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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胡平王军涛们挺王丹的死不认错

曹长青

 

在美国,芝麻豆粒的公众人物都得夹着尾巴做人,小心翼翼地怕被媒体修理,一旦被抓住什么“不是”,赶紧出来低头、认错、道歉,少了哪一条,媒体也不饶。越有名,就被越高地要求。因为“名”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权力,就必须最起码有第四权的监督,否则那种无形权力导致的腐败会不亚于拥有行政权力者。

毫无疑问,认错道歉不是件容易的事,哪怕清楚地知道自己错了。但西方公众人物之所以出错必须马上出来道歉,哪怕非常不情愿,是因为有媒体、社会的制约和要求,否则你就别享受公众人物的光环,和光环带来的利益。人永远不可“全得”,有形无形的权力,在正常社会都会受到相当的制约。

但在华人这个被各种雾霾弄得经常价值颠倒的社会,权势、公众人物多被谄媚,“捧杀”是常见现象。王丹可谓典型一例。自己宣称是“六四偶像”、并一路用这个光环收获了最大“六四遗产”的王丹,在2014年7月底,用“疑患脑瘤”等一串谎言要求台湾政府特批入境被广泛批评后,不仅一句悔意、道歉都没有,对众多网友的正当批评全部删贴,而且一直在用痞子语言骂人。

在我、唐柏桥、封从德批评他撒谎作秀、募款帐目不清等问题之后,王丹同样一句正经的回答都没有,甚至出口成脏。东一句、西一句地说对他的批评是:五毛、污蔑、攻击、仇视、臆测、恶意、内心黑暗、抹黑、嫉妒、魔鬼,他是走路遇到一口痰等等。大家都见过很多民运、异议圈里的相互批评,谁见过王丹这么恶劣的态度吗(除了胡平之外)?谁见过他使用的这些词汇吗?

在甩出上述语言、且完全回避全部质疑的同时,王丹连自欺都做不到(更何况欺人)地声称,是“当局安排特定媒体和特定个人抹黑”他。用这种档次的态度对待真名实姓、严肃认真、有根有据的批评,不觉得太丢脸了吗?王丹至于用这种掉价的方法抬高身价吗?更何况,这么低级的谎,能把身价抬起来吗?

我原以为王丹虽然在中共监狱表现不堪,人应该还算是斯文的,这次才知道他竟然是如此流气,和他脑袋上那个六四光环之间的距离是多么遥远。在貌似谦恭的背后,不仅有小皇帝般的骄横,更有一种劣质的痞气,难怪出卖了那么多人之后毫不在乎,认为“没有必要”推翻在狱中说过的话。软弱出卖可归为无奈,但不认识到是错才可怕;出错也不可怕(谁没犯过错呢),可怕的是死不认错。

这种做法就是给媒体的继续批评发邀请函,有邀请何乐而不为。当然,王丹本人也挺高兴,他在脸书说“看到几篇抹黑我攻击我的文章,我笑了。”既然他很高兴被批,没人骂的时候就自己宣扬一些(什么共产党说真王丹死了,在台湾的是假王丹;什么王丹资产上亿;什么王丹成为中共重点攻击对象等等。不信你上网查查,上述说法主要来自、转自王丹本人),那我就继续批,让王丹继续笑。

王丹之所以如此张狂,主要是被习惯谄媚名人的华文媒体惯坏了。这是华文世界的常态,并不奇怪。真正咄咄怪事的是,在海外民运人士中,居然有些社会角色意识不清,却颇有团伙意识的人给王丹的错误护驾,助长他坚拒批评的不健康心态。胡平、王军涛、苏晓康等九人联名的“我们继续与你同行——致王丹的公开信”(请复制这个题目在网上查)就是这种鼓励王丹拒绝批评的罕见一例。

那几个都比王丹年长的人,如果真心要帮助王丹,最起码应该告诉他,作为政治领域的公众人物,首先应该谦恭地面对批评,应就被指出的问题做出理性的回应(而不是非理性地骂人)。如果他们认为王丹无辜的话,应该就自己了解的部分,各自写文章,帮助王丹澄清。但这些他们都没做,却弄出一篇只有不到700字、空洞到太给海外民运“写手们”丢脸的公开信。

我的万字长文“五错俱全的王丹”是靠事实堆起来,而胡平王军涛苏晓康们九个人不到700字的公开信,却无一字用事实否定那些批评和质疑。所以,那封信本身实在够不上“批”的抬举(但我佩服他们拿出来的勇气),不过对他们中的几个签名者和这种做法本身,倒觉得有必要说道几句。

将近二十年前,时任《北京之春》主编的胡平,因为我就民运的路线问题批评了几句他的观点,他就大发雷霆,后来他主持的任何刊物就都不再发我的文章,直到今天。仅我知道的,胡平还拒发就八九民运路线问题和他意见相左的郑义、封从德的文章。更严重的是,以写出“论言论自由”为骄傲,并以此为最高资本的胡平先生,面对正常的批评,不是理性地只用文字反驳,而是联合了九个曾被我在文章中批评过的人,一起签名,把我状告到台北《联合报》老板那里,说我批评民运人士,要该报属下的北美《世界日报》封杀我的文字。(详见我的“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507)。之所以翻出旧账原因有四点:一是因唐柏桥文章中提到此事,国内有读者来信询问(二十年前还没有网络传播),所以籍此交代几句;二是告诉读者,王丹的同行者胡平曾用这种态度面对正常批评;三是胡平对此迄今从未有一字反省;所以有第四点,胡平们今天用“挺王丹”公开信展示面对批评的同样态度。

用行政手段,在言论尚未面世时就斩掉,是压制言论自由的最恶劣行为。以“论言论自由”闻名的胡平此举,是我编小说也想象不出的黑色幽默。近20年过去,在已经没有办法用行政手段对付言论、阻止批评的今天,胡平们又想出了联名发公开信给被批评的公众人物“送暖”这种反常的行为。该公开信在没有回答任何一项王丹被指出的一大堆问题的情况下,宣称“与王丹同行”。是要与“卖友求饶、涉嫌贪腐、虚荣撒谎、人格分裂、媚俗作秀”同行吗?二十多年在美国的生活,胡平居然对公众人物应该怎样面对媒体批评全然不知,将来回国竞选总统的话,大概只能跟王丹搭档了。当然,他们早已是搭档,王丹是他的《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他是王丹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还有什么其他相互交叉的官衔我暂时还没工夫去查。

除了“论言论自由”的专家胡平先生之外,另一名“与王丹同行”的公开信签署者、目前在纽约担任移民律师的项小吉先生在二十多年前曾跟我说过,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上第一堂课时,教授问他们什么是最重要的自由,在各种回答中,教授说,是言论自由,否则你们连回答我这个问题都不能。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像,此后一直牢记。什么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根本,是批评的自由!

歌颂还需要自由吗?赞美毛泽东、习近平的话,还需要自由吗?王丹成谁了?就批不得了?你可以指出我们批评的内容哪些与事实不符,但拒不面对事实,硬是闭着眼睛宣称,我就是要跟你批评的对象拥抱在一起、以示抵制。这难道不是一种变相的否定“言论批评”这种形式吗?你们在西方见过这种例子吗?难道项小吉先生不知道王丹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公众人物吗?或者完全忘记了美国教授二十多年前给他上的第一课吗?

你们既然承认“在制度尚未建立的运动中,需要社会舆论的监督”,那么我们用事实说话的批评和质疑怎么就不属于“监督”的一部分,而成了“故意抹黑”了?我们凭什么“故意”?又怎么能凭空“抹黑”?如果凭空能“抹黑”成,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黑人”!

再者,项小吉先生的律师常识哪里去了?难道不知道事实才是判案(论断是非)的标准吗?你们为什么不帮助追问一下封从德指出的王丹在天安门一代的“互助基金”问题上有三个私人账户且不允许查账的问题?为什么不追问一下唐柏桥指出的王丹在“中国青年人权奖”基金中帐目不清也不允许查账的问题?他们都是当事人,参与者,他们正当的追问是“故意抹黑”吗?我的“五错俱全的王丹”和“王丹联名信,作秀造诺奖”里,又有哪一条是无的放矢的“故意抹黑”?项小吉律师到底是用什么判案标准得出“故意抹黑”这种结论的?你可以说“公开信”不是你起草的,但签名不需要负责任吗?都像作“为港人争取诺奖”的秀那样,随便签个名就得了吗?

就说那20万美元台湾国务机要费问题(这可是海外民运中清楚可见的涉嫌贪污的最大一笔)。在法庭上,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和王丹本人都作证说,那笔钱是支持中国民运的,事后王丹又发表声明说,那笔钱是支持中国民运的。借上个月在台湾开会的机会,我去台中监狱就此又特别询问了陈水扁本人,“国务机要费那20万美元,是不是给王丹个人的生活费?”陈先生明确回答,“是支持中国民运的。”他还说,“王丹跟我切割我不会在意和计较,我支持了中国民主运动,我问心无kui。”他还讲了给钱过程的一些细节。当时还有另外两位同行人在场,还有狱方录音和一个狱警笔录。

也就是说,陈水扁在法庭上,王丹在法庭上,王丹的公开声明,加上我跟陈水扁本人的核实,四个方面都确认,这笔款项是支持中国民运的。但王丹在民运内部人士多次询问下,从不回答去处。那么发表“与王丹同行公开信”的九个人,你们是否可以作证、担保,王丹这笔款如他所说,给了中国国内的民运人士?请问律师项小吉先生,你们那封没有一句针对具体事件说话的“同行信”能像你们所说“让世人增进对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和民主运动的信任和信心”吗?你做律师,用这种没有事实的空话,打赢过官司吗?

被王丹在狱中出卖,不知如何化解了背叛恩怨的王军涛先生,多年来都是和王丹关系密切的革命同志。但是,他们之间扯不清的利益关系,无法不给这种“同行声明”的公信力大打折扣。除了他们共同拥有的可募捐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宪政协进会”,他们还合办了《公共知识分子》杂志,他也是王丹的“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

另外,网上有一大堆关于王军涛涉嫌用民运组织做政治庇护生意的指控。我本人也得到好几个曾参与此事的人直接提供的信息。那么王军涛先生是否需要借王丹的六四光环,来巩固和强化自己在民运组织的地位,以主导那笔涉及人数众多、款项可观的“党营事业”呢?仅仅是“天下围城”“为港人争诺奖”这种谎言作秀,就必须有王丹的合作、打王丹的名义对外募捐。“同行信”说要“做得更好”的内容,就是这类作秀和“党营事业”吗?

当年中国民联创始人王炳章仅仅是在合法范围内,借在民运活动中建立的广泛人脉,推销了一些人寿保险,胡平就大为不满,后来成为他把王炳章开除民联的理由之一。事实上,王炳章当年的做法,是想以商养民运,根本没有错。那么王军涛现在所为,胡平有没有和王炳章做个比较,谁更过份一点?谁更涉嫌跟法律玩火?

先不说那些灰暗地带的事情。仅说光明正大的。事实上,只要有几个“名人”合伙,就可以打着民运的名义,建立组织和基金会募款。仅仅是王丹、胡平、王军涛这哥仨就至少建了四个组织。一个组织都没干出什么名堂,需要四个吗?一个王炳章时代轰轰烈烈的民联,被胡平主导分裂、消失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民联民阵合并会议,又被以胡平为主角之一的拆台搅黄了。那么现在他和王丹王军涛多搞几个组织就能成就大事业了吗?

我当然不认为胡平是故意破坏民运,但他心胸的极度狭窄、完全拒绝哪怕是高度赞扬后的几句诚恳的批评,加上那种“除非我当官,否则不参加”的心态和做法,对民运组织产生了相当的负面作用。现在他又纵容王丹沿着他自己那种狭隘的思维、拒绝任何批评的心态往下走。难道同样狭隘心胸的人在一起搞组织就能道路宽阔?

王丹出国后成为需要募捐的民运组织的“darling”。那么这次给王丹“送暖”的“同行者”中,有多少是相互之间有经济利益关系的“同伙”呢?当然,即使有利益关系,你也完全可以,并更有条件,从事实角度、从法律角度给王丹辩护。但是,如果有利益关系,却在拿不出事实反驳别人批评的情况下,给一个人做道德背书,其公信力又在哪里呢?除了把自己的信誉往下拽,能拔高王丹吗?

在台湾遇到一位中国异议人士,他说:“你看那些寺庙,要人来上香捐钱,就得靠一个有点名气的老和尚;那老和尚,就坐在庙里敛钱,连算命的事儿都不必做了,王丹就是那个老和尚。”你可以说这类话算是“非议”。但作为公众人物,王丹出了那么多问题,被质疑后自己不解释清楚,反而用阴谋论“当局安排特定媒体和特定个人抹黑我”来胡搅,这不是自己邀请非议吗?宣称“和王丹同行”、公开信也使用“故意抹黑”字样的胡平王军涛们,相信我本人是中共当局、或国民党当局派出来的吗?你们胡子都白了,陪王丹玩那种“未成年”游戏,是要证明自己“还年轻”吗?亦或是听说从今年开始诺奖要给“未成年者”,所以也急着去挤进未成年行列?

“致王丹公开信”的另一个签名者苏晓康先生大概只是王丹的“精神同志”,但他不是可以洋洋万言地写“河殇”吗?不是报告文学专家吗?不是可以挥笔几千字赞美王丹吗?我在“五错俱全的王丹”一文中质疑王丹自传中“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大”的说法。如果苏晓康真正要帮王丹,为什么不去做一点点最基本的调查,证明王丹所说,他当年“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大”,“12岁就因为组党而被公安部审讯”。这些都是并不需要花很大力气就可以做到的。让王丹告诉几个昔日老师、同学的名字,参与组党者的名字,公安部审讯的日期、情形等,往北京打几个电话,就可以证明嘛。为什么不去做?是王丹所说的“懒得很”吗?还是清楚王丹撒了谎?实在找不出办法证明他“以全校最高分考进北大”?

这件事的真假,绝不是小事!如果王丹苏晓康拿出证据,我会公开撰文纠正对此事的质疑,并向王丹道歉。如果王丹敢在学历、经历这种很多人都可以证伪、板上钉钉的事情上撒谎(这明显不属记忆错误),那么在许多难以证伪的事情上,不是更可以把谎撒到天边了吗?如果连这最起码的证伪工作都不做,那么就是为了朋友,宁可相信谎言了?宁可“与撒谎者同行”了?

起码在那20万美元台湾国务机要费问题上,王丹曾睁眼撒谎。他接受媒体采访说,不知道钱是哪里来的,“自己从来不过问资金来源”,好像他已经当了总统,手下有千军万马。20万美元这种“小”钱,根本不稀得了解来自何方。

但他接受另一个采访时又说,“当初我是见过扁的,向他提出过希望中华民国政府能支持海外民运,扁是答应的。我拿了之后当然是用于推动运动,坦率讲,有些进了大陆,但是具体的(情形),肯定是不能讲的,这涉及到一些大陆人接受境外赞助,然后在国内从事民运,这种事情肯定是直接拿去作为判刑依据的。”

对王丹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说法,这次我也跟陈水扁先生本人确认,到底是怎样一个过程。陈先生说,当然是王丹来跟他要的,说中国民主运动需要支持,希望资助,所以他才设立“专案”,从国务机要费拨款。但对王丹怎么使用的,他们从未过问。我在台湾,随便遇到几个朋友,都说王丹曾向他们为中国民运组织募款,他们也都十万、几万台币地捐了。我以前就写过,手里得有组织,才能以民运名义募捐。难怪胡平王丹王军涛仨人需要四个组织。为民运组织募款当然可以理直气壮,但凭什么用骂人来回应对款项流向的质疑?如果款项用途合理、清晰,会用那么恶劣的态度吗?会拒绝一切民运内部的人查账吗?

王丹前一段还在脸书再次公开撒谎,说他没有公开对外募捐。那私下以“为中国民运”名义捐款就不算“对外募捐”吗?且不说他的“华人民主书院”从来都是公开募捐的;而且直到今天,“天下围城”公开募捐的广告还在网上,王丹就敢否认,我已经不知道他还有什么谎不敢撒了。见:http://idemocracy.asia/donate,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10152055180478027&id=105759983026,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415/379388/等。

王丹还说只有捐款人才可以查账,但是,那些捐款,多数都是来自个人,无论多少,都捐的是一份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没人会来查账!事实上,按王丹的逻辑,捐款人也“没权”查,因为你捐一百,他捐一千,你怎么有资格查我基金会的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呢?这明摆着是用一个说法,来拒绝所有查账。

他自己当主席什么的七、八个组织、基金会们怎么耍,都是他自己的事儿,王丹太清楚这一点了,所以才用这个“说法”钻这个空子。他的组织、基金会们在事实上是超越任何管辖的。前一段,我一个曾在国内做官的同学因贪了200多万人民币的“小钱”(和众多贪千万、亿万的官员相比)就被判了13年。我看了一下该案介绍,他为了那点钱,弄发票冲账,过了多年之后还得设法周转以躲过审计查账,也够累的。

在台湾,我咨询了一下,企业和各种基金会也都是被严格查账的,任何一个项目都要有详细的走账过程和记录,大家挪动资金也都是谨小慎微,稍有不当被曝光,就惹麻烦上身。所以我说王丹的状况是比海峡几岸想贪点钱的官员们都逍遥的。

台湾国务机要费那20万美元,如果不是被法院曝光,恐怕至今不被外界任何人知晓。王丹在台湾生活,有一些人资助他的生活费用,这部分外人当然无可非议和查账。但王丹那么多组织和基金会,在港台和欧美都有募款,到底拿到多少钱,联合国都没法查账。王丹是逍遥在中美台制度空隙中最潇洒的一个。如果再没有一点舆论监督,他就成仙了。

事实上,他的确是在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别说刚抵美没多久就穿名牌、戴首饰、下酒吧,我只是最近看了一下他的脸书,就总看见他炫耀在哪里吃喝,还说是星巴克16年的老顾客(他出国迄今总共16年)、在台湾的几乎每一天都光顾星巴克;不仅喝咖啡,还固定享用水果杯,也就是说,一次起码是5-10美元的消费,连王丹自己都强调,一般台湾年轻人根本消费不起,他还批连胜文关于喝星巴克不算什么的言论。但就忘了他自己的炫耀,甚至说,由于太多人说喝不起星巴克,他下次就要“偷偷溜进去”喝。每看到他炫耀这些,我就想起李旺阳们,不知王丹的杯子里盛的是不是血……

已人到中年的王丹应该懂得自己的身份,是靠什么得到那么多资助,又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但事实上,那浅薄的炫耀劲儿展示,他不仅根本不懂,而且就像富二代、官二代花父母给的钱一样,花得理直气壮。6.4二十五年过去了,王丹依旧“未成年”。不知那九个高调宣称“与王丹同行”的人们几岁了,是不是也可以像王丹一样,跟大家炫耀一下每天享用星巴克咖啡、水果杯的滋味?

即使早年的共产党,类似胡平们这种“长辈”,还得拍着王丹们的肩膀叮嘱,“小鬼,要注意影响呵!”可这联名自称“不是新兵”的“老人们”,对王丹如此这般不知道自己是谁的表现不去批评,反而给他背书;是不是你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角色?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李旺阳,他活着的时候,一个月的生活费,够不够王丹那一杯咖啡……

王丹可以炫富、撒娇、作秀,但那是娱乐圈里耍的事儿。要想搞政治,这么个玩法,到现在才被骂已经够奇怪。当年柴玲因为刚离婚寂寞养条小狗、吾尔开希和朋友们一起吃顿(波士顿以便宜著称的)龙虾,就被媒体修理了一大顿。而王丹抵美才几年就开始穿名牌、戴首饰、下酒吧…… 他以为自己是薄瓜瓜!

再问苏晓康先生,即使对王丹的历史不肯下工夫做工课,即使对王丹清楚的涉嫌贪腐不做调查就用公开信声援,即使对王丹“天下围城”的作秀、公开募捐不交代款项去处也无视,那么苏晓康对自己签名的“为占中港人争诺奖”这种明显作秀、造假的东西也不负一点责任吗?而且,签署“与王丹同行公开信”这么虚的文字,不觉得太掉价了点吗?30年前我在中国官方的报纸做编辑,那么空的文字也不好意思发出去啊!

在关注“韩寒”真假问题的时候,我从湖南师大石毓智教授那里学到了一个词,叫做“文字指纹”。意指写文章的人,其文字多有自己的特点和常用词、惯用写法,即使不署名,如果仔细阅读,也可看出是谁的笔迹,就像看指纹那样清楚地判断。所以石毓智教授得出:韩寒的文字,有些是出自其父韩仁均,有些出自出版商路金波。

那么从这封“我们继续与你同行——致王丹的公开信”的文字指纹,明显可以看出是王丹本人起草的。且不说其内容的虚空、句式都和王丹文章的常态吻合,仅仅“抹黑”二字,就是王丹最常用的。不信你去谷歌搜索,打上“王丹 抹黑”,看看王丹是多么倾心“抹黑”二字。一封“致王丹”的送暖信,居然要王丹亲自动笔,其实挺“寒心”的,然后王丹自己还得再出来表示感到“很温暖”……。我就不能多说了。如果我的推测错误,请九位中的执笔者公开站出来反驳我。我也一定公开撰文把credit还给人家。

这篇(似王丹自己执笔的)挺王丹的不到700字的稿子,九个人签名,居然把很关键的一个“我们”漏掉了“们”字。说明这九个人,没有一个(居然没有一个!)认真仔细地把这封信看一遍就签名了。连700字都懒得看一遍的“同行者”们,真真是连“一个字”的责任都不肯负呵。这种做法,到底是要增加王丹的信誉?还是要丢你们自己的?

仅凭这封信,难道还有人相信你们会去给国会议员、人权组织、大学教授、诺奖得主们,等等、等等写信,“为占中港人争诺奖”吗?谁执笔写那么多信呢?谁又把那些信看一遍呢?一堆一堆中文、英文信,那要漏掉多少个字呢?那种秀,不是清楚的骗局吗(见我的“王丹联名信,作秀造“诺奖”)?难怪你们要“和王丹同行”,因为你们要和他一起作秀!但结伙作秀,就能把虚假做成真事儿吗?

从高调发表“为占中港人争诺奖”宣言到现在,50天过去了。那个胡平王丹王军涛们联署的“推动获诺奖工作小组”建成没?谁是组长?给诺奖委员会发了几封信了?可否拿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当然,他们的前提是“一旦中共悍然武力镇压占中行动”,而胡平早就预测,“这种可能性很小”。所以,高调陪王丹做个秀,又根本不用干活儿,何乐而不为?现在胡平又急着让占中行动赶快“见好就收”,既推销他贩卖了四分之一世纪(但自己从不实践)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民运理论,也不必为占中港人申请什么诺奖了。

又说到诺奖,实在忍不住插一句。这王丹要么对诺奖得主谄媚得不行,说中国民运人士“99%的人都变了,只有刘晓波没有变!”(他大概可以发誓没听说过李旺阳,以及所有那些头上没有光环的坚持者们);要么自己宣告说:“诺贝尔和平奖揭晓。不出所料,不是我。”要么在媒体上张扬,干脆我帮你们香港人得吧。你说这是不是得了“梦想诺奖综合症”?这诺贝尔奖实在把太多中国人搞到发疯,下回肯定都得去争“谁还未成年”了!想来也难怪胡平们要和王丹一起做“未成年”的秀了。

我最早批王丹,就是因为看不惯他作秀。我对作秀的痛恨超过对贪腐。贪污问题主要是制度漏洞。制度不堵,品德靠不住。如果贪腐是婊子,作秀就是立牌坊的婊子。有人说,我上篇文章用了“五错俱全的王丹”这个标题,有让人联想“五毒俱全”之意。但事实上,在我眼里,作秀之恶,远超过“五毒(吃喝嫖赌抽)”。因为五毒俱全,只是损害他自己(人有自损自伤自杀的权利)。而作秀,则是高举为他人、为大众行“善”的旗帜(“为民主”是其一),用假的东西获取美誉,然后用美誉最大程度地获取个人利益。仅仅是获取个人利益也罢了,更糟的是,其结果总是跟他们唱的高调正相反。作秀对正向价值的损害多是无形的、间接的、渐进的。所以我再强调一遍,作秀之恶,远超过五毒俱全。

任何关注西方左派的人都会知道,作秀是他们的最大特点——用虚假的口号获取个人光环。王丹的作秀,跟雷锋的作秀、陈光标的作秀性质同样,负面影响可能更大,因为他举的是民主运动的牌坊。像“天下围城”的秀,“为占中环港人争诺奖”的秀等等,只能让人对“搞民主的人们”更加耸耸肩——他们除了唱几句高调,能干什么具体事儿?其隐形的、潜移默化的结果,就是对民主丧失信心。所以我之前写过,作秀不做事的,比不做事也不作秀的更糟。

而且,作秀是会“上瘾”的,也会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习惯,根本不感觉自己是作秀了。比方说王丹前一段曾做新秀,高调宣称“不再去星巴克喝咖啡”了。为什么呢?并不是(绝不是)因为发现杯子里盛的是血,而是为了抗议星巴克的起薪工资太低。这又是最典型的作秀、媚俗——和砸日本车抵制日货的“爱国愤青”同样性质。愤青之秀,一是取悦政府,二是取悦大众。王丹之秀,则是取悦左倾、反资本主义的台湾年轻一代。不过我倒希望,看到我这篇文字的朋友们监督一下王丹,无论在台湾还是在美国,他要再进一次星巴克,就是伪君子,跟西方那些反资本主义作秀狂们一样的伪君子。

对作秀之厌恶,加上对“死不认错”之痛恨,是我写了很多批评文章的原因。本来,自古人生谁无错。西方人的做法是:犯错—认错—道歉;然后是,宽容—接纳—新的开始。而中国人呢,柏杨曾说,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就是死不认错。没错,一是死不认错,二是阴谋论。王丹就是照这个模子去做的。

王丹一边高调做政治秀,要做政治领域的公众人物,一边天天兜售私生活,要做娱乐圈偶像。别说这两种角色同时做,在东方西方都罕见;这两种角色的哪一种做好,都需要付出真正的努力。光靠作秀来维持,实在很难。更何况,在自由世界,这两种人物都是在媒体的放大镜下,被修理是常态。王丹想两种角色同时扮演,还拒绝被修理,已经违反常态。而那些“老人们”联名来怂恿“非正常状态”则更是令人刮目的咄咄怪事了。这种让王丹招来更多非议的做法,不比让王丹起草“致王丹信”更令人寒心么?

2014年10月18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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