈哈大笑。品格正直的吉拉斯,看不惯共产党高层,奢侈的物质享受,糜烂的生活方式。

1953年,吉拉斯在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公开演讲,建议放弃南共一党专政,主张实施多党制,效仿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并在该报上发表文章,这些出格的言论、行为,遭到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等南共领导人批评、谴责。法院判处他一年半徒刑,但未执行。后因在美国出版《新阶级》,被捕入狱,徒刑增加到十年。

吉拉斯熟悉共产国家,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虽然消灭了地主、资本家,但庄园需要农民耕耘,工矿企业需要工人操作,谁负责管理这些庄园、工厂?谁负责庄园、工厂的生产计划、产品分配、人员监督?谁负责粮食、商品的流通、保管、出售?生产活动除了第一线的劳动者,还需要各类行政“管理人员”。

他意识到这庞大的管理阶层,与从事劳动的,位于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不一样,两者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悬殊。过去地主把土地租赁给无地农民,资本家设置工厂,雇用工人进行生产,获取财富。共产党主政后,管理层利用掌握的“权力”,制定不同的分配财富政策,一样可以获得财富。“权力”与土地、资本一样,都可以用来“盈利”。这个掌握大大小小权力的管理层,与地主、资本家在获取财富上,没有本质区别,是共产国家的“新阶级”。这一观点十分危险,将促使民众觉醒,危及政权稳定,引起南斯拉夫共产党高层的不安、警觉,这种不安、警觉甚至蔓延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吉拉斯的观点没有错,苏联的现实提供了证明。

列宁亲手缔造的“苏维埃”,宣称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国家,是全世界劳苦大众的“幸福乐园”,真是这样么?为了宣传这一点,上世纪三十年代,苏共当局煞费苦心,制作假象,邀请世界各国知名人士前来参观访问,以扩大影响。英国萧伯纳、法国记德、罗曼罗兰,应邀访问苏联,当然参观的地点、被采访的人,都经过苏联当局精心安排。萧伯纳这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费边主义者”,对所见所闻感动非常,回国后说了许多赞扬苏联的好听话,其中有一句,说他在莫斯科吃到了世上最美味的牛排;罗曼罗兰把他的感想,写成文字材料,封存保险箱,告诉媒体等他死后再公之于众;记德对新闻记者说,他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此行没有看到真正的苏联。访问期间,记德要求会见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基,但是被后者拒绝。萧斯塔科维基非常明智,为了安全,也为了荣誉,他必须如此,如果萧先生实话实说,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轻者收押,重者就难说了,若萧先生配合当局说谎,有损这位大音乐家的人格,所以最好做法是拒绝会面,聪明的记德,当然清楚被拒原因。

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坦言他主政期间,苏联贫富悬殊。州委书记的平均月工资5500卢布,农业工人平均月工资25卢布,相差220倍;州委书记除了有宽敞的、国家配给的住房外,还有不止一套的乡村别墅,而结了婚的普通工人,通常住在只有一间屋的筒子楼里,有些房间还用薄板分隔,不能隔音,厕所公用、厨房公用,应有的隐私权得不到保护,待遇远不如沙皇时代的技术工人。赫鲁晓夫说,他在沙皇时代是一技术工人,资本家分配给他一套公寓,有洗手间、厨房、客厅、卧室和储藏室。赫鲁晓夫为此感到羞愧,身为苏共总书记,“十月革命”后几十年,工人们还住这样的房屋。所以他下决心,在大小城市,盖了许多简易公寓,解决工人住宅问题,而且提高工人工资,以农业工人工资为例,月平均工资,从25卢布提高到50卢布,盖房子的钱、提高工人工资的钱,从哪儿来?削减全体官员工资、待遇,以州委书记为例,工资削减三分之一,别墅不能多于一处。这一举措受到整个管理阶层反对,这是赫鲁晓夫下台的真正原因,他触犯了“新阶级”的物质利益。真可谓:
“如果几何学定律触犯了人们的物质利益,人们也会起来反对它。”

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新阶级”,还有实例。

1949年后的新中国,除了每次政治运动,制造一定数量的“阶级敌人”外,余者皆为“革命群众”,似乎也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尤其是1955年农业合作化、工商业全面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那时候存在贫富差别,但远远不及后来严重。当时工人平均月工资40元,部省级官员月工资400元左右,大致相差十倍,子女多的高级干部,生活并不富裕。举一例:国家领导人董必武的女儿,五十年代,在北大历史系就读,生活俭朴,衣服有布丁。改革开放后,工人月工资平均2000元,一些国企领导,诸如中石化、电力、能源、金融、银行部门、保险公司的高官们,年收入几千万,是工人的数千倍,若将他们的非法收入福利待遇计算在内,可能是几万倍、几十万倍。

这些高层管理人员,还能称为民众的公仆么?他们的高收入,难道不是来自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不能算剥削?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层,已经异化为“新阶级”。多数贪官如此坦诚:
“位居高位,掌握大权,不接受贿赂,不进行权钱交易,几乎是不可能的!”。

羽白先生反贪污,十分认真,若把所有的贪官都绳之以法,中国就变成一个没有阶级的国家了?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管理层的女性公务员,个个都是薇拉,男性公务员个个都是雷锋。薇拉(《怎么办?》,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个“利他主义者”,是列宁的最爱;雷锋(《雷锋日记》)也是一个默默帮助别人、专做好事的人,是毛泽东的最爱,与其说这一男一女是“艺术形象”,不如说是领导者拿来哄骗民众、愚昧民众的“玻璃烧料”。

《共产党宣言》关于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论述,是马克思、恩格斯事先没有觉察到的一种谎言,觉察也罢,不觉察也罢,反正谎言制造者是他二人。

2014/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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