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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专制缺乏民主监督 中共治下贪腐窝案频发

 

多地基层政治生态遭严重破坏

最近,吕梁腐败窝案震动山西。正在接受调查的山西原省级领导聂春玉、杜善学、白云曾先后在吕梁任市委书记、副书记,而吕梁市级领导也有多人被调查。同时,多位吕梁本土富豪被带走调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是吕梁腐败窝案的典型特征。

今年初,湖南衡阳发生破坏选举案,包括时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在内的衡阳一大批党员干部在案件中严重失职、渎职、违纪,人数近500人……

近期,广东省委通报了茂名腐败案,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人大副主任朱育英、原市委政法委书记倪俊雄等落马,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

在安徽萧县,因2012年原县委书记落马,“牵连”100多名干部被免职,暴露出该地政治生态被“关系经济学”严重侵蚀:以原县委书记为核心,以礼金为维系关系的纽带,人数多、涉及面广,上至县委常委,下至普通干部。萧县被免职的干部包括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副主任、副县长等县领导班子成员,县财政局长、交通局长、教育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全县23个乡镇中的近20名一把手。

在安徽泗县,因涉及原县委书记晏金星贪腐案,当地先后有40多名干部被免职,其中大部分是乡镇一把手和县直单位一把手。

在上述几个地方,腐败官员“一挖一大片,一提一大串”,显然已不是个别人、个别部门的问题,而是当地政治生态整体上由表及里都出了问题:表面是一把手“领衔”买官卖官,深层次是官商同盟圈、官场利益同盟圈代替了正常的基层政治生态圈,权钱交易、“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代替了正常的干部选拔规则,基层政治生态被污染的严重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一把手“失控”给基层政治生态致命一击

“地方腐败窝案的根子往往在一把手的权力失控。”北京航空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一把手位于权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与其他官员相比,其腐败领域更加广泛、环节更加繁多,其“率先垂范”作用更加恶劣。

在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被当地官员视为打开买官卖官“潘多拉盒子”的人,将所谓“市场逻辑”引入官场,是茂名窝案的肇始者。

茂名当地一些干部回忆,2002年至2007年,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时,曾被戏称为“周大炮”——因为他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几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书面上、讲话里,根本没有落到实处。但周镇宏却顺利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这样一个说空话、搞贪腐的人被重用,对罗荫国的刺激极大。到了他主政的时代,买官卖官就完全公开化、常态化了。”当地干部说。

在安徽泗县,晏金星被一些干部私下称为“帽子书记”。自2002年2月至2012年9月,历任县委组织部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10年间,晏金星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钱物批发“官帽”。

晏金星“卖官”所传导的错误用人导向和价值观加剧了当地政治生态的恶化。“当官就是跑官、买官、卖官、送官、保官,循序渐进。”泗县一位退休干部这样形容晏金星在任时的官场风气。

官商同盟圈、官场同盟圈代替了正常的政治生态圈

在一些腐败窝案发生地,领导干部与商人的正常来往、干部之间的正常交往已经被金钱和利益完全取代,形成了畸形的官商勾兑同盟圈和官场利益同盟圈。这些圈子的形成,从深层结构上破坏了基层政治生态,使清廉之风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在一些煤炭等资源富集地区,由于老板多,其政治生态更加错综复杂。前几年煤炭行情好的时候,煤老板一夜暴富,挥金如土,让一些领导和普通干部“羡慕不已”,最后这种畸形的经济生态渗透到党政机关,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

在煤炭大市吕梁,多年来官商勾结在民间已是公开的秘密。官员没有企业幕后的赞助,“进步”无从谈起;企业没有官员幕后的支持,寸步难行。吕梁当地干部、群众至今还谈论2009年吕梁“公推县长人选”工作中的故事。一些副县级干部花了数百万元后仍落选,有的落选者大病了一场;有的借了企业的钱无法偿还,后悔得肠子也青了。这次推选也显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经济实力强的市县“推出”的人选较多,经济实力差的贫困县石楼县、方山县没有人选被“推出”。

与官商同盟圈共存的还有官场同盟圈:在失控的权力周围,形成了越织越密的关系网,并且催生了“卖官掮客”。记者在广东茂名采访了解到,罗荫国、杨光亮等都是本地干部,在当地官场深耕多年,从农村基层干起,当过县委书记,从来没有离开过茂名市。罗荫国的“高州帮”与杨光亮的“电白帮”是茂名官场有实力的“圈子”。此外,茂名当时还有以罗荫国妻子邹继芳为首的“茂名贵妇交际圈”。在这些圈子里,不仅官员结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同盟,还通过一些“地下组织部长”、“卖官掮客”的奔走不断吸收新成员加入,使腐败圈子如“滚雪球”般增大。

“逆淘汰”的腐败规则使一些基层政治生态退化、恶化 

茂名,“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进而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干部任用“逆淘汰”现象。

茂名市辖内信宜市有个镇长,努力工作卓有成效,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但多年没有提拔。为了升任镇党委书记,他抵押贷款5万元,凑了20万元行贿,此后很快被提拔,最终却也因此受到处理。

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不仅仅是利益集团里的“圈钱”游戏,它搞乱干部价值取向,侵蚀干部队伍肌体,也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乏力。

基层政治生态恶化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往往造成当地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退化。在湖南衡阳各级贿选最为严重的时期,市人大机关不少干部甚至把每5年一次的换届选举当成是捞钱的“收割期”、把收取选举贿赂当成是5年发放一次的“福利”;在广东茂名,当地资源丰富却一直发展迟滞,原因之一就在于领导干部频频插手经济项目,与商人进行权钱交易,造成诸多烂尾工程;在山西吕梁,围绕煤炭经济利益的黑金政治大行其道,社会风气随之败坏,普通百姓不但无法从中受益,反而要承受矿难、环境污染、借贷危机、贫富悬殊的诸多恶果。

当前,处于领导岗位特别是一把手岗位的干部有权对主管的项目拍板。尽管党政机关在工作程序上建立了一系列制度,但是安排工作、作出决策往往是命令式的。领导干部的分工责任制导致领导拍板,下面不敢、不会反对。

“以县委书记为例,可谓是‘雄霸一方’,各个行业包括土地开发、工程上马都听命于他。虽然有纪检监察部门,但也是在县委的领导下,这使权力的运行缺乏有效监督。”长期从事反贪工作的四川省反贪局侦查处处长刘霖说,权力的集中也极易导致买官卖官的发生。“一旦某个地方或部门频繁调整干部,有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就给握有人事决定权的一把手送钱。”

一些知情人士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成为地方“实力派”,经营几十年,人脉关系根深蒂固,年纪较大时,往往容易产生退休前在经济上捞一把、让“跟随”自己的干部得点好处的想法,一些不良风气往往就此形成,甚至就此形成“腐败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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