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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在巴黎

 

六四黑手称低估中共,被环球时报调侃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8月13日罕见地大谈被当局视为六四“幕后黑手”的万润南,并揶揄其只能定义为失败者。这名“六四”后流亡法国的传奇人物为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同学,并著有《胡锦涛传》。作为当年叱咤中关村的四通公司掌门,当“六四”来临时,他曾为抗议学生提供资助。

在此之前,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文章《万爷在巴黎》,讲述作者与万润南的会面和谈话,披露当今万润南的生活以及对于当年“六四”的思索。万润南称“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

《环球时报》8月13日发表署名单仁平的文章《“万爷在巴黎”的讲述令人感慨万千》。评论说,万润南的这句话令很多人印象颇深。的确,当年那批人跑出去后成立“民主中国阵线”,万润南任“秘书长”,他们预言中共政权将在6年内垮台,甚至有人认为只需3年。

“但中国不仅稳住了阵脚,而且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新潮流。这一巨大的事实看似是历史进程的一次扭转,其实它是历史规律的一次坚持。万润南们的悲剧在于看错了这一事实的性质。”

随后,《环球时报》揶揄万润南们总是把历史潮流挂在嘴边,“但其中一些人总是搞错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潮流。他们仍生活在西方对中国的启蒙时代,无法超越西方带来的思维角度,造成致命的误判”。

《环球时报》说,万润南已经老了,他在巴黎的生活更加“个人化”。他当年的同伴们大体溃散得七零八落,他们显然没有前途。“万润南和他的同伴们只能定义成失败者。”

对于万润南称“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与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有其作用”,《环球时报》评论更认为,“这更像是自我安慰和解嘲的话”。

万润南是昔日四通集团的创始人、上世纪80年代中关村的顶级风云人物,后被定性为1989年政治风波的“幕后黑手”之一。他在那之后出走西方,成为海外民运的重要头面人物。

如今海外民运渐趋稀落,而万润南的声音也渐渐稀少。作为胡锦涛的学弟,他也曾多次在海外发表文章或者演讲评论胡锦涛,尤其是流传甚广的《胡锦涛传》。当年在清华园,万润南与胡锦涛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

  

 

附文:

万爷在巴黎(一)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万润南坐在路边小酒馆的绿色座椅上等我们。象5个月前的见面一样,又是个雨天,他仍头发短促、下颌上留一片花白胡子,套一件蓝色的夹克。

空气都湿漉漉,但巴黎郊外比北加州的小镇要诗意得多。那乏味、标准化的老年公寓、孤零零餐厅里的粗壮大妈,被蜿蜒的小路、妩媚的法国姑娘替代了。

我们坐下来,他点了阿尔萨斯的红酒,还有味道不佳的鲑鱼。因为心脏问题,他再不能大口饮酒。在三十年前的中国商业世界,除去大胆与精明,他还以豪饮著称。他曾戏称自己体内有一种特别的酶,可以分解酒精。

“四分之一地方都堵死了”,他用拳头来作比心脏,为我讲解心房与心室的关系,哪个部分出了问题。他的声音镇定、平稳、缓慢,很少表现出强烈的情绪。这是一种奇怪的抽离感,在谈论自己,仿佛谈论的是另一个人。其中还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坦诚,似乎对所有事都可开诚布公。

他气色颇佳、谈兴也浓,丝毫看不出危险的迫近。比起上一次,气氛更为放松与亲密。可能是他对我增加了了解,也可能是巴黎的气氛使然。

他钟情巴黎,这里的梧桐树、小巷与洋房,正像他成长的上海的法租界。更重要的是,这还是雨果的故乡。在他狂热、匮乏的青年年代,“革命”魔咒般地存在,没什么比雨果的《九三年》更能捕捉到这种革命的崇高与残酷。

25年前的逃亡开始时,法国是第一个接纳他们这些流亡者的国家。它不仅接纳、还把最慷慨的荣誉给予他们。那年7月,正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在盛大的纪念仪式中,他们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当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们发现中国留学生是第一方队。法国人将整个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视作对大革命精神的延续,这些青年人与知识分子是“大革命精神”的继承者。

两个世纪以来,不管是1789年、1848年还是1871年,革命就像是文学、艺术、时装一样,是巴黎最重要的风尚,也是最被庆祝的精神。

令人嘲讽的是,“流亡”这一个概念正是因法国大革命而起。当“公民们”攻陷了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后,法国贵族们开始四处逃散,他们成为了“流亡者”,它的声誉不佳。巴黎制造了流亡者,也慷慨地接待过形形色色的流亡者,从19世纪的赫尔岑到20世纪初的列宁再到冷战时代的米沃什,更有军人独裁时代的拉美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他们是政治人物、作家、艺术家,常是为了逃离一个令人压迫的政治制度到此。

但巴黎从未接纳这样规模宏大、面貌清晰的流亡群体。经由电视新闻网的直播,天安门事件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戏剧,延续了整个夏天。从热情高涨的青年到血腥屠杀,它的高度戏剧性更使它深刻地进入了整个世界的道德意识,它不再像是来自遥远国家的悲惨故事,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这幕惨剧逃出的人们,成了天然的道德象征,北京对他们的口诛笔伐,更加深了这一形象。他们的群体也足够庞大与多元,有魅力四射的学生领袖、昔日当权者的智囊、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新兴的企业家……他们不仅代表了一个失败的、被同情的过去,同样代表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这一群精英或许可以为未来中国提供另一种可能。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他说。这一定是个痛苦的、充斥着幻灭与挫败的发现过程。

“六年内,李鹏政府将垮台”,这是他在1989年8月22日的《华尔街日报》上的预言,届时他们组建的“民主中国阵线”将回到北京参与自由选举,——“如果人民不投票给我们,这没关系,但他们必须给予选择的机会。”

如今读来,这预言像是荒诞呓语,不过在当时,它却颇令人信服。他的预言甚至显得不无保守。另一位更年长、也更声誉卓著的流亡作家刘宾雁大胆宣称三年内北京政权必然垮台。

整个世界舆论都响应这种乐观。随着东欧的转变、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被处死、还有岌岌可危的苏联,这乐观似乎再恰当不过了。但这乐观也给这群流亡者带来一种奇妙、令人不安的影响。你刚从一场巨大的屠杀中逃离,限于一种深深的恐惧、惊诧、愤怒与无力中,然后你成了道义上英雄,接着又被赋予塑造未来的期望。广场同伴的血迹未干,流亡者们却谈论起可能的政权更替,而他们可能成为新的主人。

  当这些流亡者在巴黎开始筹建流亡政治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时,他们没有被视作失败者的聚会,反而以某种流亡政府的形象示人。或许西方政府仍谨慎的支持,但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则纷纷表示出直截了当的热忱,从波兰团结工会的代表到哈维尔的祝贺,“民主中国阵线”拥有了真正的政治合法性。而在法国,政治人物与公众人物都投来普遍的敬意与支持。密特朗总统公开宣称,一个屠杀自己的青年的政府是没有未来的,在索邦大学的“民主中国阵线”的成立大会上,一位年轻的法国政客满脸敬畏地坐在前排,他日后成了萨科齐总统。

那定是种混乱、复杂、甚至癫狂的感受。在1989年冬天的巴黎,一些流亡者在酒醉后说,明年要把酒桌摆回中南海,向自己的支持者许诺部长、省长之职……

万润南很少、或许也不愿意回忆起这些荒诞。他甚至弱化自己在当时的重要性。“他们总需要一个跑腿的”,他常这样说。但在当时的流亡群落中,他是少有的具有现实经验的人,他在四通的巨大成功,足以让他被寄予希望——倘若作为主席与副主席的严家其与吾尔开希是精神与道德上的象征,他这位秘书长才是实践这民主理念的具体重任。他在当时在全球媒体上正是这样一个自信、实干的组织者的形象——他既然能从一个红卫兵变成一个成功企业家,为何不能再次从一个企业家变成一个政治人物?

但现实的挑战却比所有人想象的更严峻。不仅北京政权的生命力顽强,它逆流而上,直至创造了新潮流。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流亡者也面临着内部的重重困境。当1989年9月的“民主中国阵线”成立的会场里响起《自新大陆》的旋律,人们陶醉于一个可能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如何实现?

这群流亡者都知道反对的政治理念与制度是什么,但他们能建立一个不同的吗?他们背景各异,也几乎都缺乏政治经验,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不无痛苦地发现,自己都是所反对的体制的产物,不管是思维方式、言谈举止,都带有他们所痛恨的“党文化”的痕迹。他们都曾是各自领域的精英人物,但在新的试验中,却发现连一些基本的常识都不知。

“在牛津读书的胡志强给我们带来《罗伯特议事日程》(Robert's Rules of Order)”,他回忆说。他们以反对专制、寻求民主的姿态出现,却甚至不知道怎样开一场民主会议,如何表达自己、又尊重他人的意见。

  来自台湾的胡志强也是这个流亡组织与台湾密切关系的象征之一。这也是意外的相逢。自1949年以来,台北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流亡政权。在冷战的格局中,台北与北京均以“真正的中国”自居,都试图在否认对方的合法性。力量日趋衰落的台北,也试图扶植海外的对抗力量。从更早在纽约成立的“民联(全称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到突然兴起的“民阵(全称民主中国阵线)”,台北都试图支持、当然也试图操控它。对于流亡者来说,这既让人安慰又令人担心。

因为经济繁荣与民主转型的成功,台湾正散发出一种迷人魅力,它富有说服力地表明华人社会能创造出民主,大陆不过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台湾。但这也是危险的魅力,大陆的流亡组织不是台北“反共计划”的一部分,它想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在最初的热烈憧憬之后,流亡者很快发现他们的根本困境。倘若他们不能以“夺取权力”为目的,思想与行动都将丧失焦点。与一个世纪前的列宁与孙中山不同,他们没有一个坚定的意识形态可供追寻、也无心创造一个严密的组织,他们都曾饱受这种“革命”的痛苦,想寻求另一种方式。他们一开始就宣称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

倘若民主政治是以选民为基础,流亡政治欠缺这基础。他们有同情者与支持者,却没有选民与监督者。他们身在异乡,关心的是中国。他们陷入一种天然的分裂感。这分裂感随着外界支持——不管是经济上、还是道义上的——的减弱变得更加显著。众望所归的“民主中国阵线”似乎滑向内部的混乱与争斗……

 

万爷在巴黎(二)



“你真开过出租车吗?”我问。

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这位昔日的四通集团的创始人、天安门运动的“黑手”、海外民主运动领袖曾以开出租车为生。

很少人说得清这个故事的原委,它是发生在哪个时间,又是在哪个地点。讲故事的、听故事的也没有追究的兴趣,似乎仅仅这个模煳的事实就足以表达出他们的复杂感受——它是感伤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没落;它是犬儒的,海外民运之路压根走不通;它也是自我提醒的,千万别沦为一个政权的敌人……

这个情节也变成了海外民运的缩影,它的历史、卷入其中的个人命运都暧昧不清、从未被认真梳理过。旁观者或者出于同情不去触碰,或者有意地忽略他们,他们自己则回避对其中常常苦痛、不堪的挣扎。

“在美国,房子与车子是主要的开销”,他对这个问题保持着一贯的坦然。他的确开过出租车,不是普通的出租车,是专门机场接送的租赁车。那是2001年到2004年,他住在旧金山的Millbrae时。“它们本来都是生活资料,你要把它也变成生产资料”,他接着说,习惯性地用着那代人挥之不去的马克思式的词汇。他租下了一个四室的公寓,将每个房间装上宽带与电话,使之可以独立出租。他的接送机场的业务,不仅解决了车的问题,每个月还有两三千美元的现金。

他的企业家精神从未消失。在整个90年代,他在忙于流亡政治的同时,也仍以一个创业家的身份活跃着。这既是流亡政治的需要,它可能提供组织活动急需的经济来源,也是个人生存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商业成功再也未能重演过,很多时刻,他还运气不佳。他在巴黎投资过餐馆,结果他的合伙人卷入一场戏剧性十足的凶杀案,让他损失了几百万法郎。他也曾纵情于美国的科技股票,每日紧盯着纳斯达克的指数。在高峰期时,他在尚未被摧毁的世贸大厦租了办公室。他的投资哲学颇有成效,他只买交易量大的股票,因为它的价格空间比较大,他也严守“见好就收”的原则。他的判断一度准确,相信科技股票被高估了,当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跌到3,000点时,他仍然赚钱,看起来他的商业才能再度绽放了。

但他没有预料到它仍会继续下跌,当跌到1500点时,他赚的钱又全部赔了出去,世贸大厦的办公室关张了。这让万润南陷入尴尬。在流亡圈子中普遍的说法是,投资本金是流亡的朋友们所凑,他们信任与期待他的投资眼光,他不仅令他们失望了,经济损失还令他们的关系突然紧张起来。在普遍匮乏的环境中,损失让人际关系更加脆弱。

“打击不大,不过是白忙了一场”,他的描述与传说的不同,投资人都收回了本金。对他个人来说,后果比“白忙一场”更严重。他的身体就是那时搞糟的。那是忙碌与刺激的三年,从早晨开盘,他就紧盯屏幕,“一天不吃饭、不喝水,也毫无感觉”。

接下来,他进入了一个艰难时刻,也远离了熟悉的世界,租房、开车、休养身体。他不太承认人生的困顿,总以更乐观的眼光来面对它。他不仅把出租车从“生活资料”变成了“生产资料”,还变成了学习经验。他的很多客户都是往返于中美之间的工程师与创业者,他们往返于新竹、中关村和硅谷之间,技术、管理、资金在其中流动,产业的转移也迅速发生。他的客户中也有雄心勃勃的中国创业者,包括创办UT实达康的吴鹰与新浪的投资者茅道林。

  “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他打趣地回忆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面貌再度发生变化。它不仅未如很多人预言的那样崩溃,反而迅速地崛起,变成了经济奇迹的代名词。整个世界都急于进入这个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在它激升的贸易额中分得一部分。他熟悉的那个中关村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的四通公司曾希望模仿IBM、也被称作“中国的IBM”,但如今中关村的另一家公司联想收购了IBM的PC业务,中国的公司不仅再是模仿者,它也可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但这股新兴商业力量没如他当年期望的那样,成为政治变革的推动力,它成了现有政治秩序的合作者。北京政权似乎也焕然一新,那个屠杀自己青年的极权体制的形象退隐了,取而代之的是世上最成功的发展主义政府。

相反的,流亡者跌入了历史的夹缝中。取代共产党的想法早已变成了笑料,流亡组织四分五裂、丧失公信力,人们如今甚至很难想象他们曾获得的巨大影响力。在流行的看法中,流亡政治多少就象是对19世纪的流亡者马克思观点的确认——“一所学习丑闻与平庸的学校”。他当然也成了这流行论调的受害者,即使他个人从未直接卷入这些丑闻中,但是他变得如此无关紧要。想起昔日四通的巨大影响力、西方报纸的“计算机天才领导反对组织”的标题,都象是遥远的神话。



万润南不同意这种悲观论调。“中国的流亡政治还是不错的”,他常这样说。为这结论作证的是历史的、其他国家的流亡者们。俄国的流亡者互相暗杀,孙中山的内部组织更是一团糟,东欧在冷战时代的流亡政治更是边缘得不得了,他们被彻底地遗忘了。

相较而言,1989年后的中国流亡者,他们的内部纷争仍是温和的。他们大部分努力消散,但仍有少部分人在坚持,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彻底消失。万润南也属于这微弱声音的一部分。他仍出现在巴黎的人权广场的六四纪念活动上,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分析中国政局,撰写回忆与评论文章——行动与组织的空间萎缩了,抵抗变得更为个人化。

不过,很多分析却总象隔着什么。这或许也是流亡者最大的损失,他与自己熟悉的世界斩断了联系,同时也未能顺利地进入新世界。相比于同代人,万润南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但这代人的普遍缺陷也仍存在着。他们在一个荒芜年代成长,对一个正常的、多元世界的认识开始得太晚。他热爱法国,却从未试图学会法语。在客居法国与美国这么多年后,他对这两个国家的理解仍是概念的、模式化的。他对中国的分析,也与互联网上普遍论调没有太多区别,似乎他的独特阅历并没有给他带来一种独特的视角。

这可以理解,他从来是一名行动者、组织者,而非思想者。这或许也与他相对幸运的流亡生涯有关,他总能营造一个小圈子,在其中获得安全与温暖,他从未陷入彻底孤立的绝境。

他坦然接受了这边缘化的命运。几年前,他曾被戴晴提醒(或许是半开玩笑的)——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中,将没有你们的位置,他则回答说,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与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有其作用。

在谈起昔日的竞争对手,他也有种特别的宽容。谈起曾被大肆宣扬的“陈万之争”,他说那是完全被夸张的,说起和他曾势同水火的朱嘉明,他说他有才华、有雄心,劝去和他多谈谈,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事件。他甚至主动帮我联络那位“攻击”他的女记者,因为没人能代表真相,你必须多方探寻。

他的温和态度令人很难想象他当初的意气风发,他在流亡政治内部掀起的“倒万风潮”。他曾被一位流亡记者称作斯大林式的人物,用铁腕控制钱与人。他也接受了流亡的命运,很有可能,他将终老异乡。

这是与命运的和解吗?“我随遇而安,得过且过,是被卷入政治的”,他总喜欢这么说。他也引用梁启超,“先时之人、应时之人”,他本应是“应时之人”,却无意中变成了“先时之人”。这是一种自谦,还是另一种意义的推卸责任——强调历史之大势,也意味着个人无需为失败负太多的责任?

不过,他的确在退入一个更个人的世界,这与他的年龄、经历、身体状况都有关系。在微信的朋友圈里,他以“万爷”的名义分享他的感悟、所拍照片、追忆往昔,“万爷”正是他清华读书时的外号,在青春时代,人人故作老成,称彼此为“爷”。他也带着孙儿前往法拉第街10号,那曾是民主中国阵线的办公室,也在索邦大学的礼堂前留影。

25年前的民主中国阵线正是在此成立的,大会进行时,悬挂的横幅“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突然倾斜下来,正在发言的他的反应颇富机智:“这预兆民阵前途有波折,但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他希望把这些喜悦、挫败的经验告诉下一代吗?还是期望获得他们的理解?对于家庭,他似乎一直有一种隐隐的焦虑,担心变成他们眼中的“loser”。他说了好几次“神话”与“笑话”的比喻——在历史上,“神话”与“笑话”的角色转化不断发生着。

这“必然的胜利”比他想象的漫长得多。也是在1989年的成立大会上,来自台湾的代表康宁祥劝这位意气风发的秘书长——你们走上的是一条曲折的不归路。康宁祥是台湾党外运动的关键人物,他深知,台湾的流亡政治人物的窘境,即使解严开始了,已经在美国10年的许信良通过偷渡才回到台湾。

这不归路或许让他焦灼,他却没准备回头。他自称是被卷入历史中的,但造成他的命运轨迹的仍是他的主动选择。在1989年夏天,他的主动选择让他成为“国家的敌人”。在此刻,他选择了不与北京妥协,要一名难民的身份终老他乡。

我们相约下次去他的新居再聚,它仍在修建中,这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好一个落脚点了。他所居住的巴黎郊外的Orsay Ville,是高科技创业区。他戏称一生都是在“硅谷”度过的——除去旧金山,中关村、Orsay Ville都被称作各自国家的硅谷。

在我追问了几次之后,他也终于承认,他最想念的地方仍是中关村。是啊,那正是他人生最灿烂的时刻,而且看起来这灿烂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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