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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阳:“动乱”与“失控的群众运动”的指控背后

 

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周六(2014年10月11日)发表社论,指责占中运动为“动乱”,只不过这次比25年前有一点差别,就是没有在国内版发表,实际上这并非出于对25年前“426社论"的忌讳,而是因为香港本来就被中共视为“海外”,否则不会搞大陆与香港的不同海关关区,去香港对中国大陆人来说,等同于出国。第二日,港共组织首领梁振英书记于周日(2014年10月12日)发表看法说:他没说占中是革命,但他认为占中是“失控的群众运动”。

要了解中共的词汇,必须从中共1989年血腥镇压和平的学生运动的历史中学习和理解:按照当时来看,“动乱”就是426社论,是中共宣布“戒严”的准备,人都说:会叫的狗不咬人,在这一阶段,中共就是一条会叫的狗;而血腥镇压之前,中共就已经成为一条“不叫的狗”了,然后就发生了装甲车、坦克、达姆弹、机枪,外加30万人的部队进北京城,与手无寸铁的人民打仗。这场战役中,中共自然是战胜方,人民成为了战败者。于是按照“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传统,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清洗了至少2万人,外加一直以军队化妆后的武警对全国进行武力威慑与“控制稳定”。所谓维稳,就是维护政权稳定,靠的是正规化军队化妆以后的“武警部队”,以便让人感觉中国没有实施全国范围内的军管,中共政权不是军政权。

表面上看,梁书记没有用“动乱”之词直接附和中共的定性,但是仔细看,梁否认以“革命”定性,已经向香港公众表示,中共词汇体系中的“动乱”已经形成,不过,为了从表面上显示“港人治港”,梁书记使用了“失控的群众运动”来定性,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失控的群众运动”与中共所谈“动乱”没有任何区别。这等于是梁书记在港人治港的外衣下,接受了中共以“426社论”为标志的“动乱”的定性。强奸民意就是这样发生的。

鉴于中共在1989年以军对作战的方式血腥镇压和平的学生示威运动,我们可以想象,中共在进行武力镇压香港和平占中前大约也不会再有更进一步的社论来暗示要以“反革命暴乱”为借口血洗香港了。因此从这一点看,香港人民及全世界政府、媒体及关心香港的人民应该警惕随时可能发生的“不会叫的狗突然咬人”的事件。

然而从中共的整个反应来看,我们很容易就知道,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也就是说:法律是社会的主宰,人人在法律面前均平等。因此,占中是否为动乱,是否为梁书记所说的“失控的群众运动”,必须由法官来判,而不是由其他机构或官员僭越职权范围,以官方身份任意指控。而作为行政机构的梁书记以及作为行政机构主宰上级的中共应当行驶其行政职权逮捕那些他们认为造成“动乱”或者“群众运动失控”的有犯罪嫌疑者。但是,这些行政机构拿着纳税人的钱,却不去逮捕那些有犯罪嫌疑者?为什么?

因为造成“动乱”或“群众运动失控”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他们派到抗议人群中的“反占中者”、“蓝丝带流氓”、“冒充黑社会的警察”、大陆派到香港扰乱秩序的“每日200-500元不等的雇佣流氓和职业扰乱秩序者”,这些人现行的犯罪梁和香港公安都不去逮捕,因为这些事件背后的指使者就是中共和梁书记。若要以法律计较,那么梁书记显然必须辞职,中共显然必须下台。

对此,中共和梁书记的反应是:当时不抓更不起诉,等适当时机需要武力镇压时,他们再将“动乱”或“失控的群众运动”的帽子扣到占中发起人以及学生组织的领导人头上,这样,对于整个占中既达到了镇压目的,又抓捕了表达自己想法和意愿的和平示威者。至于这背后的渎职,则公众已经无法追究了,因为法院受理具体的组织或个人的起诉,而且必须提供证据。但在当时梁书记以及香港公安早将具体证据消灭了。即使议员提出动议要求弹劾梁都已经只是被专政的“少数人”了。从更深层次来看,背后指使“动乱”或“失控的群众运动”的发生,则随时可以给他们制造血洗香港的借口,他们在武力血洗前,已经“做足功课”了。我们看中共的套路可以知道,正因如此,开口咬人以前无需多一次狂吠了。咬人是无差别的,无论被这条狗撞上的是儿童、老人、妇女,甚至怀孕的女人,他们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咬伤、咬死。

然而,在一个法治社会,解决群众抗议的方法按照香港法治惯例是将人抬走,送上法庭,由法庭举行听证,最后由法官判决。我不知道香港基本法是否有关于军队或化妆成武警的军队开进香港城,对香港进行血洗的法律条文。如果没有,那么军队或化妆成武警的军队就不得非法以武力手段侵犯一个和平的市民社会。否则,谁派军队或武警镇压,谁就该下台,并按照国际法原则接受审判,或者上海牙国际法庭,进行战争罪起诉,因为在香港具备法律效力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英联合声明》(涉及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国际条约)以及香港《基本法》都不允许以军队或改头换面的军队血洗香港城。这已经不是中共65年一贯所谈的“内政”,而是受国际法约束的国际政治问题。实际上,香港从17年前开始就处于国际法的保护之下。

同时,即使梁书记想用武警或军队对香港进行血腥镇压,他和中共也必须事先得到立法机构的授权,这与号称“法制”(以法律为手段控制国家的“法制”)的中国是不同的。在中国大陆,任何国际法都无效,只有土皇帝的一句话才有效。法律面前,土皇帝为大,法律只是仆人,因此,当年邓屠夫之所以能够无视法律或国际法或战争罪、反人类罪等,直接调遣30万军队血洗北京城,并对几万人秋后算账,就是因为中国不是“法治”(即法律为最高统治的“法治”)社会。

因此,对于香港人民的自由表达,中共及梁书记已经犯法了:他们以威胁恐吓的方式破坏社会秩序,以非法定性的方式僭越法定职权,无视司法体系的存在。而我们看到他们仍然可能继续犯法,犯下罪恶千古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我们无法容许一个野蛮、罪恶的政权肆意践踏法律、绑架公民社会,因此,我们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共及跳梁小丑梁书记的行径,监督和约束他们的行为,使得人类避免第二次的『六四事件』发生在文明的市民社会——香港。

如果说,香港是中国的,那么香港更是全世界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侵害香港、僭越职权对香港进行秋后算账。任何武力镇压香港市民表达意见的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所有目击者都有权力指证犯罪者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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