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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民主意识从不需要发展到急需要

 

在普选争议上,中共港共高官及为中共辩护的人士,其论述水平之低,不但毫无说服力,更徒然惹市民反感。在这种论述指导下的反占中、举报等行动,在社会上产生反效果,以致近日港大民调显示:市民对中央、对特区政府、对一国两制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中共辩护士最常见的说法,是港英时代100多年都没有给香港民主,回归后有了民主循序渐进,为什么还要反对?反对者的示威抗争目的何在?示威拿港英时代的香港旗出来,难道当年的港督是香港人拣的吗?甚至有人在笔者文章的网页留言质问:港英时代你曾经像现在那样写文章争取民主吗?

其实中共掌权者应该反躬自问:为什么港英时代没有民主,市民对毫无认识的英国派来的港督的管治大体满意,而回归后有了一些选举,却引发越来越多的不满?中共实应深刻检讨,而不是诿过于反对者和香港、国际的批评者。

回归前香港人对英国派来的最高治港者没有置喙余地,这是事实。在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前,即1982年前,香港人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民主。因为民主跟市民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每天看到大陆的无法无天,也看到台湾一党独大之下人民缺乏法律保障,大部份避秦来港的市民,对于在香港享有公平公正的法律权利,和在法律保护下的自由与平等机会,已感满意。对那个时代的香港人来说民主太奢侈了。我们看到许多民主国家,不是在选举时互泼脏水,就是为了民主程序影响效率,又或者为讨好选民大派福利,繁荣发展反而不及缺乏民主的四小龙。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政论两支笔,一是《明报》查良镛,他不主张民主,认为自由+法治就等于繁荣+稳定;另一是《信报》林行止,力主「经济不可免费午餐,政治不可一人一票」。这些主张,实际上都反映了广大市民的心声。

香港前途谈判尘埃落定,中共开始起草《基本法》,草委查良镛在《明报》撰文力主香港有法治自由就足够,民主可有可无。笔者当时在《信报》连续撰文,表示法治自由要靠民主制度保障。香港虽无民主,但香港的宗主国英国却是民主国家。英国的民主制度,保障了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派来的港督不能滥权,如果港督执政中有违背自由法治原则的行为,英国执政党必受英国国会和舆论的严厉批评。香港市民能长期享有自由和法治,是拜英国民主制度的保障所赐。回归后,香港的宗主国从一个民主法治国家转到一个专权人治国家,要继续保护香港的自由法治,只能在香港建立起民主制度。

二战后,港督杨慕琦曾试图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计划成立民选市议会下放政府权力,但碍于市民反应冷淡也得不到中国当局祝福,民选计划没有实现。 1979年港督麦理浩与邓小平会见时,获邓告知中共要收回香港主权。随后在1980年,港英即推出区议会的地方选举计划。但就如同之前的市政局选举一样,市民不太关心。到1987年,回归有期而香港市民的民主意识有所提升,于是港英拟在1988年实行立法会部份议席直选,虽获市民广泛支持,但中共发动左派团体及喉舌全力反对,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更公开喊停,以致直选搁置。彭定康上场,力推政改,并把功能组别的公司票改为个人票,使民主程度扩大,为此与中共谈判闹翻,彭定康被鲁平诬为「千古罪人」。从中英谈判开始至英国撤离前,英国都知道必须在香港建立民主制度以保障香港的自由法治,而中共则基于极权政治的本质一直反对。这过程都有当时的新闻报道作佐证。

回归后,中共政治上的绝对权力加上经济上权贵资本主义兴起,贪污腐败越演越烈,专权政治和腐败经济对香港的侵蚀,动摇了香港原有的自由法治的社会基础,固有的核心价值濒于崩解。回归初期,香港人普遍还未认识到专权中国实无法包容香港的自由法治,直至2003年23条立法争议,港人才普遍觉醒,50万人游行发出「还政于民」的呼声。在唤起香港市民民主意识的同时,也警醒了极权的中共,感到它的绝对权力受挑战,从此改变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从03年开始,一路走来,是香港人要建立保障自由法治的民主体制,与中共专权政治不断强化对香港的控制,两者矛盾的激烈化与表面化。

30多年的变化,是香港人对民主从不需要而发展到急需要的历程,根本原因,就是香港的宗主国从民主法治国家转为专制人治国家的改变,这改变使香港文明趋沦落,也使香港人为捍卫自由法治而民主奋起。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就是今日香港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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