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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与傅国涌先生商榷

吴洪森

 

傅国涌先生在《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一文中,把希特勒上台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两点:

一是魏玛宪法本身的弊端:

“比例代表和选举名单制虽然可以防止选票的浪费,却造成了为数众多的分裂小党派,使国会常常没有一个稳定的多数派,导致政府不断更迭”。

二是经济奇迹,而经济奇迹又归功于:

“金融奇才、举世无双的沙赫特博士,他通过大量扩充公共工程和刺激私营企业的政策,来扩大就业。以大量发行纸币作为资金。同时大规模地重整军备。”

对此,我的看法有所不同。傅国涌先生着重于从德国内部寻找原因,而我则认为导致希特勒上台的主要原因是外部原因,是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格局给希特勒上台提供了机会。我这么说的理由如下:

一, 德国为了在一战中取胜,动用大量经费扶持旨在推翻沙皇政府的列宁(列宁早就是德国的密探),企图以此帮助德国在大战中获胜。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之后,闭关锁国,退出了国际市场,使得国际市场的经济贸易缩小了六分之一,这就加剧了西方尤其是德国的经济危机;

二, 德国作为战败国,凡赛尔条约对德国的赔款数额以及军备限制非常苛刻,战胜国所提出的赔款数额是德国绝对还不起的,连支付利息都困难。尽管美国威尔逊总统游说各战胜国,希望他们从实际出发,降低赔偿,别把德国制造成永远的敌人,但是目光短浅的法国总统,没勇气面对国内压力,拒绝了威尔逊的建议(洪森按:要说民主的缺陷,凡尔赛会议所暴露的法国总统宁可不承认现实,也要取媚国内选民,才是民主制度真正严重的缺陷。相比之下,美国总统的权力比法国总统要大得多,因此,威尔逊反而能很现实的看待战争赔偿问题。研究民主制度缺陷问题,应该从个案入手,不从实际案例出发,就易陷入空谈)。

正是凡尔赛不切实际的战争索赔和过于严苛的重工业生产限制,使得德国的经济危机特别惨重,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三。这就给德国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急剧生长的土壤(一方面过高的赔偿额德国本来就还不起,另一方面又不容许德国利用它钢铁和制造业优势来提高还债能力,这条约明摆着是荒唐和矛盾的。

然而,凡尔赛条约为了满足战胜国胜利的虚荣,除了美国总统,其他国家的总统都不愿意正视它的荒唐和矛盾之处,只要国内人民能欢呼和高兴就行了)。正是在饥饿压迫下,急剧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给希特勒提供了政治舞台。我认为,这才是希特勒得以上台的主要原因,魏玛宪法缺陷所导致的民主制度失败是次要的。没有外部条件,魏玛宪法的缺陷是不可能被法西斯利用来夺取政权的。

三, 至于纳粹经济奇迹也并不是象傅国涌先生所说“首先归功于金融奇才、举世无双的沙赫特博士”。希特勒迅速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撕毁凡尔赛条约,停止赔款,不理睬什么德国每年造船吨位之类的限制,让德国工厂的机器全面转动起来。正是希特勒勇于撕毁凡尔赛条约,沙赫特博士的经济政策才有了现实舞台。这两者的因果关系是很显然的。而德国饥饿的民众当时就是需要一个敢于和外国列强顶着干的人。因此,希特勒这样的强人,不但是德国民众心理的需要也是肚皮的现实需要。

根据上述三点原因,我们可以相应的得出三点历史教训:

一, 从德国扶植列宁最后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们得出的历史的教训是:即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利益关系,也要有底线原则。决不能奉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种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国际政治。

二, 从凡尔赛条约最后的结果导致再次爆发世界大战,我们所能吸取的教训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领袖,尤其是大国的领袖必须具有全球眼光,要清楚意识到这是一个各国经济互相关联、相互依存的时代,决不能鼠目寸光只从本国眼前狭隘的利益出发。必须要改革一国领袖一味屈从国内压力的政治制度。(这意味着需要一个能协调各国利益并且有约束力的全球政府)

三, 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危机的根由是:经济快速发展,消费能力却相对萎缩。在贫富日益悬殊的情况下,西方各国政府又过分偏袒富人阶层。最后的结局就是经济大崩溃。对此,我们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就是:贫富不能悬殊,消费能力必须随着经济发展而一起增长。这才是避免经济危机,避免希特勒再次上台的不二法门。

对照中国目前的现实,令人难以乐观。

贫富日益悬殊,看不到政府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诚意。人民大众依然被剥夺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权利。这两点都已经为东方希特勒的出现做好准备了,一旦经济危机来临,大面积失业人口出现,中国式的希特勒就会脱颖而出。我估计时间是2015-2018之间,和德国希特勒的出现几乎刚好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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