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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中国不只是官员腐败而是全民腐败

 

学生提问:老师你好,上个星期我们学生会刚刚进行了主席换届演讲,有一个同学能力非常强,对于未来的规划也很有实施性。但是另一个同学说了很多感性的容易打动人的话,就以绝对优势被选上了。我想到了一句话——民众都是愚蠢的,只会把票投给欺骗他的人。后来我想了很多,当时文革也是最底层民众所支持的,完全颠覆了我对民主的向往。我在想,民主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如果真正实施民主的话,它真的能引领我们走向光明吗?民主的形态在哪里呢?

朱大可:你说的是两个问题。文革不是民主,文革是有人在最高层进行操控的结果,它不是民主,它是利用了民众作为一个运动的主力,我们称之为“多数人的暴政”。刚才你讲的这个事情是一个选举的过程,选出来的是你认为那位最差的一个。你看美国的选举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选出来的往往不是最好的领袖,也不是最差的领袖,而是比较平庸的。我在澳大利亚经历过几次的领导人选举,也发现同样的现象。

在民主社会里,通常最优秀的人都没能被选上,最差的也没被选上,选上的都是最平庸的人。为什么?比如说外交部的部长根本不懂外交,是党派来做的,但是整个外交部的实务不是由他来决定,而是由真正了解外交的外交精英来做决策。所以不管部长怎么换,外交部仍然可以保持高水平状态。整个美国政府就是这样,哪怕选出一个大家都很讨厌的总统也没有关系,因为他的整个决策不因为总统的愚蠢而愚蠢,他的制度非常完善,能够弥补个人的不足。民主选举不会出现希特勒,这是民主最好的地方。


学生提问:我记得希特勒也是被广大民众支持过的。

霍巍:当时德国不是民主结构,希特勒也最终走向了独裁,法西斯主义里面没有民主可言。我赞成朱老师的话。学生会采取的票选是目前情况下最为公平的办法。如果说选上的人就是靠他登台的演说来获得了票数,那说明本身制度上就有问题,使我们在他没有登台之前没办法对他的个人品质有所了解。他上台所表现出的口才优劣只是他个人素质里很小的一部分。如果制度设计上是完善的,选出来的学生会主席就很理想,民主还需要有比较好的政治制度设计,两者要结合起来。


学生提问:两位老师好,今天谈到社会诚信和道德危机的问题,咱们回过头去看西方的话,也会发现类似问题,西方批评家说要通过教育来唤起大众的意识,教育如何才能扮演更好的角色,比西方做的更好?

朱大可:我们距离西方很远,跟他们一样就非常难了,要比他们好就难上加难。知识分子和民众是一个教化和被教化的关系,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都是为了教育民众,教育民众,帮助他们提升,最后双方都获得了好处。西方的民众已经被启蒙了几百年,把人类的不同价值作为他们的认知基础,同时也在发展他们每个人的个性,这个是很完整的架构。而在中国,我们整个启蒙是滞后的,中国的启蒙是新文化运动,第一次启蒙还没有完成,1949年就中止了,到了80年代出现了启蒙运动,但是1989年又中止了,都是半吊子,没有完成。

到了今天我们利用互联网来启蒙,但是情况变得完全不同。为什么?因为不仅仅知识分子有话语权,每个人都有话语权,都有微信微博,自我启蒙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你来启蒙我呢?所以启蒙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以前是我们在听一个人讲课,但是今天你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你所需要的任何资料,平民大众和精英之间的关系与过去完全不同。所以启蒙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启蒙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个变化导致一个错觉,就是很多人对宏大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他对此完全不懂。他觉得自己不仅不需要启蒙,还可以启蒙别人。今天互联网的这种状态导致了反启蒙的幻象,他的思维还非常陈旧,所以现在启蒙就变成了非常大的难题。

今天用微信的方式来做读书会,一个群组一起读书。少则100多个人,多则300多人,每人交3000块钱,你不交钱不会珍惜这个讨论,然后找一个非常好的导师,大家在群里有一个对话过程。读书会里有许多身家几十亿的老板,也有普通的学生,这就构成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启蒙形式,我认为这将改变今后中国启蒙的方向。

朱大可:中国不只是官员腐败而是全民腐败

学生提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宗教问题。两位认为中国是否需要宗教?中国有儒教,这是一个处事标准,也是一种信仰。但是文革把儒教破坏得遍体鳞伤,两位对信仰的发展持什么态度?第二个问题,作为高素质知识分子的教授为什么会成为被嘲讽的群体?在网络上有个红人叫叫兽易小星,他的观念就是只有自黑才不会被黑,以戏剧方式传递正能量。教授这种群体是否可以深入到学生中间,达到一个互动。

霍巍:首先,我不把儒家学说看成是一种宗教。它是一种极具学理性、哲理性的学科,既讲求学理,又讲究社会实践。举例来说,汉代一个小乡村设的官员很少,它是靠什么呢?乡规民约。靠儒家的思想就能建立牢固的道德规范。中华民族历经劫难,但始终有凝聚力,即使其他民族入主中原当了皇帝,最终还得用儒家这一套治国平天下的体制上来才能完善其统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乡村仍然保持了相当高的道德水准,靠的是什么?不是靠武力,也不是靠官员。

五四运动当中很多次讲到儒家,鲁迅说了两个字,吃人,我个人觉得很极端。我们应该把我们这个民族多少年来养成的道德习惯捡回来。要我说,就是这五个字——仁义礼智信,这是大智慧。大学生应该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反省自己。


学生提问:宗教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就像欧洲今天形成这样的社会,就是宗教起了作用。

霍巍:我不否认宗教是一个途径,但是也有其他途径。

朱大可:刚才有关教授的问题,我认为教授的水准现在确实在下降,但是这跟整个社会环境呼应。什么叫全民腐败?不要以为官员才腐败,我们就没有吗?就连停车场收费的都有腐败,比如说我到一个停车场,开票吗?开票20块钱,不开票10块钱就可以了,那10块钱就到自己包里。一个停车的都在腐败,卖菜的也在腐败,所以腐败是全民的。

但是教授为何容易引起关注,因为他的影响比卖菜的更坏,一个教授的坏抵得上100个卖菜的。你还提到一个公共交流的问题,目前互联网没有构成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大家都是匿名的,没有自律,很容易说脏话,一个名人稍微说错了一句话就会陷入困境,谁都往你身上吐口水,没有公平理性的对话,这是互联网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没有道理的平台,怎么要求这个教授跟他的网友平等对话呢?这是没有办法比的,教授在互联网上看起来就是一个孙子,因为谁都可以对他扔砖头吐口水,他要说了一句脏话他就死定了。所以一个平等理性公正的平台远远没有到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大家习惯在学校听老师的,在家里听家长的,没有学到更好的表达意见的方式,等长大了有了互联网,他就可以说了,就开始骂。

霍巍:在这里还要给同学们一句忠告,“教授”这个头衔是一个专业技术支撑,比方说我是考古学家,我在考古领域的专业知识是精准的,但是我的社会知识是非常平庸的,我为人处事有时候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大家不要迷信教授,教授不是正义公平的化身,就是一个专业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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