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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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他们为什么害怕占中

 

那天我在大埔搭小巴去港铁站,就一路听着前座的男士畅论时局,他仿佛早已看穿了眼前局势,自信满满地说:「这还不都是泛民那帮人在搞鬼,他们的用心太险恶了……」由于他的友人表现出半信半疑的神情,所以他就更严肃也更用力地高声强调:「难道你还没听说过吗?其实有大量证据证明他们的背后有美国人支持。就连那帮学生,也都是英美煽动出来的。」

下车之后,我走进港铁站大堂入口,迎面就是几个穿着黑衣服的女孩在发传单,看样子应该是大学生吧。我接过传单,站到一侧仔细阅读,原来上头印着的是她们罢课的理由,以及她们对市民支持的呼吁。看完之后,我走到刚才把传单递到我手上的那个女孩跟前,叫了她一声「小姐」,结果吓了她一跳。这时我才想起,听说这一代的大学生比较习惯人家叫他们「同学」。然后我就试着用安抚的语气告诉她,这张传单上头少了印制和出版单位,这么一来,就算单张内容再清晰有力,但出处不明,好像也还是有些不妥吧。这位个子瘦小,一头汗水的「同学」很尴尬地笑了,斯文客气地近乎恭敬:「系噃!真是不好意思,我一定会回去向同学们反映。很谢谢你呀,先生。」

我走开之后,又忍不住回头,看见她已经在和其他两位女孩认真地埋头研究那迭单张,背包上的「松弛熊」小玩偶一左一右地来回晃动。这时候,积压了几天的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平常不太容易激动的我,终于在这最平凡的时刻湿了眼眶,原来这就是被「英美势力」动员出来的学生吗?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走到这一步?社会撕裂成完全无法坐下来好好说话的两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失去了就事论事讲道理的能力,一切都着眼于「用心」、「动机」,以及「背后的势力」。这么热的天气,还有这么多稚气未除的少年穿着黑衣走上街头,去为大家想望了30多年的梦想卖力;这难道不是我的过错,不是我这一代人的失职吗?为了追究自己没有做到该做的事,为了试着理解当前景况的来龙去脉,我现在必须整理一下过去两年多来的观察和思考,说一些或许不合时宜(而且来得太晚)的话。

我没有水晶球,执笔此刻也无法猜测目下这场声势浩大的占领运动的结局。但正如许多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它的长期效果反而要比短期的具体走向容易推论。就拿占领运动的杀伤力来说好了,许多论者在谈「占中」的时候,一直只盯着它对社会民生的干扰,怕它破坏交通,打击经济。然而,要是比起它结束之后才逐步发散的力量,它正在发生的时候所带来的影响,就真是微不足道了。

若是按照「占中三子」原来的预估,整个行动的参与者大概只在5000人上下,如果到了1万之数,就算是超出期望了。这1万人应该会乖乖坐在地上,不冲击什么,也不破坏什么,只等着警察清场时一个个把他们抬走。依照香港警方历来清理示威的表现推算,在这种情况下收拾「占中」应该不会花上太多时间,两三个星期就叫做很长了。真正的问题反而在把这5000到1万人统统捉回去之后。

不想占中如原来计划般发生

表面上看,警方在9月28日当晚的行动简直是愚蠢得匪夷所思。但我们不应该在解释事情的时候把人想得太笨,只用「脑残」等其实没有说明过什么的理由去敷衍,反而要尽量换位想象决策者的「理性」。如此一来,除了坊间流传的想在十一国庆前清场,以及接下来我还会详细分析的「鹰派综合症」之外,我想得到的原因就只能是他们不想看见「占中」的发生;准确地讲,是不想让「占中」如原来计划般发生。包括保安局和律政司在内的决策当局一定晓得「占中」倡议人戴耀廷先生的构想(因为他早已清楚地在文章里介绍过了),所以他们宁愿以催泪弹和武力迅速驱走多数群众,甚至像周融先生所说的,等民间反占中人士「自行清场」(他的意思是这两天我们所看见的涉黑暴力行动吗?),尽量不要让事情拖得太久,也尽量不要逮捕那么多人。

为什么?首先,警方根本没有能力去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过万警员每日超时工作,取消假期一两个月,这不只是分散了正常的警力分布那么简单,更是实实在在的士气问题与资源问题。不要忘了,取消休假和加班,这全都是白花花的银両;泛民议员更可能会在将来拿着下一份政府预算中的保安开支兴师问罪。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不可能想不到这种问题。

其次,更大的问题,也是「占中」真正厉害的地方,是那几千甚或1万被告进入司法检控程序之后的场面。按法律学者王慧麟先生的分析,依照香港法律,这1万人是不能以集体代表的形式应讯的,他们必须按照具体「罪行」的类别分批甚至是单独上庭。请想象一下,单是一个被告在警方那里做口供笔录的时候已经能够玩出很多花样了(正如好些大律师所言,一个读历史的大学生大可在忆述当时情景时说一下自己正在看的书,从女娲补天一直说到1949年共党建政,而警员则必须一字不误地死死记录)。然后他们的案子还要经过律政司那里一一审视,接下来才是出庭受审。1万被告,整个司法程序走完(还不算上诉的工夫),三五年的时间大概是跑不掉的。到时候,有瘫痪危机的就不是港岛交通,而是整个香港的司法体系(除非特首颁布紧急状态,以简易程序处理。但这又会触发另一轮更大的问题了)。

稍识公民抗命历史的人都晓得,它的主要舞台从来不在现场,而在法庭,尤其是在堪称独立健全的司法制度之下。那1万人每上一次庭,就是慷慨陈辞表白良心的机会,这会为社会带来多少触动呢?假设有一位70多岁的「冯伯」今天要出庭了,会不会有支持者在庭外集会「力撑冯伯」,然后即时发动一次小型占领行动?那几千人在等候出庭的时候总不能不准保释长期扣留,于是就能像现在好些行动人士一样,被告期间又重回战场,小股作战地反复抗命反复被告。在整个程序期间,在媒体和民间舆论的关注底下,更大规模的公民抗命就有可能在道德感召的情况下发酵。比如说抗税,同样是犯法,同样要上庭,但在司法体系被拖慢效率,一大批被告都还在街上逍遥而用不着收监的状态里,这岂不是一个成本很低而又很有吸引力的良心行动?万一抗税等一连串的公民抗命持续爆发,那就是没完没了的不尽循环了,并且可能有往外扩散涟漪般的效果。与这种局面相较,目下两三个礼拜的交通不便和股市波动,实在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当戴耀廷先生曾在上个月声称尽量不要在工作日发动「占中」,以免影响金融市场,很多批评他「没出息」的论者大概是一时忘记了「占中」的重点所在。

一次不计成效的道德运动

没错,当前的占领运动已经超出原来的预想,几千人呆坐场上等人清理的局面可能是不会发生的了。不过,除非所有市民自愿和平散去(我们都知道这个机会不大),否则迟早还是要有一次清场行动。警方可以只清场却不逮捕不落案吗?就算真有如许荒谬的发展,或者他们只带走少数几百人;他们又能制止部分意志特别坚定的行动者去主动投案自首吗?又能阻挡将来各式各样小规模抗命行动的「遍地开花」吗(不要忘了,十几二十万参与过占领行动的市民要是全都没有后果,那就等于变相鼓励未来更多的公民抗命)?因此,或迟或早,前述景象还是要来的。9月28日的警方行动,可能是想制止这类情形的出现,但反而却推动了它的提前实现,而且还早一步地扩大了这次行动的国际影响(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来也就该在「占中」的剧本当中,只不过未必会来得这么快,也未必会来得这么大罢了)。

最近几天,很多支持占领行动的朋友都在讨论整件事应该如何收场,其中重点往往集中在它的短期目标和诉求;但万一这些目标和诉求都达至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不必怎么办,静坐便好。因为这场运动就像戴耀廷先生所说的,早在人大决定颁布之后,便已注定「失败」(因为它的目的本来是要中央让步,开放一个在提名上不受限制的特首选举)。自那时起,它就成了一次不计成效的道德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却也为港府和北京带来了日后许多年都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危机。

 

 

梁文道﹕你凭什么管治我? 占领中环是道德问题

 

基于梁文道对大陆政局分析,香港争取真普选是死路一条。谈到中共没可能放生香港,对话整整一小时阴霾密布。谈及有何出路,却豁然开朗,答案简单得出人意表。梁文道支持占领中环,不是计胜算,而是基于做人的道德决心﹕「香港已经去到这个地步,就是这么恶劣,就是衰成这样,这情下,做又死唔做又死。每个参加或不参加的人要清楚问自己,我已经被伤害了我的权利,受屈辱多年,我用什么方法去让自己拿回做人的尊严?做一些事,honour番你自己。」

「对我来说,民主的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有平等权利,是人权,有权去选择要不要被管治,在什么情下被管治。」

梁文道形容,戴耀廷、朱耀明、陈健民这个「占中三人组」,他各有交情,要数陈健民最稔熟。梁形容,三人是香港最温和的人,对国情有一定了解,正是中央最应该争取对话的对象,现今三人也放弃对话,反映时势恶劣﹕「这些人也去到(抗争)这位置,证明真是谈够,你再跟他倾,都是会被他『滚』!(哄堂大笑)他不认真,是玩你的,还有什么好谈?」梁说来有点气。

至于占中,梁说,回到基本的立场,不是谈策略,不是说成果,「现在我们只谈一件事,说来大家或会觉得好笑,但我是认真的,就是道德,这是一个moral decision」。众人静默。

气氛凝重起来,梁连珠炮发,说到激动处,高举的食指轻拍桌面﹕「民主是什么?我觉得不是说有民主就会有好特首,而是,我们每人都要问,凭什么这个政府可以管治我?凭什么我要让出权力给他?凭什么我要交税给他?凭什么我要被管治?一个政府要morally justify他管治我的理由。对我来说,民主的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有平等权利,是人权,有权去选择要不要被管治,在什么情下被管治。民主是做人的基本道德题,不民主的制度是不道德的。」戴深表认同。

梁续说﹕「香港已经去到这个地步,就是这么恶劣,就是衰成这样,这情下,做又死唔做又死。」;戴小声说,如同自我安慰﹕「对,宁愿试一下。」梁接话﹕「每个参加或不参加的人要清楚问自己,我已经被伤害了我的权利,受屈辱多年,我用什么方法去让自己拿回做人的尊严?做一些事,honour番你自己。」

梁文道奉劝香港人,大家做惯醒目仔,是时候放下多年的策略考虑,不要计算work唔work﹕「梭罗(Thoreau,美国公民抗命第一人)当年不交税,没有想过work唔work;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也没想过能否成功,只是想,我唔做唔得,就是这么简单。」戴同意,指公民抗命本质是道德问题,因为看到制度不公义而反抗,是道德先于策略。笔者记得,戴常挂在口边,「我不是英雄,只是觉得对的事,就去做。」

「不能理会输不输,没法考虑这些,若你在城门河见到有人遇溺,你在岸上还去计算自己泳术如何,把他救回也返魂乏术?」

笔者反问,如果占中失败,会否令大家更失望?在中大修读哲学的道长以故事说明﹕「不能理会输不输,没法考虑这些,若你在城门河见到有人遇溺,你在岸上还去计算自己泳术如何,把他救回也返魂乏术?这时候你不能这样想,你只能想﹕我是否跳下去,这就是moral question」。

梁文道豪然壮语,戴耀廷不禁取笑﹕「你比我更道德!」事实上,占中自从在教堂举行记招,又谈「牺牲」、「感召」,被批评太有宗教味,令没信仰人士抗拒。

本身是佛教徒的道长认为,宗教色彩不一定是坏事,对公民抗命甚至必要。梁举例,历史著名公民抗命均带有宗教色彩,如曼德拉、甘地、马丁路德金、昂山素姬。梁解释,公民抗命对参加者是严苛的道德抉择,需要精神资源支撑。梁指,香港近年社运欠缺这种精神面向,容易浮躁和产生语言暴力。

戴耀廷解释,宗教对他自己和朱牧是重要的精神支持,故此有这种味道是顺理成章,他希望这种色彩不局限个别宗教,是一种「超越性」(transcendence),更自嘲,没宗教支持,他们一早放弃了﹕「其实我们三个是傻佬,只以人性考虑,根本不会搞占领中环。」

梁文道经常北上,谈到一个微妙的变化。他形容,约十年前,内地民间对香港民主运动支持度达高峰,那正是六四的十五周年,香港人坚持悼念民运,令内地人深表感动。相反,今日内地民间对香港民主运动支持滑落。关键是近年中港民间交恶,如反蝗虫运动等挑起两地人仇恨。梁认为十分可惜﹕「香港民主进程怎样走,永远摆脱不了大陆,我们要争取民主就要争取朋友。有人说害怕被赤化被统战,为何我们不倒过来蓝化和反统战内地?若连内地民间也要打倒香港,香港没民主也没人同情你。」

梁文道坚信,争取香港民主,改变中国才是正道。他经常穿梭中港,和内地民间沟通,做的正是这种方法。可是他的行为却被一些人批评为「港奸」,「抱大中华主义尾巴不放」。可是,当大家以为他在内地「捞得起」,原来他的内地报刊专栏,也经常要被搬家。道长解释﹕「我的温和,令他们觉得我更危险,好像戴耀廷一样。」梁说时拍拍戴耀廷的肩膀,戴感同身受地点头。

 

占领中环对谈系列﹕宁可香港死 也不放生你 特区普选对北大人的禁忌

谭蕙芸

 

如果说国情,梁文道有一定掌握。香港出生,台湾长大,回港接受大学教育,近年事业开拓到大江南北,一年有六个月时间在内地。他的时评集《常识》,谈奥运,评川震,论食物安全,全国卖四十万本,创下非文学书销售传奇。内地学生谈起梁文道,双眼闪出星星,形容他不只是香港作家,还是大中华公共知识分子,观点中立够说服力。

梁文道会说「内地话」,不只是普通话够流利,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思考方式,令内地读者心悦诚服。早前,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在铜锣湾诚品搞读书会,梁文道任嘉宾,吸引一批内地「梁粉」(梁文道粉丝)到场,美少女以普通话问﹕「如果爱国教育是洗脑,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次等教育,我们变白痴吗?」来势汹汹的质问,绰号「道长」的梁气定神闲以个人经历,配以小故事,答得不亢不卑。没有妥协原则,听的人也受落。

国情通梁文道今次遇上占领中环倡议人戴耀廷。道长说,一九八九年后,中共已化身一种「权贵资本主义」,利欲熏心令他没动机政改。至于香港,他最多只会让你试行一种将来内地也行得通的「中国特色普选」,就是先筛选的普选。道长皱起他那标志式眉头说﹕「占中这件事,他真正担心的是内地人会效法……香港愈来愈衰,对他来说,也不及让你有真普选令他害怕。」

上周《人民日报》海外版「持平地」报道香港泛民对普选意见,连占中亦有介绍。戴耀廷也觉得报道友善得令他奇怪。道长解画指香港传媒过度阅读了,今次不过是一场意外,估计个别编采人员同情香港情,试打擦边球。观乎中午报道被删,就知道不是反映中央态度转变。相反,狠批占中的《环球时报》才反映中央路线﹕「《环球时报》才是中国第一党报,其编委来自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即国安背景」。

「香港民主运动会连带冲击中国,所以我对香港前景好悲观,他没理由放生你」

两人谈道,一九八○年代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正值中共政权六十来最开放时期,或许草拟期间的确想让香港有真普选。那时想象是用几十年,把中国与香港的政制接轨。内地有民主,香港的特首普选不过是选个市长罢了。谁也没想到,六四枪声一响,政制改革煞停,只进行局部经济改革。

在二十年经济发热,政改缺席的历史下,道长形容,共产党在内地有如市场里的垄断集团,最关注市场是否够火红,生意是否兴隆,整个国家如同权贵圈子的「搵食基地」。他们不想国家亡,只因有数可取。道长形容,这种奇怪的「国家支持的权贵资本主义」,相比东欧和苏联,要搞民主化难度更高﹕「我有钱在手怎样搞政改?」他更大胆假设,若今天再发生一次六四,「他开枪的理由更大」。

在这个脉络下,梁说,让香港真普选阻力强﹕「占中他最担心是,内地人会否效法。他怎样向十三亿人解释,香港可以普选特首,内地连独立人大参选人也做不到?」梁说﹕「香港民主运动会连带冲击中国,所以我对香港前景好悲观,他没理由放生你。」

有人说,香港是台湾示范单位,让香港普选,可令台湾对统一放心。梁文道和戴耀廷异口同声指论调已过时,中共对台湾已诚信破产。梁形容,现在倒过来是香港做内地示范单位﹕「我担心是他们拿香港做他们的实验,拿香港做试点,却试一个在中国行得通的方法。」

「我如何向大家交代,在中国土地上有一个地方,它的执政党不是共产党?除非民建联改名(为共产党)。」

梁进一步分析,近来流行「西方花园」批评,指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其实是推崇「富中国特色民主」。学者如Daniel Bell、王绍光、蒋庆、甘阳等近年说的「儒家政治」为一例。梁相信,中国式民主要满足两个目的﹕一,能满足百姓对民主诉求,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二,亦能满足利益集团的需要。

道长这样解释权贵的想法﹕「第一,权贵家族有共识,这样搞下去条船会沉,我们不能让条船沉,要让下面的人爽一下,让他们不要那么多『嗲』(投诉)。第二,我们几百家族,不可每次斗得像薄熙来那次般,要有一个游戏规则解决分配问题。」道长近来研究古罗马共和(Roman Republic)历史,发现其选举法是平民投票,被选上都是贵族,觉得中共心里的模式也类似。

梁文道估计,香港未来的普选模式是﹕「选,大家都有得选,不过我帮你们先拣一些真正『有料到』的人,因为他相信民众是盲目的。」戴耀廷苦笑反问﹕「按你分析,香港普选死梗?」梁无奈道﹕「我觉得系。」

戴耀廷认为,中共必须改革,否则没有出路。但梁文道却指,一些客观事例证明中共改革诸多困难﹕

一,中国近年人口老化,出生率或高考人数均显示要放宽一孩政策。然而计划生育办公室全国聘五十万人,政策改变会影响大批人利益,故此改变生育政策只闻楼梯响,「这显示不能放弃权力的程度到那里。不要说民主,人口政策也做不了」,梁说。

二,为何曾钰成没法入闸特首选举?梁文道以中共思维解说,全场愕然﹕「我如何向大家交代,在中国土地上有一个方,它的执政党不是共产党?除非民建联改名(为共产党)。若你香港可以,内地民主党派如民盟,不也可以做执政党?」梁解释,这反映中共对香港政策,最先考虑是对内地影响。

梁更提出一观点指近年内地面对反对声音,不是疏导或回应问题,而是疯狂打压,藉以「制造敌人」。他以占领中环为例,指内地不会真心理解占中,就先定性占中为「颠覆香港」「反中乱港」﹕「你会发觉香港人愈愤怒,他不是安慰、呵护,而是砌你,打死你。于是戴耀廷这些温和人被他迫到这地步,然后更多温和的人走出来,他便说,现在香港敌对势力愈来愈多,我更不会让你普选。」

「香港愈来愈衰,对他来说惨一些,还是有真普选他惊一点?当然是真普选他惊,宁愿你香港死都不关他的事。」

戴耀廷认同梁文道一些分析,例如中共会以香港为民主试点,中共亦会先考虑自身利益多于香港。但戴认为,若习近平有心进行政改,会否基于一种共产党能延续的生存考虑,把占中视为危中有机,让香港先试行真普选,作为内地未来政改参考?戴强调,他不是天真到假设中共有良知,只是想象,权贵们也要学习如何在普选下继续争取经济利益。

梁文道对戴耀廷说﹕「你比我乐观,我是很悲观。」梁认为中共政权领导人不是真心考虑共产党延续,只是追逐短线利益。两人就此讨论﹕

戴﹕按你说法,由于泛民会在立法会投反对票,二○一七只能沿用二○一二年选举方法。

梁﹕他(中共)就开心。

戴﹕但这对特区来说是个管治死局,没出路。

梁﹕没错。

戴﹕对中央有何益处?

梁﹕没益处。

戴﹕这只是恶性循环,民间挑战他,他的干预愈多。

梁﹕问题是哪一样代价大一点?香港愈来愈衰,对他来说惨一些,还是有真普选他惊一点?当然是真普选他惊,宁愿你香港死都不关他的事。

戴﹕共产党要否为自己生存找出路?

梁﹕我不觉得他们认真找出路。掌权者不是要解决问题,只想「条船不要在我这儿沉没」,只想赶快交棒(模仿送走烫手山芋的手势),不要做亡朝皇帝。

笔者﹕宁可香港暴动也不让你普选?

梁﹕没错,你香港是生是死他不太关心,最关心是对内地的影响。(戴耀廷无奈地搔头)

有人指,内地富豪资产在香港,弄死香港如死生金蛋的鸡,那不是香港争取普选筹码?梁说他听过一种阴谋论,叫人不寒而栗﹕「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买起香港?香港的市场,他便来扫便宜货」。

戴耀廷叹口气问,中共能否明白,有筛选的选举,香港人根本不能接受?梁文道无奈说,两制下,中港政治环境落差大,造成今天的困局。梁反问大家﹕「若今天在内地任何一个地方,例如上海,容许有筛选的普选会如何?(众人哗然)哗,不得了,大家觉得像『解放了』,但香港就是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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