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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达赖喇嘛的回归之路

 

和谈还是独立、“非暴力”中间道路还是极端路线……1959年之后,流亡藏人内部以及中共便不断地唇枪舌剑、明争暗斗。三年前,达赖喇嘛放弃世俗权力。从交接时彼此“抬轿”时的亲密,到藏人自焚以及中间道路问题上的貌合神离,及至当下在转世灵童问题上的龃龉,达赖喇嘛与藏青会出身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首席噶伦洛桑森格已显现了至少三次大“分裂”,也由此凸显了两代流亡海外的藏人难以回避的政治裂痕。

细观之下,二人的经历不同,学历背景和政治理想有别,而今所处的中外局势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此种分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分歧也好争执也罢,我们是否应该关注政治高层身后的20万流亡藏人。在长达55年的等待中,他们虔诚追随达赖喇嘛,在寄人篱下中不得不自己谋生,生儿育女……当流亡藏人高层与中共讨价还价时,他们的处境和未来的出路何在?达赖喇嘛对中共的示好可能预示着一种和解的出路,藏青会出身的洛桑森格则可能是另一条激进化的“不归路”。如今明确的迹象显示,达赖喇嘛回归故土的可能性正在苏复,甚至逼近突破性进展。或许不久的将来,达赖喇嘛终将结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涯,那么我们也相信这将是达赖喇嘛本人以及流亡藏人的莫大福音。

殊途异路 三大裂痕清晰可辨

当频繁的藏人自焚事件归于沉寂,9月份的印度即将首次迎来即位后的习近平时,流亡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透露了最近的思考。德国《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9月7日发表一篇采访达赖喇嘛的报道,指出达赖喇嘛在回答转世问题时表明不再寻找下一任达赖喇嘛,应该结束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尽管事后达赖喇嘛办公室澄清说是媒体断章取义,但还是引发了不小的舆论轰动,连中共《环球时报》也反击说达赖喇嘛无权终结450多年的灵童转世制度。


达赖喇嘛回归故土的可能性正在苏复,甚至逼近突破性进展


9月10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了达赖喇嘛在90岁时安排接班人的设想。“达赖喇嘛在2011年就下一任达赖喇嘛的选择发表过声明,称在90岁的时候处理这个问题。此外,我们有一个民主的体系,他已经将所有的政治权力交给了司政(洛桑森格自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已经开始了这个过程。”这番话看似重述达赖喇嘛理想,也并未直接否决达赖喇嘛的灵童转世终结论,但它显然显示了两人的不同调,甚至暗示了洛桑森格依然视转世制度为圭臬的个人想法。这不免令人想起三年前两人移交政柄时的默契配合。

三年前,在“中间道路”遇阻的境况下,达赖喇嘛宣布放弃世俗权力,转而将其移交给民选的司政。只是此后的三年间两人的配合并不曾如其所愿,达赖喇嘛“退而不休”,洛桑森格亟需确立权威,以至于在此后的配合相处中难免波折不断,“步调”始终难以统一。加上上述在转世灵童问题上的的分歧,多维新闻注意到在短短的三年间,双方至少产生三次不同程度的“裂痕”,即“中间道路”的持守、藏人自焚的认知,以及转世灵童的废立。

“中间道路”为达赖喇嘛流亡后的政治理想,也为洛桑森格在即位时所承袭。但是一个明显的线索是,自2011年洛桑森格继承世俗权力后,藏人自焚事件开始步入井喷式爆发,这被视为背后流亡藏人极端力量不满“中间道路”数十年无功而激进路线占据上风的明证,尤其与藏青会出身的洛桑森格有莫大的直接关系。

多维新闻曾在之前的文章分析,初掌流亡藏人行政大权的洛桑森格当时处于极为尴尬的位置,特别是在流亡藏人中不具备如达赖喇嘛那样的宗教号召力,因此亟需树立自己的权威。有分析人士判断,洛桑森格打着“中间道路”的旗号便是试图借助达赖喇嘛的声威,推行自己的暴力冒险路线。在主张与中共坚持对话的“中间道路”数十年无果的情形下,达赖喇嘛亦可能被裹挟“绑架”。这也可以解释洛桑森格何以着力摆脱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甚至与达赖喇嘛本人渐行渐远。当然,在备受争议的藏人自焚事件中,达赖喇嘛一度不置可否的暧昧态度也令人怀疑其所扮演的角色。

当藏人自焚的极端暴力仍未能在2013年对中共产生效果时,“中间道路”似乎再度占据上风。洛桑森格6月份发起一项全球运动宣传“中间路线”,但这种“皈依”究竟具有多少诚意还很难说。去年6月15日,达赖喇嘛便在悉尼明确表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代表600万藏人,并明确指出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两人都无法代表境内同胞。这被视为当时对以洛桑森格为代表的激进势力表达不满的政治喊话,逼洛桑森格就履新“中间道路”路线。

有理由相信,二人在上述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导致的摇摆不定,正是导致流亡藏人至今何去何从难决断的原因。而这种分歧又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二人的经历不同。达赖喇嘛虽然流亡海外后游走西方国家多年,但毕竟是一个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有其自身固有的政教理想基因。而洛桑森格则是极有代表性的流亡藏人二代身份,加之在西方国家接受教育,对西方一整套民族主义建国理念以及国际外交的利益讨价还价规则可能相当熟悉。加之,55年时间世界格局骤变,中国崛起以及美欧国家活力衰退成为近期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局。这意味着以西方国家为主要支持力量的流亡藏人面临生存空间可能受到影响的威胁,“中间道路”提出的历史背景已发生深刻变化。这都大大增加了流亡藏人内部在寻求出路时发生分歧的可能性。

流亡藏人的“悲情”

“南亚最大的藏人定居地位于卡纳塔克邦,近年来随着人口和城市化速度的激增,在卡纳塔克邦的印度人和藏族年轻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印度媒体报道了数起针对藏人寺院的袭击行为,以及在比拉库佩等地出现的新一轮针对年轻藏人的谋杀浪潮。”

“当今,由于土地非常匮乏和昂贵,(当地民众)对流亡藏人心有怨恨”,美籍藏人扎白丹增(Tsepak Tenzing)说,“营地一贫如洗。三个月前我在比拉库佩看望父母,我看到很多人身上长着褥疮,患有白内障、肺结核,没有食物,到处是老鼠和虫子,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帮助去补偿那些因只有居住证而无法得到工作的人。我遇到很多年轻人,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乐于得到印度国籍,这些年轻人希望去服务中心、酒店、学校等部门工作,而他们的父母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他们一样去火车站卖毛衣。”

一年前,一名叫莫拉•莫伊尼汉的美国人在一篇博文《流亡中的藏人——何人怀揣护照,何人仅得RC(居住证)》如此描述寄居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生存处境,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实际上,类似披露他们生活艰难不得不流散世界各地的报道时不时见诸报端。在文章中,他们说包括洛桑森格等流亡藏人高层都可能拥有外国国籍和财产,而大部分流亡藏人只有印度居住证。今年的早些时候,印度大选给予流亡藏人选举权,这或许让不少流亡藏人产生身份困惑,一方面他们渴望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难民身份,只是从一个国家投靠到另一个国家的统治中。

1959年,约有13,000名藏人追随达赖喇嘛流亡浪迹天涯,最终托庇于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其后一两年间,约6万多藏人陆陆续续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地,成为流亡难民。他们不得不在寄人篱下的状态中从事最艰苦的筑路等工作谋生,一住就是50多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所长胡仕胜曾介绍,目前海外流亡藏人数量约为17万人,除去定居印度的近11万人及生活在尼泊尔的3万多人,其它流亡藏人分布在31个国家与地区。

平心而论,也许达赖喇嘛与洛桑森格究竟发生过多少次意见相左或者更为严重的裂痕,都并不重要。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人们只想追问,当他们在做出种种决断时,究竟将至今追随他们历经艰难磨折,甚至后代也不得不在流亡国家接受二等公民待遇的流亡藏人置于何地?

而且,藏人自焚的激烈抗争,已经导致超过百人的无辜生命化为乌有。或许,他们只是达赖喇嘛与洛桑森格此消彼长的分歧和摇摆中不幸的牺牲品。经此种种,不知道洛桑森格此时的“心境”是否有所转变,或者酝酿筹划着更为大胆、更为激进的政治谋划,将流亡藏人引入死胡同。只是,正如达赖喇嘛本人所承诺的,他更应该考虑的是流亡藏人在其身后何去何从。为今之计,不妨少些出于自我目的的争执,多些“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佛教利他精神的践行,这或许才是令人钦敬的无上功业。

达赖喇嘛回归只差临门一脚?

中共当局一再宣称与达赖喇嘛的对话大门一直敞开着,但只会与达赖喇嘛的个人特使对话,而且只讨论达赖喇嘛的未来,不讨论涉及西藏的一切事宜。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与达赖喇嘛的接触中不会考虑对流亡藏人予以妥善安置,而是明确不会将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对待。

在流亡藏人与中共的纷繁复杂的讨价还价中,无论是中国还是流亡藏人本身都发生了变化。55年的沧桑巨变时空的隔膜是不可回避的。从西藏农奴制改造到改革开放,一直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主政,中国已并非建政初期那般局势不稳、百废待兴。而具体到藏区,也早非达赖喇嘛离开时的状态。再者,2012年中共十八大换届确立了习近平的领导地位,习近平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主管藏疆民族事务的俞正声数次进入藏区,对口支援、民族融合高调推进,显示中共对于治藏早已有既定的擘画。习近平在两年前的动作可能强烈地刺激着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心理,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便是达赖喇嘛本人对中共领导人态度的转变。而且正如上文所言,从2009年开始到十八大前后,再到习近平全面掌权的短暂一年中,是中国境内藏人自焚事件的高发期,但在此之后,这一极端的无视人权的暴力反抗形式已销声匿迹,“中间道路”被重新复苏。

从达赖喇嘛本人以及西藏自治区副书记吴英杰所透露的消息看,北京正与达赖喇嘛的私人特使就其重返西藏展开“持续和顺畅”的谈判,“只讨论他个人的未来,并非西藏的未来”。其实,在中共十八大前后,达赖喇嘛便不止一次地向习近平表达了善意,有时甚至重提20世纪50年代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与自己的个人友谊。在最近的一次表态中,达赖喇嘛对习近平的魄力以及在访问欧洲时赞扬佛教贡献的态度予以更为积极的回应。达赖喇嘛与习近平的隔空喊话正在处于一个极其微妙的境地。

当然,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可能只是出于一种对中共换届的例行姿态的表达。达赖喇嘛一改90岁前选定转世灵通的初衷,突然宣布终结转世灵童制度,有意为中共制造尴尬,以增加讨价还价的筹码。在流亡藏人行政中央的官方网站上,西藏依然拥有自己的国旗国歌,所谓的“中间道路”似乎仍是一种在逼不得已的情形下的备选方案。流亡藏人是否果真将其视为自己的一以贯之的政治理想去努力实践,还有待观察。洛桑森格掌权3年,本来是有机会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犹如乾隆时期带领土尔扈特部蒙古人回归故土,结束海外藏人数十年流亡生涯的“英雄”。但是,遗憾的是,洛桑森格根深蒂固的藏青会经历最终在其身上发挥了“药效”。在历史关头,他最终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在频繁的藏人自焚事件中扮演了令人困惑的角色,甚至被指责为激进藏人活动的支持者。这一切都为达赖喇嘛与中共和解、实现回归夙愿蒙上了重重阴影,中共与达赖喇嘛对彼此仍然怀揣的无法忽视的疑虑。

达赖喇嘛能否回归,对于达赖喇嘛来说,最大的障碍可能是中共能做出多大程度的“让步”,使其对他的追随者做交代,而其本人的宗教地位也能得到尊重和保护,个人人身自由得到保障;而对于中共来说,达赖喇嘛积极寻求回归故土后,是否能保证其严格恪守“不分裂中国”的约定,同时保证不再利用其宗教影响力在国内国际挑起新的事端,都是一次艰难的冒险决定。

但是,正如上文所说,流亡藏人内部矛盾重重,在与中共的国际话语权争夺中攻守之势已经易位;而且,中共对境内藏区已实现较为稳固的统治。这一切对中共来说,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对一名老者的回归大可不必为防止其再度“兴风作浪”而心怀惴惴、裹足不前。这不仅不符合习近平上台后所展露的个性风格,亦可能暴露中共内在的根深蒂固的“不自信”。既然双方都寻求历史性的突破,达赖喇嘛方面不妨展现最大的诚意,而中共也不妨给予其最大极限的宽容。我们也不妨抱以最为乐观的姿态去看待当下双方的接触,毕竟留给达赖喇嘛的时间已经不多,流亡藏人可供选择的余地也不多,而中共换届以来高层所展现的魄力却是一个契机。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不知达赖喇嘛和中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消息人士称,双方的接触正是在此大背景下进行的,双方深知其重要意义,因此格外看重此次机会,达赖喇嘛回归一劳永逸地解决流亡藏人问题具有很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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