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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社会转型不可少

作者: 郑恩宠

 

儒学高深,无亲民感,儒家不得不通过官方来推行学说,导致儒家和国家主义融合,及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社会,中共欲将党治与儒学合为核心价值此路不通。

●南非黑人反种族歧视运动以非暴力、谈判成功达成与白人政权
和解,曼德拉与德克拉克1993 年同时获诺贝尔和平奖。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公布了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决定,习近平似乎赢得了海内外的一致赞誉,但众多有识之士认为,习反腐的目标并非是废人治。习再抓出一百个大老虎,还不如自己首先带头公布财产。习式改革,类似于清末的改革,「贪官要抓、要杀,革命党也要抓和杀」。从中共纪念邓小平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和奋力将儒学列入「核心价值观」,浙江等地大拆教堂和高智晟出狱等事件看出,中共「依法治国」的目标也并非是废人治。中国民主的路将如何走?——南非成功转型的历史,应值得我们更新及更深的研究。
南非转型秘密在基督教派影响

废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白人总统德克勒和图图大主教是值得人们纪念的,但真正被列入历史丰碑的应是荷兰基督神学家亚伯拉罕•凯波尔。
总统德克勒属荷兰裔,信仰属基督教荷兰归正宗教会,凯波尔也是该教会的教友。一九八九年德克勒任总统后,释放了同是基督徒的曼德拉,结束了南非多年的戒严,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
基督教信仰是南非社会的基石。据统计,南非黑人与白人的基督徒比例,分别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与九十二。凯波尔的神学著作对信众的影响很大,他死后二十年,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南非不仅有宗教自由,更有教派自由,这正是南非与中国的最大区别之一。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基督教派至少有百种以上,中共建政后强行合并所有的教派,变为「联合派」——三自会。
南非、印度、俄罗斯、韩国、台湾的转型,证明了信仰自由在社会转型中起到不可缺失的重要作用,往往比经济的改善、制度的革新更重要。信仰提供了人们心灵的秩序,法律提供的是人在社会中的秩序。历史证实,基督信仰为各国的民主议会提供了种子和土壤。对南非来说,荷兰归正宗教会是外来教派,该教派沿袭了长老会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结构是在有投票权的本地教会之上,建立起议会式的区会,再往上就是全国性的总会。这个传统来源于宗教改革时期的日内瓦,是荷兰、苏格兰等国的教会体制和议会体制的雏形,后来也成为清教徒奠定了美国宪政政体的根基。清教徒是在当年的英国属受到压迫的一个基督教派,逃出英国后,建立了美国。
大陆的国人长期受中共无神论的教化,往往对宗教自由的误解大于理解。其实,宗教也是与时俱进,不停在改革,不断适应人类社会和推动社会的进步。当时的南非尽管处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归正宗教会这个教派并非都是荷兰裔白人所信,而百分之三十的信徒是由黑人族裔所组成。在种族隔离被废除的前夜,该教会的信仰成为一线曙光,这个转捩点是一本英文版只有一千三百多字的教义《贝尔哈告白》。对于南非来说,该教义的意义,并不亚于《独立宣言》对美国的意义。这本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基础,有力重申了一系列不可妥协的信仰准则和秩序,包括人受造的平等尊严、真正的「合一」和「正义」。
《贝尔哈告白》是由南非荷兰归正宗教会于一九八二年起草,被南非很多教会接受为自己的信仰准则之一。在二○一○年后,被美国两大教会纳入了他们的信仰准则,提出教会应该为社会的不公和人的和解做出努力。从中看出,基督教对荷兰、南非、美国都是外来教,基督教可以荷兰化、南非化和美国化。基督教、佛教对中国来说同样是外来教,同样可以中国化,但外来教的中国化绝不是中共化、共产化。因为中共化,就是无神化。

●郑恩宠认为南非的和解有宗教精神的影响。曼
德拉任总统后1995 年邀请教宗保罗二世来访。
张之洞与中共急于兴儒学

中共借纪念邓小平诞辰之机,再次鼓吹邓式人治的改革路。张之洞是清末新政改革的设计师。他几乎将所有能够「采用西法」的措施,都已提出,除政治体制改革外,而不再抨击「民权」学说,旧制度卫道士色彩也淡化的许多,在揭露官场腐败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性的措施。他对清朝亡政的命运有着不一般清醒,但他改变不了中国历代儒学精英的本性,在人治学的根基中忧国忧民忧社稷,以治国平天下为已任,接受西法却不研究西法的来源《圣经》。他已是六十五岁老人,明知来日不多,新政是否按照他的设计如意推行,只好听天由命。张之洞不会想到,他开办的新式学堂成了民主思想的摇篮,他训练的湖北新军成为武昌起义的民军。更不会想到,死后两年,清王朝亡政,他成了变相的掘墓人。或许邓小平与张之洞同样,不废除人治的改革,终究要失败。
习近平主政后,大力宣导以中共「核心价值」观来贯穿改革的全过程,所谓的「核心价值观」无非是「马列教」的中国版。当徐才厚、周永康倒台后,中共的「核心价值观」已无多少人感兴趣。中共的宣教部门就将儒学升格为儒教,并与「马列教」混合成国教。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传统经典与核心价值观的系列文章,如《(论语)中的核心价值观因数》、《(孟子)与核心价值观》、《(大学)、(中庸)与核心价值观》等,为中共的所谓「核心价值观」造势。
学强调的是人治,是人治之学,从人治出发强调道德上的人性平等、修养平等、教育平等,但都不是真正的实现人与人之间人格与价值平等,更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法律、政治平等。要实现公正的社会制度,其要义首先是保障人在法律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
中共十八大后,儒学再次被中共少数御用文人升格为「国学」,有的甚至要将其升格为儒教、国教。人们反思,儒学若真的能成为一种教,不就冲破了中共对宗教自由的禁锢吗?中共目前只「承认」基督教、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道教的合法存在,并不许创建新的宗教和教派。
历史上的孔子周游列国为的是走「上层路线」,并不指望平民能接受仁义礼这套东西。到了汉初,儒家才说服统治者「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统治者的工具,也决定儒学成统治者依附的角色。儒学伦理很少,但比较高深,无亲民感,不易为普通的平民所接受。因此,儒家不得不通过国家机器来推行其学说,导致了儒家和国家主义难以切割的关系,导致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社会,这是中国社会难以进入民主政体的重要原因。
儒学的过度保守与开放社会相悖

西方的基督教、东方的印度佛教、中国的藏传佛教、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等,都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平民百姓路线,经几千年的平民底层路线的传教才逐渐壮大。马列主义不就是凭借国家的暴力机器强行在中国推广的吗?将马列和儒学混合作为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的国教,必然导致自挖坟墓的结局。中共为何要在甘肃、河南、浙江强拆教堂和十字架?就是与其坚持人治型的统治有关。
儒学思想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以此原则,给当时的中国社会设计了一种秩序。然而,人类进入了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儒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无论如何属过时了。首先,它与现代社会的平等、独立、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相悖。平等、独立、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大都来自《圣经》,但《圣经》并不是产生于西方,它已经为东、西方大多数人类社会所接受,而当今世界带头拒绝《圣经》的恰恰是中共。人类社会已经学会了以平等、自由、独立、人权等为原则,构建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一点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大陆是不可扭转的。儒家思想过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适用于当代中国,国人更不可能接受所谓的儒教成国教。
美国上千种「邪教」未刑事化

据中共官方的研究报告,美国社会中有一千多种被各国认为的「邪教」,这些「邪教」、「异端」在美国都可自由生存。美国的舆论对此类「邪教」评价不一,但法律从未将任何一种「邪教」刑事化。对此类组织中的成员若有触犯法律行为,都与非「邪教」成员一样依法对违法者进行个案处理,从未将其成员中一人的犯罪,就取缔该「邪教」组织所有成员的合法存在,这也是造就一个文明而强大美国社会基础的因素之一。
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识网刊发了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何光沪的专访。何认为,至少从周代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老百姓举目四望,能看到的最高最大的力量,就是国家。西方的老百姓知道,还有一种力量是高于国家的,而且也应该高于国家的,那就是上帝。因为西方人信上帝,在宫廷里有小教堂,可以祭上帝,在最穷的小村子里也有教堂。乡下的农民在上帝前说自己是罪人,宫廷里的皇帝、国王、公爵、伯爵也说自己是罪人。他们都知道,只有一个人是上帝的儿子,是「圣子」,就是耶稣基督。任何其他人,包括皇帝、国王,都不是「天子」,不是「圣子」。国家真正的「圣上」即上帝。国家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是绝对的和永恒的。所以,西方人比较容易对国家有一种理性的看法,相比之下,中国人则在两千多年中把国家奉为神圣。
周永康倒台后,八月初,中共向上海、浙江、黑龙江等十三省、市派了巡视组。之前,浙江已经强拆了本属中国官方「三自会」的教堂和十字架达二百三十多座。巡视组刚到杭州不久,八月十二日深夜,可供一千多人聚会的杭州鼓楼教堂十字架就遭强行拆除,事发时仍有两百多信徒在场唱诗、下跪、祈祷,希望当局在最后一刻放弃强拆。鼓楼教堂由美国北美长老会创建于一八八八年,一九三一年改建为飞檐翘角的中国宫殿式教堂。建筑面积为1335平方米,一九六六年文革中被关闭,七九年恢复聚会。九八年五月,由于新建中何高架路,教堂被拆。二○○二年底开始易地重建,二○○六年投入使用,建筑面积达3748平方米,拥有一千二百个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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