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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是记者

——写在高瑜受难日

 

6岁的时候,父母让我和姐姐同时写一篇作文,叫《过年》。37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文章的开头:“29过去了,30天来到了,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来欢度这一天”。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写作,受到了长辈们极其夸张的表扬,甚至认定,我就是当作家的料。这让大我5岁的姐姐很妒忌,很久不理我。

再后来,小学毕业的时候,我解出了一道难住了上大一表哥的一道奥数题,父亲又认为我是数学家的料。其实,我爱的是物理,记得小学5年纪的时候,看上初中的二姐的物理教材里有一则关于大炮发射的力学问题,给出了大炮和炮弹的重量,以及发射时炮身后腿的距离,求炮弹的射程,当时,没看答案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但后来,我既没当数学家,也没研究物理,而是在很多行业里绕了一圈,最后做了记者。只因为,我发现在一个拒绝真相和善良的国度,无论是数学还是物理,最后都只会成为集权者的帮凶,如邓稼先与钱其琛们。

坦白地说,在当记者之前,我没有想到这个职业会终身与伤害为伍。直到有一天,我第一次在采访中挨打,后来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还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每每肾上腺飙升的时候,激起的不是我的恐惧,而是我更大的好奇心。

直到有一天,中宣部长刘云山隔着无数个层级,对我这个相当于民工的新闻人的下了指示,这个人不能再当记者,于是,我就失业了。

但,给不给记者证和单位,是你的事情。但写不写,是我的事!不是吗?

那时的我,还是有些天真。直到我看见了高瑜的故事。

1989年,6月3日。装甲车已经启动,子弹已经上膛,数十万虎狼之师正在进入北京。尽管有坦克和机枪,还有飞机大炮核武器,他们想到的,首先是逮捕这个叫高瑜的记者。只因为他们担心,这个时年45岁的女人,会用史笔,记录下他们的子弹撕裂手无寸铁的学生身体的轨迹。

原来,他们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面对一个握笔的女人那单薄的身体,即便是武装到了牙齿,他们也会恐惧。

再后来,中国大地几无记者。在执政者的诱导下,那些曾经叫记者的人,都在用手中的笔,在党的金库和企业家的荷包里,换取巨额的利润。俗称舔菊。至于真相,他们视而不见,或退避三舍。

那时候,党正在强迫人们遗忘广场的故事。他们用驱逐,用监狱,还有全面的信息封锁,外加金钱的诱惑,让所有的人必须遗忘那个特殊日子里、广场和长安街上的血迹。

10年之后,我当了记者。那时候的我们,不知道高瑜。在中国境内,他们组织了无数的人去制造了茫茫的垃圾文字,但就是不准提起高瑜。

但凭着本能,我们知道新闻不应该是这样。40万记者,也不应该都是恭顺的奴隶。何况网络正在普及,缕缕阳光穿过高墙,带来了外界的声音。

那时候,我认识了高瑜,她正在监狱里,接受高墙外记者们的致敬。也正是那时候,我们了解了作为真正记者的含义,和所将面临的代价——在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任何真话,都会被禁止!如皇帝的新装里那个纯洁的小孩,他的真实让成人羞愧,更会让统治者恼羞成怒。那就是高瑜。

对我们来说,最感激高瑜的,是她在2013年用最大的勇气,向外界发出了预警。

那时候,面对一脸憨相的新贵,马屁精们正在鼓噪,天真者还在幻想,文人们正在意淫。而这种幻想和意淫,至今还没有停息。

对一个奴性深入骨髓的社会,我们除了对这种幻想一声叹息,并无更多的办法。而那时的高瑜,用敏锐的观察嗅出了新贵们膨胀的野心和暂时隐藏着的锋利獠牙。

在她的预警下,清醒者得以离开,为苦难的中国保留种子。她因此第三度入狱。

从45岁到70岁,她在一生中最该收获的季节,将苦难收在怀里,让我们有了喘息的机会。

今天,70岁的高瑜以多病的身躯矗立站在被告席上,以身说法。在当局的眼里,只要你追求真实的表达,就成了间谍。高瑜用事实告诉我们,在那个看似繁荣的国度里荒诞与残酷的真实。如上帝把自己钉上十字架,救赎众生。
在这个被称为记录者的群体里,有的人俯首为奴身家亿万,不过是宠物一只。有的人身无半文,却拥有世界,如你。

2014年11月21日,周五。是高瑜的受难日。雾霾深锁神州,北京,不相信眼泪。25年来,你为这个国家做深刻的画像,我们为你做真诚的记录。如你所说,为什么百折不挠?只因为,新闻,在那里。

龙灿

2014年11月21日夜,于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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