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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崛起的思考

未名湖畔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只适合信仰基督教的西方社会,不适合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

其实一个国家与民主有缘无缘,在于民族自身的属性、品格,日本这个国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屡屡对周边国家发动战争,侵略成性,声誉不佳,明、清两代,中国沿海居民,常常遭受日本海盗骚扰,海盗掠夺财富,奸淫烧杀,因个子矮小,故被称为倭寇,当然从事这类盗贼勾当者,只是一小部分日本人,总体观察,日本民族在十九世纪以前,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向比他们进步的汉族学习,从文化、信仰、文字、礼仪、服饰、饮食、、、无不效仿中国(连做馒头也向中国人学,杭州西湖孤山,有一个纪念亭,亭中有一碑,碑文记录日本人学做馒头的历史,此碑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日本人出资修建),可以这样说,日本人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是自从满人入关,征服汉族以后,满族高层闭关锁国,不愿意与外国来往,乾隆对要求与中国通商的英国使臣说,我们大清国什麽都有,无需与贵国做生意,除了广州,不同意开放更多的贸易口岸。满清王公贵胄的思想,始终停留在农耕社会的境界,夜郎自大不思进步,外国送给清廷的火炮枪支,都束之高阁,不交给兵部研究。

1840年鸦片战争后,日本不再向中国学习,目光转向西欧、北美,决心“脱亚入欧”,史学家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因为那一年,结束了长达600年的武士封建割据,日本天皇做了三件大事:颁布《五条誓文》、《政体书》、更改年号为明治,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1871年日本政府派遣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团长,对西欧、北美诸国进行考察,全方位考察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运行、文化教育、军事机构等等,每造访一处,注意观察、认真聆听、仔细询问、虚心请教、详细记录一切先进的东西,考察时间长达20个月,与大清国派遣的考察团走马观花数十天,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德国首相俾斯麦断言:中国将败在日本手下。考察团归国后,日本政府身体力行,实施全面改革,不是“德川幕府制度为体,西洋科学技术为用”式的改革,而是从政治体制着手,全方位地进行改革,废除上层贵族的封建割据,基层武士、商人、平民拥戴天皇为名义上的“国家首脑”,实行君主立宪制,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扫清障碍,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其宪法几乎完全效仿德国,经过二十多年努力,日本国力大增,1894年甲午海战,日本海军歼灭清廷装备精良的北洋水师,1905年对马岛海战,大败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又经过三十多年奋斗,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已拥有十艘航空母舰的一支海军,1941年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海军,试图雄霸太平洋,军事力量显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其钢铁产量、船舶吨位、机械制造等各方面,接近、甚至超过美、英、法。

满清政府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18世纪后,各领域的科技成果,翻译大量文献,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在全国各地发展工业,筑建公路,铺设铁路,架设电线,开通电报、电信、邮政,在武汉、西安、天津、南京、安庆设置机械制造局,上海、福州兴建颇具规模的造船厂,成立交通银行、招商局,在全国设立三十多所学校,多次派遣学童留学欧美,这些学童,归国后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如在铁路方面的詹天佑,外交上的唐绍仪;军火工业也相当不错,以汉阳兵工厂为例,无论就规模、产品质量,在当年都是相当了不起的。历史教科书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大都是负面的,其实洋务运动在文化、教育、工业、军械、电信、交通、银行等领域内,作了不少开拓、奠基工作,尤其是兴建学校,发展教育事业,派遣学童留学欧美,培养新型的知识分子,建立编译馆,翻译大量西方文化科学技术著作,开启了解西方的窗口,没有这些举措,很难设想,从1911年开始,不到100年时间,中国的科技水平,能够赶上、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应作正面评价。

客观而论,北洋水师的规模装备,在当时属于先进行列,为何甲午海战全军覆没?清政府实施的改革“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早七、八年,可惜清政府的改革,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改革没有“触动”清王朝的体制,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保存天皇有最后否决权的前提下,还真有点“全盘西化”的味道,中、日两国学习西方,前者只是模仿,没有触及“灵魂”,“洋装穿在身,依然中国心。”后者不仅仅是模仿,连灵魂也“改变”了,许多思想倾向西方的日本人,把大和民族看成属于西方阵营,不属于“亚洲”,除了鼻梁、皮肤没法变高、变白,认为自己和西方人一样,自觉远比亚洲人“高贵”,这些日本人的心态,很像鲁迅笔下的“高等华人”,很看不起没有文化的“乡下人”,不管别人怎样评判,绝大多数日本人作“如是想”。

1905年,俄罗斯、日本两国海军,在对马岛开战,结果俄罗斯海军惨败,只剩一条军舰逃回海参威,就国土、人口、资源,前者远远优于后者,俄罗斯为何失败?

1812年拿破仑兵败莫斯科,寒冷的天气和广袤的国土,帮助了俄罗斯,法国大革命的火焰,没有伤害俄罗斯的封建制度,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烈火终止在顿河流域,没有促使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从社会发展角度分析,沙皇的胜利,反而导致诺曼罗夫王朝走向灭亡。从1812到1905年,这九十多年内,沙俄贵族们依然过着《猎人日记》(屠格涅夫)里描述的,那种愚昧安逸的生活,大小官员们贪污成风,也到达“无官不贪”的境地(戈哥理《钦差大臣》),农奴制迟迟没有被废除,参加对马岛海战的水兵,诺维科夫.普里波伊被日军俘虏,后来写了一部记事小说《对马》(1932年出版),书中描述沙俄海军将官们寻欢作乐,生活糜烂,多数士兵为不识字的农奴,虽无知识,恰在思考:为何远离故乡,航行数千海哩,为高高在上的沙皇,为这些专横跋扈的将官卖命?大清国也一样,北洋水师造访东京时,手戴白手套的日军参观者,在炮口一抹,满是尘埃,可见水兵平时疏于操练,按大清军律,舰长必须住宿军舰,但是舰长们在刘公岛上都有别墅,都有姨太太,抽鸦片搓麻将,就是那位被誉为英雄的统带邓世昌也如此,如此将领,率领如此士兵,如何打仗?

中、俄两国在海战中,先后败在日本手下,表面看是技不如人,失败的真正原因,乃是制度的失败,满清王朝不愿改革,不愿放弃“家天下”的皇权专制,俄国沙皇也不愿改革,不愿废除落后、野蛮的“农奴制”,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废除“德川幕府制度”,效仿西方“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的变革,使日本实现西方产业革命。

往前追溯到1840年,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此时的英国,已完成产业革命,以纺织业为例,完全实现机械化,产品80%用于出口,中国还是家庭手工作坊,手摇纺纱、脚踩织布,鸦片战争,可谓先进工业社会与落后农耕社会之间的一次冲突,清廷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从道德角度考虑,道光皇帝下令关门,不与英国做生意,做生意应该两厢情愿,何错之有?鸦片战争可谓英国资本主义大炮,轰打中国封建堡垒,英国政府野蛮行径,非常不正义,从社会发展角度看,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看来社会的进步,不一定伴随正义。

撇开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成性的一面,以及对中国和亚洲各国,犯下种种反人类恶劣罪行,这样一个国土贫瘠,缺乏资源的岛国,为何经过六、七十年的奋斗,就能跻身欧美强国之列?
二次大战后,日本列岛上的大中城市,在美军狂轰滥炸下,外加两颗原子弹,几乎变成一片瓦砾火海,为何经过四、五十年的努力,又成为一个技术先进、经济发达的国家?

这一切得益于日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前者是“明治维新”启动的政治改革,后者是二战后,日本在麦克阿瑟主导下,制定了一部“和平宪法”,使日本民族快速进步,快速恢复元气,除了政治制度、宪法,还有一个原因,即日本民族对教育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1945年,战后日本民众明白,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给他们造成太多太深的苦难,举国上下满目疮痍、百废待举、食物匮乏,年轻妇女为了生活,不得不靠“三陪”美国大兵维持生计,当时日本政府财政极度困难,但作出一个十分大胆而明智的决定,向中小学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儿童面临饥饿,“许多日本孩子,为了吃这顿午餐而去上学,我也是其中之一。”一位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如此回忆。

如今富裕了的日本人说:欧洲人的希望在教堂,因为那里有平等、博爱,我们的希望在学校,因为那里有知识和人才,此话虽属调侃,细想不无道理。

位于拉美、非洲、亚洲、阿拉伯地区的民族,包括号称有五千年历史、自觉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在内,面对过去的“学生”,日本的崛起,不该认真思索一番么?实施专制体制的国家,民众会思考,但他们的思考无关紧要,因为不起作用,不影响社会走向,决定社会走向的是高层领导,领导的思考才是关键,当下中国高层领导,在作怎样的思考?不清楚。

马克思主义有一经典论述: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意思说政治制度必须适应经济发展,这句话没有错,社会管理方法,必须随着经济发展,作出相应变化。

毛泽东高举“三面红旗”,制造一系列荒诞无稽的“闹剧”,诸如:“大炼钢铁”、“小麦卫星”、“人民公社”,结果饿殍千里、死人数千万,皆因一党专政“朕说了算”在作怪,这种“县衙式管理模式”,只能适合农耕社会,无法适应现代工业社会,毛泽东对现代经济运行、发展非常无知。

邓小平主政后,实施新经济政策,经过三十多年努力,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随着经济发展,出现满地贪官、军队腐败、群体事件、民族矛盾等等乱象,对于这样一个越来越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应采取怎样的管理模式?传统的管理模式是否合适?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严肃、迫切的问题。

“红一代”有“打天下坐天下”的观念,“红二代”是否有继承父辈的革命事业,继续“坐天下”的愿望?其实“红二代”有“坐天下”的愿望,没有什麽不好,重要的是有怎样的观念“坐天下”,用怎样的方法治理国家?

眼下中国现实,证明下述因果关系:

1)因为不存在有效监督,官员行政不受法律制约,所以才敢肆无忌惮地贪污。

2)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党权大于法律,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保护,上访的民众才会源源不断,群体事件才会与日俱增。

3)没有新闻自由,公民没有阐述自己意见的场所,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犯。

现在举国上下为羽白先生的反贪,欢呼叫好,希望他领导的团队,不仅仅停留在反贪污的境界,有人说:“在滋生苍蝇的环境里打苍蝇,苍蝇是永远打不完的”,滋生贪官的制度不变,贪官也抓不完。负责军官士兵政治思想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居然是大贪污犯,这样的人还在台上高声宣讲,教导士兵学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是虚伪到了极点,讽刺到了极点。腐败蔓延到军队、蔓延到这样高位的将领,可见当下中共军队腐败之严重,若再发生一次甲午战争,中国会有多大的胜算?

希望羽白领导的团队更上一层楼,吸取自1911年来,历届统治者改革失败的教训,能否创建一个把权力关进“笼子”、按宪法治理社会的政治制度?若仍然坚持以“党国为体,经济为用。”那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与1861年大清帝国开启的“洋务运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会不会有相同的厄运?

为了不重蹈复辙,为天下苍生计,可否考虑,放下身段,借鉴从前的学生,日本的整改经验,像当年日本废除“德川幕府制度”那样,进行政治改革,扬弃“家天下”“党天下”的陈腐观念,把“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改为“今日之华夏,乃全体国民之天下”,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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