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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思考

未名湖畔

 

羽白先生在国内外发表“重要讲话”,数次提到“中华民族复兴”,“民族复兴”当然是好事,国人都会举双手欢呼,不过“复兴”什麽?怎样“复兴”?羽白先生没有细说。“复兴”二字,按字面意思,是指曾经“兴”过,后来“衰败”了,现在又让它“兴”起来。

回望历史,“衰败”经常有,诸如朝代更替兵荒马乱,皇帝昏庸外敌入侵,“大跃进”政策失误饿殍千里,“文化革命”经济濒临崩溃,皆可谓之“衰败”,说到“复兴”,“复兴”什麽?如果“复兴”仅指广大民众“衣食住行”暂且无忧,华夏大地的确“复兴”过好几次了的,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南宋“苟安求和”,满清的“康乾盛世”,那些时候,民众生活算是不错的,称得上“复兴”麽?有人说称不上“复兴”,不过是民众暂时坐稳奴隶罢了,这是鲁迅老夫子的观点,羽白先生所言“复兴”当另有所指,含义一定更深刻。

放眼当今欧洲北美,几乎在所有领域,都领先世界其他地区,尤其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方面,这可以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籍看出来,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东方各国(日本除外),以及伊斯兰地区、印度、非洲、拉丁美洲,除了带有政治倾向的和平奖、文学奖外,几乎无人获得诺贝尔奖,可是在中世纪,欧洲非常落后,不仅落后,而且 野蛮、愚昧。

从1096--1291年,欧洲各国对经济繁荣的地中海东岸、小亚细亚、阿拉伯地区、包括埃及在内,先后发动八次“十字军东征”,名为“圣战”,实为掠夺财富、霸占土地,这八次“东征”都得到罗马教皇的支持、默许,这种野蛮行径与匈奴人、蒙古人对中原地区的烧杀抢劫没有两样。

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为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筹集资金,在各教堂出售“赎罪券”,神父告诉信徒,买了“赎罪券”,不管犯了什麽罪,都可以升天堂,于是许多欧洲民众把辛苦攒来的钱,认购“赎罪券”,此行径很像1949年前的藏民,藏民深信“轮回转世”,带上所有的钱,离家一路跪拜,把钱捐给寺庙,让喇嘛摸摸头,保佑来世投胎富贵家,“赎罪券”确保死后灵魂升天堂、喇嘛摸头保佑转世投胎富贵家,两者智商差不多,都很愚蠢。

从公元346年罗马帝国灭亡,到1555年,基督教第二次分裂,马丁·路德创立新教,期间长达一千多年,这期间欧洲民众,一直处于罗马天主教的绝对统治下,如此野蛮、愚昧的欧洲,怎么从十七世纪开始,经过两百年左右时间,成为世界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先进的地区?值得思考。

许多史学家认为,欧洲的文明进步,得益于从十四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达.芬奇、拉菲尔、米开朗琪罗三人的油画,的确精妙异常,但是油画的精妙,岂能消除欧洲人的野蛮和愚昧?仅凭借他三人的油画开启的“文艺复兴”,恐怕还是不能够的,应该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起了很大作用。

其实改变欧洲人愚昧的契机,来自于“赎罪券”,来自于日耳曼美因茨地区,修士马丁.路德对“赎罪券”的“另类思考”,马丁.路德在万圣教堂门口,贴了一张小字报,要求辩论“赎罪券”合理性,这张小字报,居然引起一场轰动半个欧洲,关于“赎罪券”的大辩论,大辩论进行了三次,辩论启蒙了广大天主教信徒,相当多的信徒,开始怀疑、背弃罗马教廷,要求“宗教改革”,经过多年的斗争,终于建立了路德派“新教”,“新教”的建立,大大动摇了梵蒂冈天主教,对欧洲民众的“绝对思想统治”,但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不足以让欧洲人,从野蛮愚昧中觉醒,促使欧洲民众走向文明、进步,欧洲知识分子的“另类思考”,起了巨大作用。

大约在十四世纪,欧洲一些知识分子,对古希腊、罗马帝国的文化、政治遗产产生兴趣,诸如雅典城内残缺不全、雄伟壮观的古希腊建筑、克里特岛上精美绝伦的雕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奴隶伊索的《伊索寓言》,以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的著作,他们发现古代希腊人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远远超越当时的欧洲,这种超越,不仅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在政治、哲学领域也如此,古希腊政治家们,创造的“雅典城邦制度”,罗马帝国的“元老院”,以及先贤们的著作,西塞罗的《论共和国》、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雅典政治制度》,古罗马帝国的《民法大全》等等,都比他们现行的政治制度文明、进步,值得他们借鉴,多年以后,美国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英国议会制、法国三级会议、《拿破仑法典》的出现,就是证明。

最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圣贤之一的苏格拉底,他虽然没有著作,但是他崇尚独立思考的精神流传至今,苏格拉底有句名言:

“独立思考,怀疑一切,走自己的路,休管他人怎么说!”

寥寥数字,阐述了一种观点:即对一切社会的、自然的现象,都要问一个“为什麽?”敢于怀疑、挑战权威,敢于怀疑任何著作,不迷信,不盲从,一句话,苏格拉底的思想,就是鼓励人们“另类思考”。

哲学家斯宾诺莎对犹太教的“另类思考”,发表了许多不符合教义的言论,被逐出教会,海德堡大学聘请他为哲学教授,条件是停止对国家法定宗教的质疑,法王路易十四许诺丰厚的年金,条件是把下一年的著作献给他,都被斯宾诺莎拒绝,一生困苦的斯宾诺莎,选择“另类思考”,正因如此,给世人留下不朽的著作:《知性改进论》、《伦理学》;年轻的意大利人伽利略,敢于对“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先落到地面”,这一流传一千多年的“真理”,进行“另类思考”,在比萨斜塔上做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用“理性思维”得到的“真理”,开创了一门学科“实验物理学”,用实验的手段,寻求自然现象的规律;牛顿对苹果落地,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另类思考”,导致“经典力学”问世;哥白尼对《圣经》中关于天体运行的解释,进行“另类思考”,实际观察地球运行,发现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而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达尔文对《创世纪》中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论述,进行“另类思考”,发现物种的多样性,并非上帝创造,而是生物自身的变异、进化的结果,上帝没有创造人类,人类来自灵长类动物的进化;杰斐逊、亚当斯、佛兰克林对欧洲“王权政体”,进行“另类思考”,萌发“天赋人权”的思想,写出震撼世界的《独立宣言》,最终导致“民主代议制”诞生;伏尔泰、狄德罗、蒙德斯鸠、卢索这些“百科全书派”,对人权、王权、法律、社会、政治.....等领域,进行“另类思考”,写出动摇欧洲“王权专制”的《人权宣言》、《社会契约论》。

欧洲知识分子进行“另类思考”,不是没有风险、代价的,斯宾诺莎、马丁.路德、哥白尼、伽利略都受到教会的迫害,研究人体构造、血液循坏的勃鲁诺,因为不听教会的警告,被宗教法庭判处死刑,架在木柴上活活烧死。

马丁·路德也差一点死于非命,关于“赎罪券”的辩论,梵蒂冈派来枢机主教卡耶坦,虽然输给修士马丁·路德,但是没有停止“赎罪券”在各地教堂销售,教会也继续迫害“另类思考”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知识分子的“另类思考”,不断触犯《圣经》,危及教会生存,教会非常害怕,比如勃鲁诺的研究,若揭示生命诞生的秘密,耶稣诞生于处女玛丽亚说词就不成立,若玛丽亚不是处女,又如何解释耶稣是上帝之子?教会肆意迫害,有独立见解知识分子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555年,德意志国王查理五世,被支持马丁·路德新教的贵族联盟军队打败,签订“奥格斯堡和约”,承认马丁·路德创立的“新教”合法地位,教会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才有所转变,但是罗马教廷完全停止迫害行动,那是200年以后的事,一代又一代勇敢的欧洲知识分子,不间断的“另类思考”,给欧洲带来文明、进步!

“另类思考”一直是西方知识界的一种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延续至今,两年前,成功了的乔布斯,应邀去斯坦福大学演讲,一学生问:“我要怎么做,才能变得与你一样?”乔布斯回答:“另类思考!”

中国曾经是世界经济最发达地区,宋朝GDO占世界40%,但是到了十九世纪,各个领域都落后于欧洲,备受东、西方列强欺负,为何如此落后?

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允许“另类思考”!

观察中国历史,朝代虽有多次更替,“最高领导”称呼相应变化,皇帝、委员长、总统、主席一路变下来,但是有一个原则决不能变,专制独裁“朕说了算”的原则不能变,此其一;1911年以前,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人做王,还是外来征服者称帝,尊奉儒家学说为统治思想,不允许其他思想存在;“辛亥革命”后,孙文的“三民主义”,替代儒家学说,主张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1949年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必须尊奉的“主义”,就是和尚、道士、神父、牧师、阿訇也必须表态,“拥护共产党领导!”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信仰自由”,华夏大地虽相继出现不同“思想”,但是每一个时期,只允许一种“思想”占统治地位,此其二;中国不同时期出现的“统治思想”,外表看截然不同,但有一共同点,人的社会地位,上下尊卑有序,缺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此其三。

在这“三项基本原则”钳制下,人们如何能“另类思考”?谁还有胆量“另类思考”?到了毛泽东主政晚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里,都处于“窒息状态”,落后、贫穷、野蛮、愚昧弥漫全国,那时候毛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毛选四卷”俨然上升到最高点,像煞是欧洲中世纪的《圣经》,有人把天主教对欧洲的思想统治,比喻为中世纪的黑暗,1949--1976年,毛泽东对大陆的统治,与中世纪天主教对欧洲的统治作比较,堪称有过之而无不及!

黑暗总会过去,1978年邓小平掌控大陆政权后,对“毛泽东思想”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另类思考”,在农村和城市恢复“私有制”,虽然不是全面恢复,但是这一“另类思考”产生的作用十分巨大,经过短短三十几年,中国的GDP到达世界第二位,举世瞩目,邓小平生前曾经说要进行“政治改革”,试图对“政治领域”进行“另类思考”,可惜没有时间,来不及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不是人人都可以“另类思考”的,尤其在政治、思想、宗教、信仰这些领域内,有些人不知轻重,以身试探,结果进了牢房,就是坐上“大位”,没有掌控大权前,也不能“另类思考”,请设想,如果在1975年,邓小平提出“恢复部分私有制经济”,这一“另类思考”,“伟大领袖”一定会将他扣上“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帽子,送入“秦城监狱”,胡耀邦、赵紫阳也是有“另类思考”的人,此二人都因没有耐心,尚未掌控党政军大权,就不听“太上皇”的话,“另类思考”起来,露出原形,此二人下台乃意料中事。

美国副总统拜登,一年前好心劝导中国留美学生,若要有所作为,必须有勇气挑战权威,进行“另类思考”,并指出需在“自由环境”里“另类思考”,叹息大陆外部条件差,没有独立司法系统,没有健全的投资环境.....,结果遭到中国学生联名抗议。

拜登的话没有错,错在他不了解情况,在中国,只有“最高领导”才有资格“另类思考”。

这是悲哀,一个民族的悲哀!

羽白先生上台后,在满地都是贪官的情况下,先进行“反贪”,此举十分聪明,两年来成绩不小,深受民众赞许,能否在“反贪”工作上“另类思考”,从管理制度上着手,进行改革,建立一个贪官难以生存的环境?拭目以待。
羽白先生说要“民族复兴”,就要像邓小平那样“另类思考”,至于他肯不肯“另类思考”?会不会“另类思考”?是否会在政治领域内“另类思考”?什麽时候“另类思考”?现在都还看不清楚。

悲哀的是,大陆有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不明白诺大中国,只有最高领导可以“另类思考”,自发地在维权、宪法、新闻自由、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等领域内,进行“另类思考”,被人误解受到迫害,恰如当年欧洲一些文人,不该责备他们,他们只是比别人更早觉悟到,时代变了,华夏大地不属于某个家族、某个政党,更不是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贪官们的私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发地“另类思考”,又有什么错?......。

无论怎样,中国若要进步,走向文明,就要允许知识分子“另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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