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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权利怎么办?

——社科院的难题之一

曾微

 

社科院宣称他们“为人民做学问”,批了“宪政民主”,批了“公民社会”。所谓“宪政”,无非是按照宪法行政,所谓“民主”,无非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尊重少数,所谓“公民社会”,无非是人人负责社会事务,不任人摆布、不坐享其成。

如果不要“宪政”、不要“民主”、不要“公民”,那么老百姓个人的权利怎么办?

老百姓个人的权利有哪些呢,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有批评领导人的权利,有监督领导人的权利,有批评政策的权利,有要求修改某部法律的权利,有不被打成“分子”然后过了几十年又来“平反”的权利,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走别一种道路的权利(只要不妨碍别人),有唱红歌或者唱不红的歌的权利,有看“央视”或者看“台视”的权利,等等等等。

如果老百姓要这些权利,那就必须有“宪政”、有“民主”、有“公民”;除非老百姓不要这些权利,才可以不要“宪政”、不要“民主”、不要“公民”。

这些权利本是老百姓自己的,老百姓该不该要或者该不该有呢?眼下所有的批“宪政民主”、批“公民社会”的文章,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显然,这是一个难题。社科院既然把批“宪政民主”、批“公民社会”作为自己的成绩,就不应该回避这个难题,就应该责无旁贷地解决这个难题。

社科院应该论证,老百姓不需要他们的以上权利,没有这些权利,他们会生活得更好,有了这些权利,他们会生活得更坏。比如选择领导人,不选,他们会更幸福,选,他们会有痛苦。

社科院应该古今中外地进行对比。不过古代好像没有以资利用的材料,因为古代无论中外都是非“宪政民主”社会、非“公民社会”。现代就不能逃避了,现代人类社会种类众多,有了“宪政民主”,有了“公民社会”。社科院需要找出的例证是,“宪政民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老百姓比非“宪政民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老百姓生活得差,起码大部分差。好和差,还不能仅仅是物质生活,还应该包括精神生活。仅仅是物质生活,那么很多猪狗都比人过得好,但恐怕难得有人愿意当猪狗。

还有,有些人被“为人民服务”了、锦衣玉食就不要自己的权利了,有些人被“为人民服务”了、锦衣玉食了还是不放弃自己的权利,甚至即便饥寒交迫也不放弃自己的权利,怎么办?这些饥寒交迫的人可能会想,我的饥寒交迫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我放弃了我的权利导致的,如果我不放弃我的权利,我必不会饥寒交迫。比如,如果我父亲、我祖父当年如果坚决不加入农业社,坚决单干,他们肯定不会饿死,因为后来的分田到户绝对地证明了这个道理。

为了证明老百姓不需要自己的权利,社科院必须批判“天赋人权论”,必须批判“人人生而平等”论,必须证明人和人不一样,人和人不平等。比如,有些人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有些人没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有些人有全世界的网络随便转悠的权利,有些人只有在“我国”的局域网内部看看的权利,等等。

除了一部分人有权利和另一部分人没有权利是合理的之外,社科院还必须证明以下社会行为的合理性,即:一部分人有权力不给另一部分人权利,有些人就是有这个权力,有些人就是只能接受别人给予的权利,后者就是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权利。换句话说,就是要证明拿(如果带有凶器比如说枪杆子,则为抢)别人的东西是道德的,拿了不还还是道德的(不还,应该是手握凶器了),尤其是,这些拿(抢)人东西的人还在当裁判评比“道德模范”。

当然,社科院可以使用“代言法”,说“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我们除了你们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你们把全部权利交给我们,我们为你们谋幸福,呼儿嗨哟!”

最后,社科院要证明是,倘若有人对自己的东西被无端拿走心怀不满,威胁他们、对他们“亮剑”是合理的;假如有人无论如何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利,把他们关起来直至杀了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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