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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香港的和平占中运动建言

——我们能从莱比锡光荣革命学习到什么

慕尼黑中国大变革策略研讨会文件之五

 

25年前的今天,1989年10月9日是一个改变了德国、欧洲和世界的日子。刚刚经历了六四屠杀的中国人,心中格外疼痛,我们失败了,而他们成功了。我们失败了,所以要再接再厉,所以会有了当前香港的占中“雨伞革命”。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惊天动地的事件都是短暂的,如过眼烟云,但是在历史的暗流中,每次重大事件结束后并没有消失,而是隐身沉潜下来,它潜伏着、孕育着,在适当时机,新的思潮、运动会因缘际会地诞生。

四分之一世纪前的10月9日倒底发生了什么?柏林墙的坍塌、东西德的统一、苏联社会主义帝国解体都直接跟这个被称为“决定日”的一天直接有关。谁决定?决定什么?官员决定站队到人民一边,权力决定不施暴于民,激情加理性完成了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这是人类史上最华美的篇章。

一切都并不是上天的恩赐,当时的情势是非常危急险峻的。因为北京政府开了杀戒,将天安门广场上和平示威的市民学生用坦克和机枪扫荡了,东欧共产国家的领导有了“榜样”,就心中有谱了。从8月起大批东德的百姓就蠢蠢欲动,开始逃亡,他们先冲进东柏林的西德使馆寻求庇护,8月19日又有900 名东德人穿过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境,成功地逃到了西德,由此拉开了用脚投票的序幕。到了9月份,莱比锡的市民就开始了他们著名的“周一示威游行”(Montagsdemonstration),每个星期一成百上千的市民于下午5点下班后,聚集到圣尼古拉教堂的周边,点上蜡烛祈祷,这样的举动令当局错愕,不知如何应对,如此持续到10月。权力者终于亮剑了,10月6日的党报《莱比锡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我们将坚决保卫自己双手经营的成果,把这些反革命行为有效并决绝地消灭。如果必要,就使用手中的武器。”但是一到星期一,竟然有7万名市民和平地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口号“我们是人民”,群众高呼:要民主、要言论自由、开放边境!警民对峙,千钧一发,一触即发。

然而睿哲者早就料到这样的险境会出现,民间已经风传,镇压要开始了,已经有5000名军警调动到了市内,另外还有1500名士兵待阵,磨刀霍霍待宰“反革命”。各大医院的血库都已经备好了血浆,杀戮一开始,就能“扶死救伤”。在这历史时刻,几位临时凑合起来的人士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所谓的“莱比锡六人”(Leipziger Sechs)。旅美作家北明花了数年时间研究东德垮台,莱比锡这个城市和另外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 ——牧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Christian Führer)在这个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写了一篇长文“莱比锡的烛光——柏林墙的坍塌”,该文尚未发表,其中就着墨于“莱比锡六君子”。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组合,3位民间文化人, 该市Gewand音乐厅首席指挥马祖尔(Kurt Masur),神学家慈默尔曼(Peter Zimmermann)、讽刺剧演员朗格(Bernd-Lutz Lange)和三位共产党高官,管科教的区委书记沃茨尔(Roland Wötzel)、管宣传的朋莫尔特(Jochen Pommert)、文化负责人梅耶(Kurt Meyer)联合起草了一个紧急呼吁,要求人们冷静并与当局对话。这份呼吁经由该市的广播站,于当天下午多次在市内广播,并且在教堂的祈祷会上也向群众宣读了。马祖尔特别担忧晚间会有流血冲突,毕竟酝酿了几周的群情已经到了火山口,即待喷涌了。

沃茨尔等三名官员打电话给镇暴行动的总指挥哈根贝格(Helmut Hackenberg),要求他不要动用武力镇压民众,此君不敢擅自决定,通电柏林请示总书记何内克,却只找到了代理书记克伦茨(Egon Krenz),克伦茨也不敢决定,但应允揣摩了顶头上司的意思后,就回电话。结果哈根贝格久等亦未获电话指令,就自作主张撤下了镇压的命令。“对于人民的和平革命,我们没有对付的方案。”这是后来共党国安一位高层人士作出的解释。真是一念之间,血流成河的噩梦就化作胜利的欢乐和眼泪,命运之神何其神妙。

但是莱比锡只是一个最光辉美丽的例外,在其他城市里的人民所经历的,虽然没有流血冲突,但是恐惧威吓也足以让人头皮发麻。比如莱比锡西北角上40公里以外的Halle市,抗议人群这一天所经历的就恰恰是一场噩梦。当天大约有400名抗议示威者,手持蜡烛于黄昏时分聚集到市场教堂边,而莫约有150名带着狼狗的武装警察和一辆辆大卡车也都汇聚起来,严阵待命。抗议群众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和平抗议,声援莱比锡”、“非暴力,要求改革”。就这么几句文绉绉的话就撕裂了警方的神经,他们挥舞着警棍,动员警犬开始进攻手无寸铁的群众,有人躲进了教堂,但是大部分人在外边,里面的人听到外面人的惨叫、犬吠、警察的咆哮。人们四散逃开,但是都被警卫追捕,投入大卡车上,运送到一个恶名昭彰的看守所。恐惧弥漫开来。被捕者被迫面墙,双手抱头,双腿分开站立,如此站在黑暗的冷风中,不吃不喝,不准拉撒。稍有不慎就是棍棒加身。一直到了第二天凌晨,才开始漫长的审问、登记。最后的警告是不许再次参加示威抗议,否则将罚款。男女老少被折磨到半夜,才拖着疲惫的身躯步行回家。这次的群体虐待事件,一直没有翻案,没人问责。受害人至今没有得到当局的道歉,不过反正树倒猢狲散,一个月之后,柏林墙就轰然坍塌,围墙两边的人民欣喜若狂,怀疑是在太虚幻境之中。历史竟然在目瞪口呆的世人眼前上演了如此动人的悲喜剧,革命成功了,而且是和平、理性的革命,非暴力的光荣革命。

在时代的大变革巨轮之中,和平、理性非暴力必须是一个对立双方都遵守的原则,它只在有深厚人文传统和基督教精神的社会里能行得通。众所周知,连残暴如纳粹的政权,他们的盖世太保也不进入教堂抓人。东德的秘密警察再冷酷无情也同样不敢在教堂里逞凶。教堂就成了浑浊污泥中的一片净土,这就是为什么苏东波的垮台,教会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神的殿堂保护了一大片异议人士。在一个民主和人权观念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里,和平抗争是一个很好的手段。今春台北太阳花学运就是明显的例子,双方坚持,政府固然屈服于民意,而学生领袖在达到某种程度的目的之后,也能见好就收,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台湾的政治相当文明而青年一代也已经十分地稳健成熟了。当然,换一个社会,和平手段就未必能有效,天安门屠杀就是一例。可惜直到今天,我们也看不出中国的当权者在这方面有什么进步,官二代为保住父辈打出的江山,哪怕血染山河,哪怕哀鸿遍野。然而这江山不是老一辈打下的,它是中国人民历经战火的浴血,充当了几十年毛泽东基本教义派的实验品,凭自己的勤劳苦干才成就的一份家业。人民要维护自己的成果,要求推选出他们信任的官员来管理社会,这就是今天香港人民占中的基本理念。香港的青年一代汲取了中西各方面的抗争经验教训,提出以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这为港官出了难题,“以暴镇暴”是简单的道理,但是当对手是理性温和的人们,那该怎样对付?也许这就应了东德当局那句话“对于人民的和平革命,我们没有对付的方案。”没有方案,其实就是“无为”,就是最高超最智慧的处理群众运动的方式,可惜只懂蛮干的老共恐怕还达不到这个境界。

然而,国内外港台的民主力量应当汲取当初莱比锡的经验:

1. 和平、理性非暴力依然是抗争的最佳手段。

2. 争取民众站到自己这一边,不要占领大面积地区,这会对民众日常生活造成不便,要占领心脏要枢地带或是单独建筑物,缩小打击面。

3. 争取媒体、宣传机构站到抗议群体这一边,善用社交媒体,记录一切运动的实况,以便将来取证。

4. 持久战很难打,不妨采取周期模式,例如每周五下午5点举行抗议活动,这样方便下班族和下课的学生来参加。抗议活动限时2小时,事完回家,下周继续。如此可保存实力,保存气势。做得好,可以持续几个月甚至一两年。

5. 必须争取跟当局的谈判权。谈判应当持续,由有经验的人组成智囊团,不时拿出锦囊妙计。

6. 组成游说团,在全港澳地区游说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也可在国际上活动,到美国、台湾或欧盟进行游说,争取同盟。
 

廖天琪

201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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