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热 点 新 闻  |   |    |    |   |  万 众 一 心  |   |

 

 

党权体制必然带来“恶政循环”

吕 朴

 

在上一篇《体制新解》里,笔者提到了党权体制导致“恶政循环”的逻辑关系。这篇就对它的确切涵义和彼此的具体关系展开讨论。



一,什么是党权体制?

开始讨论之前首先需要说明一下,党权体制就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语)。党的领导权是以绝对、不容置疑的地位和形式存在,即权力地位和表达形式不受国家(社会)范围内任何因素的影响而永远存在。虽然在党的章程里规定了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但是落实下来的实际内容却是以下这样的:

首先,它既不需要对党之外的任何人和组织,包括国家(社会)和国民负责,也不需要向他们报告工作。你什么时候见过党中央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党权体制也缺乏承担责任的机制,即因为工作的社会效果不佳而接受惩处或被更有能力的人或组织替换的机制。第二,也不存在被党外任何人和组织监督的余地。为此对社会和国民封锁真相,无论是现实的、历史的还是与国外的比较内容。因此,封锁真相就成为党权体制工作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内容。第三,任何人和组织,只能提出被党所允许的建议,绝不许可提出任何不受控制的建议和言论。因此,思想禁锢就成为党权体制的当然工作内容。第四,党的绝对权力决不允许存在任何竞争者,绝不允许任何不受党控制的个人和社会组织、团体出现。第五,以全部的专政手段维护党权体制的永远存在。党控制以国家名义建立的所有专政强力机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凡是党认为有违背前四条内容的个人、组织以及言行都可以使用任何名义、任何方式予以无论是非、理由可以任意选择的镇压。

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还是在实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党权体制本身未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在结束“文革”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思潮的标志性事件-----理论务虚会上,党权体制及其已故的最高代表毛泽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当时的中国正面临总结经验教训、明确体制革新方向这两大问题,一旦会议取得成功,就能认清历经百年革命都未能触及的历史使命,开始建设真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景。但是也有人对于这一思想解放局面,提出了有碍党的领导权的忧虑。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说法,现在称之为邓小平理论。其内容平铺开来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这六句话的具体内容和它们之间存在的实际关系是怎样的呢?

1坚持党的领导。即党必须永远掌握绝对的权力,也就是党权体制的永远存在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以及归宿。无疑这也是党权体制对于国家(社会)实际存在的自我确权。

2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以经济发展、国强民富为保证党权体制永续这一社会管理底线的基本手段。然而一旦这两者发生了矛盾,肯定必须以牺牲经济发展和民生权益,去保证党权体制的永续存在,也就是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种服务性手段而并非目的。

3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固定的核心内容只有一条,那就是党权体制的存在。其实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至今没有什么固定的思想理论框架和具体的实际内容。实际是,只要有了党权体制,干成什么样(包括“文革”灾难、严重“双向发展”)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党权体制,干得再好(如民主社会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真个应了民间俗语,“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是不行,行也不行”。可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说法在中国的随意性、实用性。因此社会主义道路不过是保证党权体制占据体制高地的第二种服务手段。

4人民民主专政。宪法上已经表明我国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由于人民和国家的同一性,政权的合法性已经基本具备。现有保证社会正常秩序的公检法、实行对外防卫的军队就已经足够,不再需要对整个社会实行专政体制。而实际专政体制不但被坚持下来,而且发展成为固定的“维稳”工作,而防范的对象,大多数是由于党权体制各级机构官僚主义、不作为,甚至是贪赃卖法、营私舞弊、巧取豪夺而造成上访的群众。现在工作越来越忙,人员越来越多、维稳费用年年高涨。这一切只能说明党权体制和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的矛盾越来越为突出,已经呈现为不可克服的制度特征。因此政权的合法性和人民民主专政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党的思想理论说法里无法自圆其说的难点。人民民主专政属于为党权体制服务的第三种暴力性手段。

5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首先讲马克思主义,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就有三种,一是马克思思想,几乎只有极少的中国人知道;后人归纳的马克思主义,知道的也实在不多;普通中国人被告知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很多人知道的。但是被告知的和原本含义之间到底有些什么区别,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到底应该如何扬弃?包括毛泽东思想,它和毛泽东的思想存在哪些异同?毛泽东思想又需要如何认识、如何扬弃?

实际情况是,自从延安整风之后,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用主义。于是诞生了“谁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明,思想理论从此就成为,可以任由主政者打扮的小姑娘。尤其是在掌握政权之后,一是思想理论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对党各项工作的指导。毛泽东即使曾经在开始,有过一些尝试实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愿望,但是一试,发现这样下去会危及到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和实际存在的皇权体制,立刻反其道而行之。无论是1956年党的整风最后成为“反右”运动;发扬“五不怕”(海瑞)精神最后成为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发扬民主变成打倒刘少奇反党集团等各种事例无不如此。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态度,浅尝即复归封建专制。二是思想理论也从来没有通过吸收社会实践的经验教训得到新的发展,反倒把改正传统社会主义体制里的阶级斗争绝对轮、个人迷信、皇权体制的错误,调整革命战争方式、复归和平建设方式的等等内容的社会进步,都一直统称之为修正主义。

大家都知道思想是有寿命的,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后人扬弃前人的思想是理所当然,是符合社会进步、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实际上国内外的进步人士都在关心这类思考。而面对这些思考,党权体制恰恰是绝对不想搞清楚的,绝对愿意把这些思想宗教化、招牌化,成为党权体制的护身符。因为一旦搞清楚,党权体制也就必然丧失存在下去的理由。所以所谓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实都是为实行党权体制现行工作而编造的种种理由,是为党权体制服务的第四种思想性工具。



二,党权体制是怎样形成“恶政循环”的?

在我国,党权体制实际是社会形态的核心中枢。如以人体比喻,党权就是骨骼和大脑神经系统,而社会(国家)中的各层级、各领域的经济社会组织及民众,一方面要营养党权体制,另一方面又要执行党权体制的各种命令、指示。党的最高权力层居于由党权体制和社会形态构成的金字塔的尖顶,俯视一切、指挥一切、命令一切。党的最高权力至高无上,是管辖世间一切权力的权力。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绝对论里(以后专文论述),它就是掌控一切事物生命的上帝。党的最高权力之下的一切事物都是党为实现自己权力归宿的工具,无论是思想、政治,法律、传媒,还是政府、军事、外交、科学、教育、卫生等等一切。甚至在毛泽东时代,就连人们的饮食(公共食堂)、男女(分性别集体居住)、婚姻(恋爱对象须党组织准许)、服饰、风俗,都属于党权体制管理的内容。正是根据党权体制所具备的上述特点,得以知道党权体制在我国社会形态中的决定性作用。但还是需要进一步搞清楚它在实行的过程里,是如何形成对于经济社会运行、发展的“恶政循环”?因为只有取得对此关系的基本认识,才可能取得深化改革、实行社会转型的自觉性。

由于党权体制管理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因此它必须对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承担责任。评价党权体制的合理性与否就要以这点为基础展开。

党权体制执政链的起点就是“自我确权”。

其次是“自我执政”,即无论是何种性质的机构、组织,如政府、医院、学校、商店、街道、教会,群众团体,即使是民主党派,只要有权力存在,无论内部外部、无论大小,都必须由党组织主持工作,必须由党组织控制。执政的管理者基本都得是党员。为制造合法性,提出了诸如“政治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等“革命化”的管理方针。

第三,权力自我垄断,即使在党组织之外的各种机构组织里,工作一定要执行内部党组织的决议,明显的排斥党外人士。不但排挤社会即有知识分子、技术管理人员,甚至在刚刚建政之后,即使面临城市工作为重心的战略转移任务,仍然排挤白区党组织成员(见《炎黄春秋》)的地步。结果决策人员能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对于社会人力资源的利用又远远不够。这一现象用现代企业的管理原则衡量就是“内部人”控制。实际形成了普遍的职务与能力不对称,职务与业绩的不对称。最终造成普遍的脱离实际、官僚主义、瞎指挥、乱决策,经济社会运行的整体效率低下。

第四,业绩自我评价。业绩不好也必须说好。以体现党权体制的伟大、英明。因此“浮夸成绩”、“弄虚作假”、“强迫命令”就成为体制内大多数各级领导的共同要求。因为这是领导干部占据职位、职务的所必需的,故而上下均故意为之。1958年的“总大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最为典型。而上级机关之所以面对一个省一年饿死几百万人的事实(其中还普遍存在等同故意杀人的现象),仍然不公开处理犯此错误的领导干部,不公开总结经验教训。主要源于保持党权体制的伟大、正确、光荣;同时又能使得犯错误干部感恩戴德、维持党权体制的稳定和封闭性。与此相比。数百万群众的生命自然只成为“学费代价”而付出。衡量彼此轻重,“党权体制”所追求的目的还不清楚吗?

第五,钳制真相、禁锢思想,“自我制造思想”。钳制真相是为了蒙骗群众、继续接受运动。例如国家的各类运行情况对社会、群众保密,致使被称为主人的人民群众无权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禁锢思想是为了愚弄群众、不辨事理。只允许赞扬、不允许讨论,更不允许批评和否定性意见见诸媒体,更不用讲境外的可借鉴思想的引进介绍。自我制造假思想、假理论,为驱使群众甘当工具自造说辞。现举“三个代表”为例,“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说法简直令人笑掉大牙。先进生产力是什么?是生物、信息、网络技术工程,生产力的载体是谁?是该领域的学科带头人、项目实验室、技术创新者、风险投资公司、基金、相关咨询公司等。代表是谁?是行业性的各类社会组织。它们根本不需要寄托于任何政党来代表自己。开放的经济社会条件,使得他们完全有能力选择代表他们发展利益的代表,而且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场合会有不同的代表性人物或组织。世界上所有正常社会里的政党都不可能是生产力的代表,它们的重点工作是解决各方面的关系,其中就包括生产关系的政治表达的内容。党权体制把党定位为生产力的代表,其实目的是,企图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实际只能是自我浮夸、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丑陋表演,是对社会运行客观规律的无知。在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仅就国内最大的几家网络公司为例,由于当初国有银行均不愿意投资,所以目前主要股东大多数均为外资。再有“三网融合”喊了十几年,至今未见国家出台强有力的推进政策。包括对于国内的垄断行业几大公司,至今未有实施有效竞争的市场原则予以管理。实际的事实已经证明,“三个代表”这些口号都是“皇帝的新衣”。十八大通过的党章把每个领导人时期的思想标牌顺序全部列入为指导思想。这不禁令人要问,我们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难道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吗?党的工作路线方针真是应该具有这些内容吗?其实这就是党权体制封建专制本质的复归。你看和宣统、光绪、同治的年号称谓有什么两样?!可以讲自从建政以来,凡是我党宣传的思想理论大多经不住实践的检验,也禁不住思想逻辑的推敲。总之之所以坚持上述作法都是为了把群众训练成听话、任由驱使的活工具。

第六,自吹自擂、自我麻醉,报喜不报优、欺骗群众。体制内的所有媒体无不以对于党权体制的自吹自擂为主调。《人民日报》六十多年来无论发生什么重大的经济社会责任事件,都是持续的“伟大、光荣、正确”。这种做法和朝鲜并列、堪创世界之最。这些做法都是和前后各条配合运用。

第七,信息自我回馈。“立场决定事实”、“左是思想问题、右是立场错误”、“宁犯思想错误、不犯政治错误”等实际存在的反馈原则,形成以立场(主观意志)为选择情况反映的工作方针,使得大多真实情况难以上达。再加上下级有意报喜不报优、弄虚作假、封锁真相的普遍存在。使得上级很难通过正面渠道得到全面的真实情况与分析。

第八,灾难纠错机制。由于情况不准确、不确实,又缺乏自我否定的勇气。再加上和正常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相悖离的“保权目的”思维,使得理性纠错思维难以存在,加上违背科学决策的官僚式“自我决策”机制的横梗。根本不可能拿出提纲携领、准确合理的理性纠错意见。历史无数的教训都证明,基本都是靠事后的严重灾难纠错。即便是纠错,决策也往往脱离问题的症结。客观存在的严重问题,经常久拖不决,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错误。有的甚至拖了几个五年计划还没有得到明显的纠正,例如环保、生态保护。

因此,正是由上述的“自我确权”、“自我(保权)责任”、“自我执政”、“权力自我垄断”、“自我制造假话、自我评价业绩”、”自我制造思想”、“自吹自擂、自我麻醉”、“自我信息反馈”、“理性不在、灾难纠错”等环节,构成了现有党权体制的“恶政循环”。



三,党权体制及运行结果完全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背道而驰

为了便于对比认识党权体制金字塔社会的弊病,先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案例介绍在前。

经过对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成功典型的分析可以得知,该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效率是得到了保障,但是血汗劳动制度是怎么解决的?资本对于权力和社会的操控是怎么解决的?他们首先通过经济方式的社会化,发展社会自治组织,运用全社会的理性力量,形成阶级斗争良性化(非暴力),经过反复的斗争、磨合、协商,最终使得资本家和劳工都接受了阶级关系的合理归宿。社会对于国家的理性制约、引导通过社会自治组织、政党进入政治领域也得以实现,最终对于权力和资本均构成良性制约。自由资本逐渐转变为社会资本,自由市场经济转变为社会市场经济。于是形成了阶级共谋、阶级共和、阶级共赢的经济基础,为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必须的经济条件。也正是自由资本主义的这种异化结果,使多元的阶级社会达成“异而同一”,为社会主义的真正成功提供了突破性的宝贵实践案例。

通过这一成功案列,我们再来发现它的本质特征。首先,这种社会形态的目的是社会发展、解放,自然也包括了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其次说明了社会的活力和力量。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常讲的一句话,“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在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再补充一句,“更要相信社会的力量”。这里包括社会的活力(包括软资源)、社会对于理性的最终复归、社会所具有的强大力量等。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的实现(复归);目的就是社会的解放(包括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社会化、社会自治。在这里只举一例。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有时又称为社会党),出于避免思想禁锢、相信社会的理性选择能力。把原来党章里有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内容都删除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马克思主义,而是希望不要独树一帜,让人们思想更为开放,接受更多来源的进步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只是社会的诸多选项之一。最终实践的结果,社会主义事业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损失,反倒经历风雨,基础更加坚实、机体更加健康。其间虽然社会主义模式几经折腾,但都不是出于对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的怀疑;只是对于保障过度(俗话社会主义过了头),影响了经济竞争力有意见,因此对保障制度进行了调整。整个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未有过根本性怀疑。

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党权体制的执政链构成一个 “利益----操作”的自我闭合循环链。由于在责任、权力制约、利益相关、人事管理、指导思想等所有的领域,都不对社会开放,不具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党权体制的目的、运行与社会发展的目的、运行完全相悖。管理对象是整个国家(社会),但是执政的所有环节都悖离社会,本应该是“民治民享”的开放体制,结果成为“党治党享” 的自说自话封闭体制。所以形成“恶政循环”、分裂的社会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毛泽东时代开始不久,党权体制就已经是弊病丛生,即使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修补,最终的结果仍然还是恶多善少的“双向发展”。目前贪腐对于社会整体的蔓延、深入;遍布各地、无法摆脱的“显规则说事儿、潜规则办事儿”的纠缠等政体发生的这些根本性变化,就足以证明“恶政循环”与党权体制的必然联系。当年解放军攻入上海正值半夜,部队为不扰民,露宿街头。66年之后的今天又是什么样?面对此变,该怎么看待、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些口号该怎么想,怎么办?

究其根本,党权体制及所构成的金字塔社会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在哪里?首先在于社会目的的不同,除此之外,由于党权体制对于自身之外一切事物的工具性要求,必然导致社会各领域原本性质和功能的严重扭曲。群众的被驱使和奴役,只有“群力”的空间,根本不存在“群策”的余地。即使创造出的社会财富,也主要用于彰显党权体制的威望和能力,铺张浪费、三公消费、楼堂馆所、面子工程项目,海外漫天撒钱等耗费万亿民脂民膏、层出不穷。对付越来越为激烈对立的官民关系、铁心“维稳”,强化镇压、巩固党权体制。而用于民生、发展极其拮据。再由于宣传上的“显规则”和实际有效“潜规则”的严重悖离,导致社会的“伪化、伪善”程度日益严重等。真正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在于社会(也包括了人)的解放(物质与精神)。正是由于目的的不同,导致了这两种社会内政外交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不相同,实践效果自然也大不一样,这些必然反映在发展方向和发展效率方面。近来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国内工业化程度已经较高,城镇化若干年前就已经超过50%。按照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同步发展的状况相比,我国的社会、人文发展明显落后,甚至是严重倒退!这也是“双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旁观的外国有关机构洞若观火、多有评价。其实这也间接反映了党权体制对这六十年,特别是这三十多年经济发展方式、思想方式、政治方式、文化方式的恶劣影响。现在基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六十多年实行党权体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所带来的严重扭曲,其危害之重,后果之烈、矫正难度之大,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在党权体制社会里,党权体制的目的和社会自身固有的目的之间形成的分裂,必然反映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习先生的博士导师北大孙立平教授一直呼喊“分裂的社会”,其根源即在于此。当然这些也都必然反映在人的身上,包括人格的分裂。周永康、徐才厚当初都是好干部,但是随着进入党权体制时间的延续,他们的人格肯定经历过一段分裂的时期,最后完全进入“党治、党享”的状态,他们在倒台之前,处理外界关系原则和方式,与封建专制社会腐朽、没落的末期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极其适应、如鱼得水、怡然自得。为此上下都纠结了一大批人。实际这表明,他们自己完成了人格的蜕变,具有同样蜕变历程的大批贪官污吏们的存在,同时又说明了另一个真相,他们蜕变的环境----党权体制也已经与他们各个时期的宠儿们共同完成了从1949年至今的蜕变。但是大量的群众、干部还仍然处在人格分裂的磨难之中。通过观察习近平总书记反腐进程的艰难,对于体制蜕变的程度就会形成具体的印象。

经过上述分析和国外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对比,现在完全可以结论,以党权体制为核心的金字塔社会形态(传统社会主义),经过在中国六十五年的社会实践,最后形成为“采取市场经济手段的国家主义专制社会”。要想在这一体制下成就社会主义现代化,那只能是与虎谋皮、白日做梦。综上所述就是要表明,坚持“党权体制”是没有出路的,即使现在把贪官打光(事实也不可能),只要体制不革新、社会不转型,仍然没有希望。不要说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希望,就是实现现代化也没有希望。因此改革深化的根本任务就是逐步解决党权体制、实现社会转型。

由于这一波由习近平、李克强主导的强力反腐,已经形成急刹车的社会效应,没有让中国这辆大车急速堕向末世崩溃。但是体制的根本变化还未能实现,大车还在缓缓向着原有的方向滑动。无论是反贪的体制力量还是在旁的保护党权体制的各种力量都在思量,今后的中国向何处去?党权体制的命运如何?各自都要站在什么立场?这一关系今后前景的大局还未能得到澄清。所以目前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

现在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实行的“党权体制”并非四九年建政之后的创造。而是二十八年的民主革命的丰硕成果-----革命战争方式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延续。为什么那个时期就能成功,现在就不成了呐?尤其是老一代的前辈对此一直想不通。这里涉及到革命战争方式和和平建设方式的区别以及分别适用的历史时期。为此笔者在下篇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2014年8月3日(星期日)
 

Copyright © 2012 CHINA DEMOCRACY PART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