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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择

未名湖畔

 

中国、印度同为亚洲文明古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自十九世纪始,先后被西方列强侵略,相继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后来的走向全然不同,印度民众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从1915年到947年历经三十多年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终摆脱大英帝国殖民统治,走向民主,成了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大国。中国没有走向民主,从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满清帝国,先后在袁世凯、孙文、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统治下,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暴动、起义,数不清的内争外战,中国社会始终保持专政体制,堪称世界最大独裁国。

印度走向民主,中国保持独裁,都有其必然性,与其说两国领导人的政治信仰不同,导致不同结果,不如说这两个地区,绝大多数民众做了不同的选择。

为何印度民众选择民主,中国民众不选择民主呢?其中原因又是什么呢?

选择怎样的政治体制,取决于该地区民族总体的文化、信仰及价值取向。

先看印度,二十世纪初,绝大多数的印度民众,愿意响应甘地的号召:“不交税、不去法庭、不担任公职、不购买英国商品、不入英国学校”

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很使英国驻印度总督头痛,找不到对策,最富戏剧性的一次不合作运动,当属1930年3月24日到4月6日,甘地率领几千人,从德里出发,步行400多公里,到海边掬取海水回家,利用阳光制盐,以抗议殖民地政府食盐公卖制,印度地处热带,炎热的阳光,一会儿工夫就晒干了海水,私自制造食盐犯法,但是“法不治众”,殖民当局毫无办法。还有一例,印度皇家海军、陆军,其基层士兵都是印度人,甘地告诉士兵,他们用来擦枪的油是牛油制造的,牛是印度教的“圣物”,这是亵渎神灵,士兵哗然,拒绝擦枪,英国指挥官大伤脑筋。

倘若只有少数人响应“不合作”,对殖民政府不起作用,但若绝大多数印度民众响应,足以致使殖民政府瘫痪。当然印度民众不是一开始就听从甘地,他们追随甘地,与甘地的奋斗精神、个人魅力不无关系,甘地生活俭朴,1915年回国后,放弃时尚、代表富有的西式服装,身披土布,走遍印度各地,听取民众声音,了解民间疾苦,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参加政治活动,无一点私心杂念,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更不为“后宫佳丽三千”,被殖民当局逮捕四次,不时在狱中绝食,民众理解甘地、信任甘地,尊称他为圣雄甘地,把他看作圣人和英雄。

印度民众响应甘地号召,与印度人自古以来笃信宗教有关。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就主张非暴力,因此民众不难理解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二次大战后,英国国力衰减,不得不放弃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终于成功,于1947年8月15日独立建国,次年1月30日,甘地被一名狂热的印度教徒暗杀,甘地断气前,原谅凶手,凶手说他开枪前,曾向甘地深深一鞠躬。

印度并非没有暴力抗争,仅1942年,北方邦就发生250起暴民毁坏火车站事件,560个邮局被抢劫,150个警察局受到攻击,印度也有人主张通过暴力寻求独立,但是响应者在印度人口中不占大多数,应该说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成功,是因为印度民众不愿意选择暴力。

值得指出的是,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最初并非来自《薄伽梵歌》,而是来自美国作家梭罗的著作《论公民的不服从》,书中的非暴力抗争深深打动了甘地,明白争取权利,使用非暴力手段,有时候更有效。伦敦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甘地去了南非,在这个种族歧视国度里,甘地经历一次难忘的耻辱,他买了一张头等车厢的票,因为肤色,列车员要他去三等车厢就座,甘地拒绝,结果被扔出车厢。作为律师的甘地,为在南非的印度人争取权利,作了不少工作,最终使南非议会,通过一项保障印度人权利法案。

政权更替使用暴力或非暴力,必须有众多民众支持,没有民众支持,主张暴力或非暴力的政治家只能空喊。

上世纪二十年代,为拯救中国,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不知“全盘西化”为何物,中上层人士也觉得“全盘西化”不可行。本世纪初,刘晓波提出“08宪章”,网上签名支持者有一万多人,看来支持者不少,占全国人口比率十三万分之一,十三万分之一是个怎样的数字?可以容纳五六万人的体育馆坐满后,也只有0.5个人赞成“08宪章”,支持率竟如此之低。

“好主张”未必一定能得到民众的支持。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宣传机构大力配合,真正响应者寥寥,为何?民众清楚这是一种“政治需要”,毛泽东需要,民众不需要,敷衍一下即可。“文化大革命”风行佩戴毛的头像,几乎没有不戴的,为何?为了安全,不戴者会被怀疑不热爱毛主席。毛泽东多次发动“政治运动”,指鹿为马坑害无辜,参与者无不高举拳头,高喊“打倒!打倒!”,为何?不如此,会被怀疑没有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可能在下一轮“政治运动”中,被钦定为打倒对象,中国民众很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有轨电车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法国老板不同意,工人不让步,老板明白华人自私不团结,开除不愿上班的工人,招募底层的苏北人,后者全不顾“同胞情谊”,很愿意替代罢工工人。

以上种种足以说明,汉民族的价值取向,自身的安全和物质利益,置于第一位。

一个看重利益,没有信仰的人,不会有正义感。

汉民族有宗教信仰,但是缺乏虔诚的心态,绝大多数有“功利主义”倾向,老太太拜佛,心有所求,商贾烧香,意在发财,中学生跪拜文昌菩萨,为求榜上有名,不仅宗教信仰如此,政治信仰亦然,面对党旗,高举右手,信誓旦旦,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其内心未必如此想,入党为官。

汉民族普遍缺乏虔诚的宗教心态。

安全、利益始终是汉民族的第一考量,一旦中国出现甘地,若无利可图,民众不会响应甘地号召。

1924年蒋介石在广州,北伐誓师大会上,对出征的士兵许诺,北伐胜利后,将实现“耕者有其田”,士兵绝大多数来自农村,蒋介石深知农民对土地的渴望,1928年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忙于“剿共”,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蒋介石忙于与德国联系,筹建七十个标准化师,准备对抗日本侵略,蒋介石没有及时兑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这是他的失策,失去了占全国人口80%以上农民对他的信任、支持,紧接着抗战爆发,更没有机会兑现这一诺言;1946---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解放区实施土改,贫困农民所以拥护中共,因为毛泽东的口号:“打土豪分田地”,让广大贫苦农民得到地主的土地、财产,至于被枪杀的地主,是否真是恶霸并不重要,也许被枪杀者拥有的几亩土地,是祖宗留下的、是几代人辛苦经营买来的、是南洋兄弟汇款购买的,农民不关心这些,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举手拥护,对于没有虔诚宗教信仰的民族而言,这样做很正常,良心不会受到谴责,这是一种“文化现象”。

蒋介石被毛泽东打败,并非个人才能上存在优劣,而是广大农民选择了毛泽东,或者说选择了共产党。如果当年蒋介石,把后来在台湾实施的“三七五减租”(收获的37.5%归地主,62.5%归耕耘者),接着国家发行债券,收购地主土地,再分给无地农民,这一政策能及时在大陆推行,广大农民不会支持中共,后者不会取得政权。

在丛林时代,获得胜利的部落,夜晚围在篝火四周,篝火附近,有几个被困的俘虏,妇女儿童老人焦急地等待着,分食那俘虏身上的肉,人类的文明还处于“初级阶段”时,就是这样,那时候的人,不觉得吃俘虏的肉有什么残酷。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贫苦农民一面兴高采烈地参加斗争地主大会、枪毙地主,一面等待中共土改工作队,分发地主的土地、房屋、耕牛、小老婆....。

选择有对和错吗?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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