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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方式与和平建设方式的区别以及适用历史环境

吕 朴

 

在上一篇《党权体制必然带来”恶政循环”》文章的最后,讲到老干部心中的疑问,为什么党权体制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能成功,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今天就失败。这篇文章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党权体制并非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的新创造,实际在掌握政权之前就已经存在,即共产党在领导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民主革命时期,所创造出来的革命战争方式。由于在掌握全国政权之后基本继续施行,遂成党权体制。



一,革命战争方式(简称前者)与和平建设方式(简称后者)的区别

1,指导思想,前者为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抓住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争取了多数群众的支持。在军队政治思想为先导,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新型的官兵关系,使得千百万翻身农民勇于流血献身;后者为阶级多元社会的阶级斗争良性化,形成阶级共谋、共荣、共赢的社会发展。

2,目的,前者为夺取全国政权;后者经济社会转型革新与发展

3,目的与其它事物的关系,前者无论是组织、人、工作等诸因素都是为目的服务的工具;后者其他事物均为实现各自相对独立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功能。

4,组织原则,前者为党政军高度一体化,实行军事化或行政化管理。军队为建立政权的开路先锋,政权高度依赖于军队,政权首先为军队服务,满足军队的需要。组织内部实行供给制。为保证战争效率,防止敌特渗透,对干部、士兵以及体制内人员,从履历、亲属、思想、行为一直管理到婚姻、家庭、子女。后者为党政军分开、各居其位、各尽功能、各司其责,满足专业分工、提高效率的需要。以社会转型、经济建设为目标,逐渐实行宪政体制、依法治国。军政关系改为以政为主,军事工作为内政、外交服务。原有对于行政工作的军事人员替代,管理为行政化方式,均转为职业化和社会化。

5,组织纪律,前者为保证令行禁止,实行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服从命令、听指挥;全党服从中央,防止分散主义。后者实施思想开放(不再要求统一思想),行动在遵纪守法、遵守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享有个人空间和自由。公共管理实行效率第一、中央和地方施行事权合理分开的原则。

6,人事原则,前者为忠诚组织第一,尤其是在白区。提倡个人对组织为“驯服工具”。在延安整风文件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其中就提倡“驯服工具”。后者为尽岗位职责的能力为第一,忠于岗位责任。不存在“驯服工具”一说。

7,生死观,前者为生死服从于道义、原则,随时为革命献身。后者道义、原则服从于生命需要。

8,动员机制,前者为政治思想动员,坚决抵制物质诱惑。后者是物质利益动员机制为根本,辅助以公益服务思想动员。

9,家庭生活,前者为阶级斗争的最小单位、家庭关系政治化。后者为社会组织最小单位,家庭关系复归正常。

10,纠错机制,前者主要靠和国民党反动派竞争群众支持,因此具有自我解决问题的动力。后者主要靠群众监督;社会自治组织和传媒的监督、制约;权力制衡体制;政党竞争这些社会化的政治制约方式。

11,群众路线,前者主要在于群策群力。首先是群力,争取群众、动员群众为革命战争服务。在阶级斗争思想为基本动员机制之外,还有自身清廉、进取的示范效应。正是有效的群众工作形成坚强后盾,才使得人民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些基本是通过高度集中的军事化体制实现的。后者也是群策群力,但是形式与前者大不相同,主要通过社会自治的方式体现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群策、群力。

12,社会生活,前者主要是指根据地内,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统战,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实行党可控制的社会生活。二是非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不存在正常的社会生活,完全是党所领导的行政化社会环境。后者是开放的社会生活,对于社会活力、社会理性、社会进步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二,革命战争方式成功和失败的历史背景

民主革命当中的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之所以最后实现了以小博大、以弱胜强,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动员群众的基础上遵从人民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体制完全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体制内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由于和国民党反动派竞争群众的需要,不断修正错误成为体制自觉的要求。因为不这样体制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正是由于彻底的依靠群众,革命战争方式取得了胜利。

在夺取政权之后,体制基本延续了曾经成功而且辉煌的革命战争方式,成为党权体制,而且在建政后至今的六十五年一直执行这一制度。然而由于这一体制违背正常社会的运行、发展客观规律,所以形成了“恶政循环”。这在上一篇《党权体制必然带来“恶政循环”》里已经论述。即使邓小平的执掌、施行了改革开放,但由于体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只不过是为党权体制增加了市场方式的经济手段而已。正是由于党权体制没有改变,“恶政循环”自然继续存在。新增加的市场方式的经济手段,一方面刺激了群众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大大提升了国强民富水平;但是另方面也刺激了“恶政循环”里恶政、贪腐的爆发。使得改革开放在带来“双向发展”的后果之外,又成为党权体制“恶政循环”滑向生命周期终点的加速剂。

其实无论是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领导者都看到了“恶政循环”造成的种种严重后果,出于巩固政权的愿望,也曾经想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他们采取的方针不是解决党权体制,使其符合正常社会运行、发展客观规律。而是延续革命传统、进一步加强党权体制,结果使其越发背离客观规律,越来越“左”。因此“恶政循环”以及恶果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反倒是越演越烈。即使反复整风整党、但是问题依然反复发作,而且越来越严重,直至今天政商腐败、社会腐坏已经达到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地步。

这些严酷的事实,既说明党权体制对于发展中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成为体制的最大障碍,又说明革命战争方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神话”的破产。革命战争方式适用于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暴力革命,但是绝不适宜和平环境正常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更谈不上革命政党建政之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由于种种外部原因的影响,再加上曾经的灿烂辉煌,我们深信不疑的制造了革命战争方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不但使我们自己深受其害,还误导了多少发展中国家,使他们在付出巨大代价取得政权之后,又因为借鉴中国的先例,继续实行革命战争方式的和平时期版—党权体制,结果经济社会长期得不到发展,挣扎在“恶政循环”的困扰之中难以自拔。

近百年社会实践的事实逼得人们对于革命战争方式的本质必须进行探讨。由于中国革命战争方式的艰苦卓绝,所映照出的灿烂辉煌,它既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堪称受压迫人们反抗暴政的优秀借鉴;又孕涵着深厚的高尚情操,成为一切为正义事业献身人们的灵魂资源。人们一经回忆至此,往往不禁肃然起敬、壮怀激烈。但是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两个根本性事实。首先,革命战争方式的主要制度原则和内容既不符合正常社会(国家)运行发展规律的需要,也不符合即将建设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的需要。其次,革命战争方式只是为夺取全国政权目标服务的手段,而夺取全国政权本身并不是解放事业的真正的目的,只是为建设新制度、新国家创造政权条件的手段。所以革命战争方式实际是手段的手段。而手段本身对于有效性的追求,必然带有强烈的实用性和随变性。再有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更具有不同于一般战争的规律,实用性和随变性更强。在革命战争的历程里,的确可以发现许多不符合正常社会伦理的事情,这不是因为我们多麽不人道,而是你不这样作就无法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手段就是手段,在这方面来不得半点儿书生意气。所以革命战争方式和和平建设方式的制度性质根本不同,再加上手段的本质特征。使得革命战争方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是不能成立的。

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上来看,擅长依据一般逻辑、一般规律行事、留苏回来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从文还是习武对人民战争的局面很难驾驭。而成长于社会底层、深谙游民社会的毛泽东及战友,经过反复磨练,基本得以掌握、比较适应。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前,周恩来对博古讲,“我们不了解中国,解决中国问题还是得毛泽东”(大意)。援引以上叙述就是要说明,人民战争的战争方式和一般的战争方式、规律大不相同。正是由于毛泽东最早发现、掌握了这个规律,所以在革命战争时期表现得突出的英明。但也正是他深谙此道,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视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对于革命目标(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误解,坚持对于革命战争方式的不尽追求,结果给中国带来了持续多年的左倾路线,以“总大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时期和文革时期最为典型,损失也最为惨重。在他执政的二十七年时间里,尽管存在诸如“两弹一星”等军事能力的业绩,但是更多、更重要的是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倒退。这些事实已经为国内外有识之士有目共睹。这一前后的对比,既是历史的悲剧,也颇具黑色幽默。正是客观规律质的规定性的存在,使得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有多么英明,在和平建设时期就有多么愚昧。政权这个东西多么奇妙,在夺取它的事业里成就了毛泽东,但是在掌握运用它的历史中,毛泽东完成了自我毁灭。那后来人打算怎么办哪?

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纠错机制。前者,主要来自和国民党反动派竞争群众支持。所以你必须避免错误,否则就争取不了群众,你就要失败。纠错实际是源于外部的竞争机制。但是在建政之后,与国民党反动派竞争的压力不复存在,外部的竞争不复存在,革命战争方式面对和平建设时期,其内部高度集中机制的重大缺陷显露无疑,形成革命战争方式的和平版—党权体制与“恶政循环”的对接。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执政后的六十多年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无数令人痛心的人为灾难。



三,对革命战争方式本质特征的认识

革命战争方式的制度与即将建立的新社会的制度具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目的,前者是实现目的手段(夺权)的手段(革命战争)。革命战争方式的形式与具体内容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随变性。关键是它的经验与思想、制度不符合正常社会和平时期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只适用于人类社会政权革命的特殊历史任务与历史时期。也正是由于这一质的规定性,发达、成熟的现代国家都不允许现职军人干政。当然同时还存在另一方面的制约,不允许法官参政。

革命战争方式这种斗争形式以及成套经验,在任何历史时期的以小博大、以弱胜强的政权革命,即暴力更迭政权斗争中都会存在。无论是在封建王朝,还是资产阶级革命里均为常见,并非无产阶级所独有。只是在当时中国比较特殊的内外历史条件下,使得这场斗争格外复杂艰巨,其成功的灿烂辉煌的确超越凡响、独树一帜,成为发展中国家政权革命的佼佼者,具有思想经验宝库的意义。但是这些精神上的高尚和战争形式上的光辉灿烂并未使得其本质超出政权革命的一般规律,实际不但与无产阶级属性无关,反倒还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内容呈现相反的方向,充分表达出双向作用的特征。它在战争时期是胜利女神,在和平建设时期却是吞噬生命和财富的恶魔。革命战争方式只适用于政权革命,革命战争方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话”并不存在。

革命战争方式在和平建设时期的照搬照用,实行党权体制,必然形成“恶政循环”走上“异化”的道路,形成复归原有革命对象的结局。凡是通过革命掌握政权的发展中国家(社会)莫不如此。

任何革命政党,在通过革命战争方式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必须实现向和平建设方式的转变,即“二次革命”,否则根本无法完成建设现代社会的历史使命。在当代中国迫切需要逐渐完成党权体制向现代社会体制转变的历史使命。

革命战争方式当中无数先烈所表现出的,为人民解放事业勇于献身的高尚情操,已经永远被记载于人类精神文明宝库,它将是后来一切进步人类奋斗精神资源的重要来源。



新的历史观

连续三篇文章,通过对目前严重“双向发展”现状的确认,由此追根朔源,经过“恶政循环”、党权体制,一直追踪到革命战争方式。这一实际存在的体制链条、思想链条,贯穿了我国自辛亥革命以来近百年的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一直延续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前后经历了了九十三年,跨越执政前后两大历史时期,而执政后又有新民主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又有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模式和邓小平模式三种样式。面对众多的历史阶段、翻飞繁杂的过程和现象,特别是面对严重的”双向发展”局面,几乎所有人都对于现行体制提出了质疑?进而提出今后的中国怎么办的疑问?究竟如何归纳,实在令人深思。再有,辛亥革命至今已经102年了,其间有那么先进的思想指导,有那么伟大正确光荣的党在领导,革了那那么多次的命,死了那么多的人,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辛亥革命提出的的宪政制度目标至今还未能实现?因而,现在已经不是解读两个三十年之间的关系,而是考虑三个,甚至是四个三十年的历史时期之间如何联系起来考虑的问题。

虽然共产党执政已经六十五年,但是距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倒越来越远,党员和干部真实的政治风貌和品德水平,工人阶级群众和所有国民享有的社会权利、政治权利还远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宪政体制至今也未能真正实现。为什么会这样?今后打算怎么解决?这都是郁结在全国人民心中急需解答的问题。目前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化改革新阶段的时候,如何准确归纳前三个三十年是准确展望未来三十年的关键。反思中国革命,核心内容就是一个,那就是“从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看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就是“发展的必由之路”。解读这一问题不但对于中国具有社会转型、革新发展的重大意义,就是对于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同样如此重大的现实意义。根据“发展的艰难之路”社会实践抽象出来的就是《社会发展》思想,运用该思想剖析历史就会形成“社会发展史观”。也只有运用“社会发展史观”观察、剖析以前的现代历史,才能形成对于未来发展,包括深化改革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一改国内经历多年战乱造成的满目疮痍、国穷民贫的旧貌,出现了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励精图治的新局面。遗憾的是,随着党权体制掌控国家时间的延续,这一大好局面被逐渐破坏,社会活力急剧下降,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被强制压抑。经济社会灾难连绵不断。同时在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等领域编造、传播了大量的错误观念和思想,在基本关系和基本秩序方面存在大量的负面因素。这些都是深化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思想和体制上拨乱反正的任务极重。但是时至今日,清理党权体制极其恶果仍然没有得到最高领导层足够的重视,今后经济社会的发展会继续受此危害。最近中央一直狠抓反腐工作,但是并未见到对于腐败现象源自体制的反思,更没有追溯体制根源。反倒是看到无数高举红色传统旗帜,向革命战争方式寻找思想支持、体制支持的情况。使得原本就处在自发状态、片面追求党权体制,不能对革命战争方式的两重性予以准确把握,致使简单颂扬的错误倾向继续蔓延,为体制和思想实现社会转型更增加了新的阻力。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倾向。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由于社会化的原因,形成了它的异化成果—社会市场经济,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民主社会主义得以成功。这些成果和实现过程都为我们深化改革提供了丰富而又宝贵的借鉴资源。

平心而论,对于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的信心不是来自报上所讲的“三个自信”,而是来自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案例。来自它们并没有经过战争和极大灾难动荡的改良革新过程。他们能做到,我们实在没有做不到的理由!就算是担心体制冲击过大,当年不是还有办特区的经验吗?我们就办个深化改革试验区不也能够动起来吗?只要想改革,办法总比困难多!



连同前两篇(《体制新解》、《党权体制必然带来“恶政循环”》),加上这一篇共三篇文章,解读了中国革命建政前后三个三十年历史时期制度的连续性是如何衔接的,也得出党权体制需要转向现代社会形态的充分理由。再下一篇就是《社会转型革新思想大纲》笔者非常愿意与各位对包括今后的三十年,一共四个三十年的事情展开讨论。

2014年8月13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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