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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小凯:新极权将迎来巅峰时代

 

【编者按】从历史精神看,中国正滑向又一个大帝国,恐怕无法阻挡,甚至一已不是某党某人的意志,而是170年来的大宿命。以历史现象看,这个大帝国更是史无前例。除了人口,经济规模,基本制度,军事力量外,还有巨大的被反复刺激膨胀的民族意欲。更独特的是,它曾把近代西方最激进的社会历史理论和俄国弥赛亚主义引进后衍生成新天下主义(毛式革命),赋予中共以新的世界思维和战略;再把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自由贸易转化为世俗现代化(邓式改革),尽管令人匪夷所思,却是经济史的“奇迹”;最后,复活秦始皇大一统中央集权,已是当局深得其中三昧的新内政纲常。如果此三者完成某种综合,一个黄种人红色罗马帝国将使前此所有帝国相形见绌,对世界带来空前挑战。同时,拢络俄国、伊斯兰世界及其他“第三世界”建立反西方轴心国家集团,合纵连横,各个击破,世界历史发生偏转,将不再只是一种趋势。北京已经成为人类最大利维坦的首脑,薄、周、徐以及还会上演的权争,都是帝国的内在逻辑。一个新兴大帝国,当然要整治贪腐,肃清政敌,避免罗马帝国后期的衰落提前到来(亡党亡国)。只有最悲观的思维,才可能冷静判断中国的现实并预见其未来。

 

当前的反腐大潮,同时反映出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双重属性。

据新华社7月29日消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已被中纪委立案审查。经过一年左右的风传与猜测,「倒周」这一悬念,终于落下。

民间反应可谓热烈。对于久在权力之下,忍气吞声的许多普通国民来说,任何一个当权者或者前当权者的倒台事件,很容易变成一种喜庆。而中国知识界的某些人士,仿佛更为欢欣鼓舞。有些人将「倒周」事件,视作党内开明路线胜利的标志,甚至还有人认为,这将成为开启法治改革的契机。

但这些人似乎忘记了,2012年,当薄熙来被宣布接受中纪委调查之后,当时的那一幕幕欢庆景象,与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但随后所发生的,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政治改革,而是对民间打压力度的急剧加大。袁冬、刘萍、许志永、浦志强等诸多维权人士,均是在这一时期之内,遭到刑拘或判决。

权力斗争,确实通常与路线斗争相互交织。例如,上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继续「新经济」路线的背景,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等人的权斗;中共延安整风的背景,是毛泽东与王明等人的权斗;文革的背景,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权斗。本次的反腐大潮,也同时反映出,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的双重属性。

只不过,目前越来越占上风的一种趋势,恐怕并非很多人所期望的政治改革,而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

尽管经常有人,把49年后的历史,分为文革期与改革期两个阶段,但权力集团作为列宁式政党的这一本质属性,却从未有丝毫改变。

列宁式政党,实行严格的自顶向下的党国架构。这种权力组织,既不能兼容自底向上的民主模式,也无法兼容三权分立的分权模式,同时也不能容忍超越政党权力的广义的宪政模式。这一性质,由列宁式政党的本身逻辑所决定。否则,一旦这个核心模式受到动摇,则列宁式政党,极有可能被引发权力雪崩,以致被瓦解摧毁。前苏联政治改革的失败,便是一例。

民主模式下,多个政党在开放环境中和平参与竞争,在竞争中改善自身,强化优势。而列宁式政党的党国模式,并不存在这样的公开竞争机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列宁式政党,通过组织运动与内部清洗,来纯化自身组织,强化组织忠诚度与内部凝聚力。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延安整风、反右文革,均属于这种组织强化方式。

当下的反腐运动,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反腐运动,不但不会改变权力高度垄断的事实,反而会进一步强化中央权力,提高组织凝聚力与忠诚度。而在国内外云谲波诡的政治浪潮之中,所凸显出的另一种国家道路,则越来越清晰可见。

八九之后,中国的统治者,将专政统治,与有限市场成功结合,形成一种稳定的新极权形态。而由于无法受到实质的限制,权力得以恣意掠夺财富,导致严重的制度腐化与贫富极化。据统计,自2002年到2011年十年期间,中国的非法外流资金,合计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之首。而根据北京大学最近所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三分之一的财富,集中在1%的家庭手中,财富分配极不平衡。实际情况,恐怕要比这些看得见的数字还要严重。

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长期实行「韬光养晦」的策略。一方面积极跻身于世界贸易,一方面避免与其它大国发生正面冲突。在过去的数十年期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贸易比重越来越大。中国目前的贸易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

显然,国内的严重社会问题,极可能为将来的重大危机,埋下潜因;而国家实力的增长,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促使统治者,改变调整对外战略。当下所观察到的国家道路,一方面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执政者对现状的把握,以及对政权前景的构想。

列宁式政党,不可能改变自身的权力垄断的根本架构,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制度腐化与贫富分化。体制只能进一步取消社会组织,压制社会反抗,封堵由问题到危机的路径机制,并以此达到消解未来社会危机的目的。

在对外关系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显着增长,体制也需要进一步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地缘秩序生态圈,以服务于长期的政权战略利益。

对内压制,对外扩张,便是当下的对国内外危机与变化的统合解决方案。而随着周永康的倒掉,这一道路,在国内已经取得近乎全面的胜利。可以料想,在权力大获全胜之后,随之而来的,非但不会是任何自由化法治化改革,反而极可能是对国民社会的全面控制的升级,以及对国民文化的再次驯服与塑造。本来就极为有限的社会空间与个体自由,则将会进一步受到挤压与剥夺。

在国际关系方面,以新极权模式为中心的新地缘格局,必然会对美国长期主导的世界秩序,尤其是以美日为核心的东亚联盟,形成直接的利益挑战。而由此产生的摩擦与冲突,也将更为频繁,更为激化。

可以预期,在这一阶段之内,体制的这种道路模式,于内不会受到实质的挑战,于外也不会形成致命的冲突。中国将迎来新极权的巅峰时代。而同时,也将会是政治改革彻底幻灭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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