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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胡平的“见好就收”错在哪里?

 

在香港人民争民主、要普选运动正如火如荼之际,海外民运“理论家”胡平再次搬出八九民运失败后他指导(后变成指责)天安门学生的理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胡平:从“见好就收,‘好’在哪里”谈起),对香港学运下指导棋,呼吁“学运必须建立退场机制”,并以批评的口气说,“我就不信香港的大学生们连这点都想不明白。”

胡平的理论是否正确、能否行得通,让我们用历史事实说话:

在埃及人民起来革命、要推翻穆巴拉克统治之际,面对开罗解放广场上正值高潮的人民抗争,胡平发表了他的“见好就收”理论。那是在穆巴拉克总统上电视讲话、宣布到期不再连任时。胡平及时地按其理论指出:“我觉得形势很好,街头运动可以收。”

幸亏埃及人不懂中文,更没理会中国民运理论家下的指导棋,所以埃及人民的街头抗争没有收、没有撤退、更没有整天琢磨“退场机制”,而是面对强权,强调抗争、强调坚持,结果埃及人民成功了。

我们设想,如果埃及革命用胡平的八字理论主导解放广场,那埃及人民很可能,非常可能,至今仍在穆巴拉克专制下。因为只要给独裁者再度“握稳权力”的机会,他就会更强力地镇压民间的任何反抗运动,让你在星星之火还没燎原之际,就消灭在萌芽之中。到那种时候,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再把民众“发动”起来,因为本次运动本身就不是谁“发动”的,而是民众“自发”的。自发则需要有契机,而历史并不是你想要契机就可以随时有的。

所以,在埃及革命中,从媒体报导上,人们没有看到埃及知识分子、海外民运领袖下什么指导棋。他们给予的,是道义上、精神上、物质上的鼎力后盾!这些通过媒体宣传,振奋了整个运动;即使算不上埃及革命成功的原因之一,起码是一个推动力,而不是一支冷却剂。

由此可见,胡平“见好就收”的理论,起码在埃及革命这里,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了。

我们再看在今年三月台湾太阳花学运时,胡平又老调重弹他的“见好就收”。那是在学生占领立法院的第七天(3月25日)时,他发表文章说,“既然江宜桦、马英九都出面响应了,马英九也同意对服贸逐条审查。这些多少可以视为让步。所以,学生不妨‘见好就收’,主动撤出立法院。”

这次,即使能够看懂中文的太阳花们,也没人理睬胡平的高论。他们在立院坚持了24天,直到立法院长明确承诺:在建立审查贸易协议的《监督条例》之前,不召开审查服贸的党团协商会议,等于服贸无法通过(因国民党在立法院占多数,如逐条审查,也会通过)。太阳花学运获得了实质性的胜利。于是胡平的“见好就收”不破自灭。

所以,从中东茉莉花革命,到台湾太阳花学运;从突尼斯,到埃及,到利比亚,到台北,都没有什么“见好就收”的指导棋,人家都赢了。

再回顾失败的中国八九民运。胡平列出有六次“好”,批评学生没按他的理论“见好就收”;并强调第六次的“大好”(赵紫阳发表讲话,呼吁学生停止绝食时)。假设学生们真的按胡平的理论见到第一次“好”时就“收”了,那不是错过了后来的五个“好”,尤其是胡平认定的这第六次的“大好”了吗?可见胡平“好”的标准带有多大的随意性。

八九民运是因胡耀邦去世这个“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一场民众自发性运动。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任何人都没有能力改变百万人民的自由意志,见“好”都不肯收,谁有下命令让大家“收”的权威呢?而“见坏就上”更是梦呓。在“六四”屠城之夜,不知胡平用什么能耐,可以让学生市民迎着枪口往上冲?这不是比“见好就收”的荒谬更不可想象吗?

但在他的八字理论一再被证明是错了的情况下,胡平仍用此口诀来呼吁香港人民“见好就收”,实在给人以荒谬感。不过我对胡平先生顶风而上,坚持自己口诀的精神,还是佩服的。

但问题是,除了上述近在眼前的历史事实,我们仅看胡平作为主角之一亲身参与的中国海外民运,他是否实践了自己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理论。

当年胡平提出这种说法时,他手下的《中国之春》主编丁楚曾在康州给中国留学生演讲时称之为“中国民运的孙子兵法”,但并不被认同。道理很简单,民运不是战争,根本不存在将军对士兵那种可以“说一不二”下命令的情形,谈何兵法?

而且胡平的八字理论标准太抽像,缺乏具体的衡量尺度。什么是“好”?什么叫“坏”?那么多群众,人们认可的内容肯定不一样,那谁的标准算正确?谁有准确预测下一步是“更好”还是“走向坏、最坏”的能力?所以这八字方针的抽像性,带着先天的随意性,注定只能是无法实践的文字游戏。

不要说动辄有多少万人参加的各国反抗专制的民主运动,就是在只有几百人的中国海外民运中,胡平的八字理论都操作不了。尤其是,作为主角之一的胡平本人,在海外民运两次最大的分裂事件中,哪一次也没有“见好就收,见坏就上”。

第一次分裂是1989年初,胡平担任“民联”主席。分裂的焦点是弹劾民联创办人王炳章的常委职务。王炳章为了缓和冲突,避免民联分裂,最后同意自请停职一年(等于离职,把全权交给胡平)。按照胡平的理论,这绝对应该算“好”了,但他根本没有“见好就收”,而是坚持弹劾了王炳章;后又开除了他的民联盟籍。此举导致王炳章从民联中拉出一些人另立了组织。当时我刚来美国不久,看到华人报纸纷纷登载“民运组织大分裂”的报导。稍后北京就开始八九民运,而民联却因分裂而元气大伤。

第二次大分裂是1993年初华盛顿的“民联、民阵”合并会议。会上因竞争主席问题发生分歧。当时民联民阵已通过正式程序解体,新的组织还没成立,海外民运命运攸关。我当时在现场看到,在这种“坏”的局面下,已报名竞选主席的胡平,也没有按照他自己的理论“见坏就上”来顾全大局、使民运免于分裂。而是发表了煽情的讲话,退出竞选。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也愤然退场,合并会开成了分裂会。

在这两次重大事件中,两次都是主要参与者的胡平,不仅完全没有以身实践自己“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理论,而且时至今天,胡平对这两次自己深深涉入的民运分裂应负的责任也没有一个字的反省。那么既然他这个八字理论他本人都无法操作、实践不了,其信誉又在哪里?从“论言论自由”到“八字方针”,胡平是坚持说,坚持自己绝不做。

今天港人的争普选运动,和上述革命、运动同样,带着民众“自发性”这个最大的特点。对到哪一步是“好”各有不同看法。而且“收”了之后,谁能知道下一次运动何时发生?会不会像中国那样25年后还一片静悄悄(中共收回香港17年之后才终于有这一次大规模的抗议)?谁又能确保下一次会有比这次更“好”的结果?尤其是:香港人民今天面对的,不是英国美国政府,甚至不是港府,而是北京!胡平明明在另一文章同样指出,“人尽皆知,占中运动面对的不只是港府,而是北京。”

但在这篇文章中却用了“公民抗命”(而不是“民主运动”)来定义本次香港学运/民运。甚至说,“当一些公民以故意违反法律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时,政府对这些具体诉求本身做某种妥协让步,也是不合适的,甚至是不应该的。”而且,那些运动参与者“也许只是少数人,沉默的大多数也许并不赞同他们的诉求。因此,政府的响应应该是、也只能是对引起争议的问题提出一种公平的处理方式,而不是在压力下直接对抗命者的具体诉求做出妥协让步。”

凭什么说香港人民的民主运动是“违法”?按照胡平的逻辑,当年的天安门运动更违法了——占据公共场所那么长时间!胡平昏了头了吗?哪一样反专制的活动不违反“专制的法?”如果说学生们违反了交通法,那是因为港府(北京政府)本身就是不合法政府!没有选举的政府,怎么是合法政府?在这个大框架本身的“违法”情况下,你去说抗议的民众违法,这难道不是梁振英在说话吗?

连选举权都没有的香港人民,是西方民主国家意义上的“公民”吗?能用对西方国家民众街头抗议活动的态度和方式,去套这种本质上是和中东茉莉花革命同样性质的、反抗专制的运动吗?

胡平还说,抗议者“也许只是少数人,沉默的大多数也许并不赞同他们的诉求。”

且不说胡平凭什么证明沉默的大多数“也许不赞成”抗议者的诉求?哪怕抗议者真的只是少数,他们就不应该坚持这种明摆着是正确、必须的诉求吗?如果北韩有几个人出来抗议金正恩,他们肯定是少数,他们肯定违反朝鲜的法律!胡平过去一路的“反共行为”都是只有“极少数人”干的事情,也完全无法证明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而且胡平肯定违反中国目前的法律,他为什么不首先收摊?停止这种“少数人”的“违法”行为?

哪个国家的民主运动是大多数人的行为?是在运动过程中有科学统计得到大多数赞同的?前中国民联主席居然抛出香港人争普选是“少数、多数”的问题,是“违法”的问题。真是连我都要相信胡平是不是“被和谐”了!

难道不是吗?胡平甚至刚刚又在《苹果日报》发出“学运必须建立退场机制”一文,和董建华们几乎同样口径地要求抗议者们撤离,停止这种“违法”的行为,而转向“正常方式继续抗争。”但问题是:

第一,对于一场战役,大家都知道有“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说法。而胡平此时抛出“退场机制”,不是在战斗正酣之际,高喊“快点造舟,做好随时顺利逃跑的准备!”吗?他要是指挥官的话,不等于是明确告诉大家,此仗必输吗?

第二,什么叫“正常方式”跟独裁政府抗争?胡平有什么灵丹妙药?他和王军涛又第N次地抛出八九民运时广场学生不听他们指挥的说法。王军涛是什么指挥?他是清清楚楚地受中共政府委托,要劝学生撤梯,要做协调人的!突尼斯革命有协调人吗?埃及革命有协调人吗?利比亚革命有协调人吗?太阳花学运有协调人吗?

天安门运动失败,首先是,最根本的是,王军涛之类的保皇派,推崇新权威主义派,刘宾雁之类的“第二种忠诚”派,等等,一直在舆论界占上风。所以运动从来都没有把推翻中共专制政权作为目标。连目标、方向都不清楚,怎么可能赢?王军涛们今天要反省的,难道不是当年自己的思想局限吗?

如果胡平王军涛今天真正要反对“非理性”,反对“激进”的话,为什么不首先批判刘晓波等“知识分子”在屠杀逼近的最后阶段,发起的最激烈的“62四君子绝食”?难道那个绝食,不是把已经冷静下来的广场推到了激进的最高潮吗?不是屠杀的最直接的导火索吗?!

胡平对当年的“成年人、老师”,今天的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除了谄媚一句都不批评。这不是令人蔑视的势利和功利吗?

胡平还强调,民主不是一次可以到位的(茉莉花革命怎么到位了?东欧怎么到位了?),所以他要求香港抗争者停止目前这种“不合法”行为。而且说,如果今天十万人为“诉求甲”占甲地盘,明天十万人为“诉求乙”占乙地盘,那城市还有秩序了吗?

但胡平看见他住的纽约市成天有人为各种诉求上街、占领各种地盘吗?香港人民不就是清楚地要一个普选权吗?当有了正常选举,他们的其它诉求可以通过议员、用合法的方式达到的时候,凭什么成天上街“骚乱社会治安”?

请读者去看看胡平这两篇文章:从“见好就收,‘好’在哪里”谈起”;“学运必须建立退场机制”,是不是太像是出自梁振英秘书之手了?

这种“违法说”不是所有专制者对反抗者的指控吗?怎么会出自海外“民运领袖”之口?胡平一边跟王丹们高喊要“为占中港人争诺奖”,一边指控占中港人“违法”,这到底是逻辑问题,还是立场问题,还是需要“送医”的问题?

2014年10月20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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