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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冲:萧红,那个饥饿的贱货

 

1
  

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昨天看了。拍得挺老实,没有过多煽情或评判,如她自己所说的:力图接近真相,呈现萧红的一生。
  
但还是很失望,因为装。整个观影过程中,你几乎能感觉到许鞍华那张老脸,在镜头外的某处,真理在握似地叨叨:这是一种艺术上的尝试,要摒弃商业电影的浮华,反映更真实的人性,做到......
  
但,目标与作品是两回事,正如眼高和手高是两回事一样。
  
这是一部文青才有福消受的电影,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它是挑观众的,如果你不是萧红迷,没有萧红七七八八的八卦打底的话,极容易在紊乱的电影语言中,找不着方向,生出莫名其妙的被耍感。
  
当然,宅男们若是去影院泡妞,那真真是极好的,在几丈开的屏幕下,专心致志表忠心:唉,贱人就是矫情,你却连放屁,都有一股久违的清新。
  
和我同去的人,也是个非文青,对萧红不了解,3小时就在一头雾水中度过。不断问我,为什么这里突然这样,这是谁,这是怎么回事......他被许大妈搞得很挫败,几乎要抓狂。于是我成了片方的义工,为电影未尽的事业,作善后工作——用足以迷死奥巴马、放倒奥特曼、融化奥利奥的嗓音,在疙疙瘩瘩的剧情里,为他指路铺桥,猜测那些转折和变奏,到底在打什么小九九。
  
《黄金时代》在表达上创了新,它将顺叙、倒叙与插叙杂糅于一体,对白、旁白与独白混集于一身。主线是萧红的一生,但时空不时置换,一会插叙个情节,一会又从几十年后开始倒叙,借一个人的嘴巴,来补叙当前。
  
这就是对纪录片矫揉造作的模仿了。
  
和纪录片一样,伪纪录片《黄金时代》也用了大量亲友访谈、史料式镜头、信件复述、人物自述等纪录片摄影手法,构建事件,试图以假乱真。但亲历者和回忆者都是演员,创作方式又是剧情片的,搬演、再现、仿拟甚至虚构,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往往一段情节正在行进,忽然卡住,然后不知打哪冒出一人,闯入镜头,木着脸,开始评述那年那月那女人,硬生生把你拉出戏。妈蛋,这就是典型的不好好说事,与能力无关,与诚意有染。
  
再者,它徒有纪录片的结构,又没有纪录片的自然、客观、公允,以及对大局的控制——时代、人物、文学,都成了模式化的背景,归根结底,讲的还是萧红的性。
  
这正是萧红的悲哀,她一生主动选择噩运,将自己放逐于凶多吉少的未知,无非想作自己人生的主,不至于被设置,不至于成为男权社会的消费品。不想到了今天,她的身体、交际和私生活,仍然比她的才华,更能吸引大众,更能代表她的价值。哪怕是对女性极具悲悯情怀的许鞍华,也未能逃脱。
  
《黄金时代》原是2014年我最期待的电影,因为萧红,因为汤唯,也因为许鞍华。没想到竟是这样。那天影院的人极少,开演半小时,有人开始退场。一个多小时后,影院则干脆走得空空荡荡,只剩下我们俩,顽强地钉在红皮椅上,对抗着许大妈的罗嗦无逻辑,也对抗着期待我们早点离场好收工的影院工作人员。
  
我很理解观众的离席。电影不好看,加上显而易见的装叉,和不合时宜的呓语式独白,使之成了一场漫长的自嗨秀。到最后,我忍不住刻薄地想:许鞍华和李樯太自恋了,《黄金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只满足了她们艺术独创的野心,但,为观众讲故事的初心,却被他们忘记了。
  
也许,有人要说,这并不是低级的故事片,人家玩的是传记。但,传记非得这么颠三倒四吗?人家理查德·林克莱特也拍纪录片,同样是请了一拔演员,用12年时光,拍摄一个时代,结结实实地感动了无数人。和《黄金时代》的花里胡哨相比,《少年时代》浑然天成,一如时光之璞玉。
  

2

  
早些年的时候,看萧红的《生死场》,吓到了。脓血泪泛滥,疯子瘸子横行,屎屁尿枪炮弹纷飞,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激烈地推到我面前,以至于一连几天,我都无法出戏。
  
之所以无法出戏,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些沉重而龌龊的现实,全是我亲历过的乡村。月英有月英的镜像,金枝有金枝的对应,成业有成业的孪生兄弟,王婆有王婆的参照实体,甚至村口的歪脖子树,也有一颗,长在我出生的土坯房前。
  
虽然《生死场》后半段狗尾续貂,企图依附于某种社会思潮,但还是很喜欢她,把她写的书,她的传记,都找来翻阅。
  
萧红当然是有才华的,23岁,已经深谙世界之凶残,写乡村,写得生猛强悍,处处是令人倒抽一口气的蛮荒。写生活,写得冷硬、精准、苛刻,有钢针式的穿透力,轻轻一捅,就能挑破疮痂和脓包。即使写《小城三月》的爱情,也是自毁式的固执,如棉絮里的火籽,暗中烧着,要人命地压抑和炽烈,等到发现时,已经成了灰,只剩下一口叹息,堵在人的嗓子眼里,用尽半生去幽幽吐尽。
  
再然后,知道了她的生平,母亲早逝、父亲凶暴、逃婚、私奔、怀孕、被弃、满城流言与白眼、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新生儿送人、背井离乡、爱人出轨、被家暴、怀着前任的孩子再婚、战争、婴儿死亡、逃难、病入膏肓、早逝......人世间有千难万苦,每一种,都铺在她的生命前方,等她去一一领略滋味。
  
31岁,她早夭,濒临死亡的时候,最爱的人不在身旁。
  
“平生受尽白眼和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是她在异乡,孤苦地离开人世之外,留下的最后的遗言。其中悲凉,令人瑟缩。其中不甘,令人悱恻。
  
萧红是如此可怜,可怜到文艺青年很容易将她视为自己受难的姐妹,因她的爱而爱,因她的恨而恨,并哀叹生不逢时,不能帮她遮风挡雨,不能在她饥饿的岁月里,为她送去一个列巴圈。
  
可是,在萧红生平资料中,我们还是能在她的悲凉里,轻易发现她的不可爱。许广平怨她,说她总是不请自来,一来就坐半天,打扰鲁迅休息,甚至鲁迅的病重,她觉得与萧红都有些关联。
  
和萧军所生的孩子出生后,看护妇抱给她说,她摇着手,说:“不要!不......不要......我不要呀!”
  
而萧军,在萧红死后的许多年里,回忆她:“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以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
  
仔细想来,萧红的悲剧,原因颇多。外界当然有不可推卸的缘由,乱世,战争,冷漠世情,愚昧传统,稀薄的生存可能,专制的父权与男权,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更多的,还是她自身的原因:她软弱的内心、病态的性情,与不自立自尊的人格,导致她的自我祸害和自我堕落。
  

3
  

为什么你遇人都不淑?
  
为什么你一直没有职业?
  
为什么你追求自由与独立的路上,却一直要一个男人,陆振舜、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鲁迅、锡金、骆宾基,陪在你身边,作你人生的依靠?
  
为什么你每次都嫁人时,肚子里都怀着另一个男人的孩子?
  
为什么你悲悯苍生,却一再弃儿,甚至疑似对进婴儿进行杀戮,从未表达过悔恨?
  
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萧红就是一个悖论的集合体。她追求独立,却一直无法自立;她向往自由,却一直自我设限;她极其多情,又极其自私;她反抗父权,反抗专制,却成为男权的另一种牺牲品;她说“成千上万的小孩饿死了,怎么看不见”,却任由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在蚊虫的叮咬中,全身冰冷,哭了整整五天。
  
萧红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缺乏自我规定的意志,最悲哀的一点,就是你把被迫做的事情,当成想做的事情;你把原本厌恶的生活,当成了想要的生活。这使得她虽然一辈子都在呼吁自我解放,却在同一个地方跌倒。重复着被弃和寻找,寻找和重新被弃。
  
女性的解放,不论是从前,还是现在,其前提就是自我独立。
  
天涯与豆瓣上,总有一些女文青发长帖,说辞职去旅行,花了几百块,从海边逛到城堡,从雪山飞到沙漠,一路艳遇,一路留下故事。但我们都心知肚明,像这种旅行,如果不张开钱包,必然要张开大腿;如果不刷卡,必然要刷逼。
  
萧红也是。她与萧军见面的第一天,就和他上了床。那时萧军有家室,而她正怀孕七月。女人一旦经济与人格不独立,就容易慌不择食,任何一个男人靠近她,她都会像一只八爪章鱼,将他牢牢抓住。甚至,为了身无挂碍地依赖,她把亲生儿子遗弃。
  
这样的解放,只是一个雄纠纠的口号,归根结底,还是奴隶,还是男权的玩物,还是没有自尊自爱自立,还是靠着性别去赚生存,和女性解放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因为不独立,再后来与端木一起生活,萧红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和尊重。
  
记得勒以有一回去看她,她正在写鲁迅回忆录。端木在睡觉,听见说话,一面揉着眼睛,咕嘟爬起来,一面略带一点轻蔑的语气说:“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他果真看了一点,便又鄙夷地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三从四德固然让人讨厌,被设置的婚姻也令人反感,平庸乏味的生活都想逃离。但是,在你被自由、独立与解放之类的大词鼓吹得头晕脑胀的时候,请冷静想一个问题:倘若你离开了,你真的能养活自己吗?
  
如果没有自食其力的本领,和自我健全的责任担当。那么,你很可能就是另一个娜拉。出走之后,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萧红没有回来,于是,她便堕落。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从一种攀附到另一种攀附,从一种被弃到另一种被弃。
  
又或者说,她其实回来了,从男权的世界出发,又回到男权的世界,靠做或长或短的性奴,维持自己短暂的生命。
  

4
  

近年愈发感到,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其实就是复制世界对待他们的方式。被宠溺着长大的人,必以爱的方式,对待孩子;被冷漠对待的人,必以粗暴的方式,和孩子进行相处。
  
这样就不难理解萧红对孩子的无情了。
  
她半生都在被遗弃、被背叛、被欺侮中度过,于是,她不自觉间,将自己所受的倾轧,所受的冷漠,所受的苛刻,施予那个更弱小的人:她的新生儿——别人对她始乱终弃,她对孩子同样始乱终弃。
  
孩子出生五天,整天整夜地哭,护士说:“小孩子生下来六天了,连妈妈的面都没得见,整天整夜地哭,喂他牛奶他不吃,他妈妈的奶胀得都挤来扔了。唉,不知道为什么......”
  
孩子被抱走之前,对方怕她不舍得,说:“谁的孩子,谁也舍不得......”
  
不想萧红说:“我舍得,小孩子没有用处。你把她抱去吧。”
  
而萧军,在听说孩子被抱走了,安定地说:“这回我们没有挂碍了,丢掉一个小孩是有多数小孩要获救的目的达到了。”并感叹萧红“是个时代的女人,真想得开,一定是我将来忠实的伙伴!”
  
两个无情的人,还以自己的无情为傲;
  
两个不负责任的人,还以自己的不负责任为荣;
  
除了打个冷颤,你还能说什么。第二个孩子,是1938年底在白朗家生下的,脸色红润,很健康。但是几天后再去看,孩子不见了,萧红说孩子死了。梅志曾对这个孩子的事情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令人浮想连翩。
  
如果说第一次弃儿,是为着饥寒交迫,而进行不得已的选择。那么第二次,就无法被原谅了。
  
而在整本《萧红散文集》中,她谈自己,谈萧军,谈鲁迅,谈世间万态......仅有一次,她谈到了自己的孩子,即《弃儿》,但也没有丝毫悔意。
  

5
  

萧红是悲剧的革命女性的范例,爱自由、有理想、有才华、向往爱情、处世笨拙又天真。这些质素,使萧红永葆明亮与澄澈,如同她的光,她的水。她禀持着这些,在时局、感情和社会偏见的困境中,跌跌撞撞,固执地寻求温饱,寻求爱,寻求一个安稳的书房,但直到晚年,她都没有得到妥帖的收容。
  
1936年11月,日本,有一天夜里,月光从窗子流进来,萧红给萧军写信:“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
  
那时,萧军正出轨,鲁迅先生辞世,萧红孤身在异国,语言不通,内心常孤苦无依。就私人生活而言,那实在不是她最好的年代。事实上,除了童年,她一生也没有一段极其圆满的时光,可以安慰她的残缺,温暖她的荒凉。
  
那,她所说的黄金时代是什么?
  
无非是忽然发现,自己正被世界理解,正处于自由的中央,如同彼时,被月光所照耀。她的乖张与任性,天真与软弱,叛逆与矛盾,孤苦与牺牲,从不乏自由之心来体恤。也正是在那个多元的文艺时代里,她脱颖而出,从呼兰河边不为人知的张乃莹,成为悄吟,成为响誉中外的萧红。
  
许鞍华也说,“黄金时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那就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1942年1月,萧红离开人世,同年5月,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如果就这一点而言,萧红在1936年说出的“这真是黄金时代”,无异于一种预言和洞见。
  
写到此处,忽然想到在哈尔滨,她和萧军初相识,因才华一见如故,可是,才华填不饱肚子。被饥饿与虚弱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萧红,进到房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这桌子能吃吗?这被褥能吃吗?”
  
萧红饥饿了一生,要么身体,要么情感。19岁那年,她和表哥私奔,离开家乡,从此,她一生中的大多数时期,都投身于风暴,在生与死的边缘,带着内外的病,向专制、奴役、愚昧和黑暗的风车宣战。如果我们还要求她在作品之外,也成为一个道德榜样,也是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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