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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低诉求目标 提升抗争形式

—对香港“占中”运动的建言

王策

 

香港“占中”运动至今已经37天了,现在出现一种胶着的状态,前景很不明朗。之所以出现这种状态,一方面是中央政府采取了“不妥协、不流血”的方针,就是闹则由你闹,但是对你的要求也不搭理,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学生方面则是坚持要求:一、人大撤回“8.31”关于香港政改的框架决定;二、全民公投提名特首候选人。双方为此僵持不下。如何突破这种僵局,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探讨思考的当务之急。

目前“占中”方面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状况。要退如何退?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情况下退,就是一场失败的运动。那么要进怎么进,抗争的形式如何升级?

首先来看看关于“退”的思考。“占中三子”早就提出来叫学生退场,但没有人响应。胡平兄就是提出“见好就收”的主张的,今天他人也在场,等一下可以再听听他的高见。

我个人则认为,一场政治运动如何进退,要看它发展的火候。过早的退场会使之前功尽弃。这就像是一个人生一场热病。有一些热病发烧一定要烧到出了一身水痘或红斑,烧才会退掉,病才能痊愈。过早地吃一些退烧药,使他的病毒闭在里面,红豆豆发出不来,病反而好不了。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样,“占中运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烧出水痘或红斑来,所以我觉得还不是谈退场的时候。

这使我想起昨天封从德兄说的关于一场颜色革命要经过三个阶段才能成功的阶段论模式:就是民变、兵变,最后政变。

在这模式中,如何从民变转进为兵变,是最关键的一步。这种兵变只有在双方冲突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产生,也就是发烧到出红豆豆的阶段。而且这种兵变往往不是由民众主动去策划出来的,而是统治者的镇压激发出来的。如在罗马尼亚,没有总统的下令镇压,激不起有良心军人的同情心,就不会有兵变出来。换个角度来说,也就是民众方面必须要付出一定程度的牺牲,才会有结果出来。既想完身而退,又想取得成果,是很难成功的。

当然,香港的占中运动不是一场颜色革命,也不可能出现兵变,它只是一种有限的目标追求,但作为政治运动发展的过程阶段,可以参考类比。那么就是说,占中运动的形式还有待升级,才会有结果出来。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运动如何提升。学联方面早先提出要梁振英下台,不下台就提升抗争级别,后来也没有什么提升。最近他们在讨论一些方法,学联提出要到北京同李克强总理直接对话,看来也不现实,很难实现。还有是泛民议员辞职,通过议员补选,变相公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做法。一是政府不一定要马上补选,反倒可以趁你们辞职之际,在立法会通过他们的政改方案;二是选举不一定能很理想,所以不可靠。如何升级抗争,得想其它办法。

我现在有个小小的想法,提出来作为占中方面的参考,主要的精神就是要:调低诉求目标,提升抗争形式。

调低目标就是不要求人大撤回“8.31”政改框架,以及全民公投提名特首候选人。调整为可以接受在人大常委会政改框架中进行,但对提名委员会的组成要略作调整,在提名委员会中要增设直选委员界别,并调低特首候选人出线的门槛等等。有关类似低调目标,在我们中国共和党早先发表的几篇声明里面,有比较详细的阐述,可以查看参考。等一会李先生也会做一些说明介绍。

提升抗争形式,就是要在提出自己最低要求的同时,发起绝食。要组成绝食志愿团,分批、分梯次地进行接力绝食,直到最低的诉求得到满足,否则绝不轻易言退。

这样的话,就是通过我们最低调的要求,加以绝食相争,以悲情激起整个社会的同情,连这么低的要求政府都不同意接受,就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

借助这样决绝的抗争形式,可望激化占中运动,使之进入出红豆豆的阶段,最后赢得政府的适度让步,学运得台阶以退场,一场政治热病可以退烧痊愈,取得双赢的结局。

区区浅见,谨供参考。



(本文为王策2014年11月3日在慕尼黑“中国大变革策略研讨会”上就香港“占中运动”发表的演讲稿)



附件—1:

中国共和党关于解决香港“普选”与“占领中环”政争的建议书(一)

2014年8月31日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为法源,即“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通过了从2017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该办法规定了:

一、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而规定。

二、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

该相关规定表面上没有违背《基本法》的程序原则,但实质上却利用对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和提名条件的二个关键环节的规定抽空了随后一人一票“普选”的真意,本质上仍然是“小圈子”的“圈选”,同前几任行政长官由选举委员会产生没有什么不一样。

这就像某家的女儿长大了要挑选个女婿,过去是由七大姑八大姨组成一个“女婿选择委员会”为她直接挑选一个“太监”来充当女婿;现在是由这七大姑八大姨组成的“女婿提名委员会”给她提供二至三名“太监”,由她自己从中选择一个,美其名曰: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这哪里是人家女孩子在选择自己的“意中人”?

人大常委会的这种规定完全违背了香港人通过“普选”选择自己“意中人”的强烈愿望,导致群情激愤,“占领中环”的公民抗命活动已经不可避免,预计该方案也不会获香港立法会的通过,香港政局的动荡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如何妥善解决这一僵局,在大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双方各退一步,避免鱼死网破,使香港能循序渐进,最终有一天达成真正的普选,值得各方为之共同努力。为此,我们中国共和党愿提供自己的意见,供各方参考。

我们可以肯定双方对提名后的一人一票的“普选”程序是没有争议的,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提名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和候选人获得获提名的条件这二款应该还有讨论的空间。

我们的建议是:

一、提名委员会参照2012年选举第四任特首的选委会共1,200人组成人数不变,但由原来的四个界别组成,每界别300名,(工商、金融界300人;专业界300人;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300人;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的代表、乡议局的代表、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香港委员的代表300人。)改为由五个界别组成,即增添一个“选民直选”委员界别,并在名额上调整为原四个界别各为250名,选民直选界别为200人,共1,200人。

二、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八分之一以上的支持。

关于第一点,我们认为原提委会的组成并不符合《基本法》所规定的“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的要求。参照原选委会构成其成员基本上是既得利益者和社会精英,没有广泛的选民基础。如四大界别三十八分组中的“渔农组”,整个组别只有159位选民,却可以选出60位选委会委员,十分的不合理。我们建议增设“选民直选”界别的200名委员,就是使提名委员会更具有选民基础,因而也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关于第二点,提名候选人的条件根据前次选委会的规定只须获全体委员的八分之一以上的支持,而这次却提高门槛须半数以上的支持,我们认为这种提高门槛封杀少数的做法,不符合《基本法》所说的民主程序“循序渐进”的精神,实际上是“循序渐退”了。民主的精义既要多数议决,也要尊重少数者的权益,给少数者以机会,不可一概封杀。如果按这么高的条件,只能提出高度同质的候选人,不可能提供选民以多元的选择。所以我们建议退回到原八分之一支持的条件,会比较合适。

我们是本着调解当前双方的僵局而提出以上的建议,我们认为接受这这些条件,有利于取得双赢的结局。

争取“真普选”的泛民一方原来提出“提名三轨制”(即提委会提名、公民直接提名与政党提名并行)以及“公民普选提委会”等提议,是一步到位的“普选”方案,看来目前已无可能被当局采纳,再予坚持已无补于事。如果退后一步,以这两条低度基本要求为底线,发起和平占领中环的抗争活动,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对方再予拒绝,实在是说不过去。

对中国执政当局来说,你们可以坚持到底,寸步不让,因为你们有“霹雳手段”,可以血腥镇压,但你们要掂量其严重后果,谁来承担这历史罪责?当年的“六四”事件至今是你们跨不过去的坎,难道还要再造一个香港版的“六四”?

你们要深刻检讨为什么香港回归但民心未归,原因何在?如果这次再来一次血腥镇压,你们将彻底失去香港的民心!你们要知道当年国民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接管台湾后,发生“二二八”事件,政府的暴力镇压在台湾人民心中造成永远的伤痛。正像“二二八”事件引发“台独”思潮一样,香港的“占中”镇压也必将引发“港独”运动的兴起,香港问题将更加复杂。如果你们能体察民意,稍作退让,尚有望藉此举以获民心的回归。如能理性地作出以上的调整,相信其方案也可以在香港立法会获得通过,香港的民主进程就可以进入真正循序渐进的坦途,利国利港,何乐而不为?

我们共和党的同仁们十分希望香港的这次“普选”与“占中”的政争能和平理性地得到解决。我们认为在双方力量对比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弱者为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抗争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毅力,但当知要求适度,进退有节;强者也要节制自己力量,须知有势不可使尽,适当的让步更显出强者的风度。我们实在不愿意看到中国当局无穷无尽的暴力镇压诱发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分崩离析的灾难,而是恳切期盼香港循序渐进的民主进程模式能够成功地迈出第一步,顺利实现行政长官的“普选”,并以之为参照,使全中国各地区各民族自治区均能走向和平转型,共享民主共和的美满之果。

中国共和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签署人:王策

2014年9月5日



附件—2:

中国共和党关于香港特首普选候选人产生办法的建议书(之二)



香港自9月28日启动“以爱与和平占中”的公民抗命活动,声势浩大,举世瞩目。经过10来天的香港政府和占中人士的来回博弈,本已达成双方坐下来“对话”的决定,紧张情势得到缓解,使人们看到和平解决的曙光,不胜欣慰。但是,就在即将举行对话的前夕,香港政务司长林郑月娥表示,因学联及有关团体公布了新一轮不合作运动,双方对话基础被动摇,不可能有建设性的会面,因此决定暂不会面,第二天的对话被单方面取消。此举激起学联等方面的反弹,抗议的人数重新结集,情势再度绷紧,我们对此一倒退的事态发展深表遗憾。我们认为香港这次公民抗命活动的解决,“对话”,或者说“商量”是唯一解决的办法,除此别无它途。

事实上这次香港学生和市民进行“占中”活动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解决2017年的香港特首如何选举产生这一具体的问题。关于特首最终由一人一票“普选”产生,双方应无异议,问题就卡在候选人如何产生的办法上。所以现在双方的“对话”或“商量”的核心议题就是如何解决关于这一问题。如果能就此议题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其它衍生的枝节问题即可迎刃而解。本党曾在9月5日就解决此问题提出我们很不成熟的初步建议(见附件1),现在根据情势的发展,再次提出新的建议,以供各方参考。希望我们的瞽言刍议有助于此问题的解决。

现在政府方面,根据政务司长林郑月娥的说法,会面及对话一定要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已作出的决定;“占中”方面则要求废除功能组别,坚持公民直接提名,或直选提名委员会。我们觉得如果双方各执己见,寸步不让,则会面对话无从谈起,必须各退一步,才有商量的余地。我们特此提出以下两个折中的方案以供参考。

方案一、特首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与公民提名对等制”产生。也就是由现人大常委会方案的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一名候选人,由公民直接提名产生另一名候选人。由此二名候选人参与一人一票的特首选举,最后选出一名特首。

方案二、特首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两阵制”提名产生。提名委员会须改组为由两个方阵组成,办法是,原人大常委会方案的四个功能界别组委员的名额调整为共600名;增加一个公民直选界别组,名额也为600名,总人数仍为1200名。原四个功能界别组的600名委员作为一个方阵,选出一名候选人,公民直选界别组的600名委员作为另一方阵选出另外一名候选人。此二名当选者作为提名委员会共同提出的候选人,提交给选民进行普选投票,最后选出一名特首。

在“方案一”中,公民直接提名特首候选人产生的办法比较简单。首先,可以由主要政党(即在立法会拥有席位的政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非政党的人士则须获得一定数量(如5万名)的公民联署,以获得参选候选人的资格;然后将这些候选人参选者名单交给全体选民直接一次性投票,以得票最多的参选人(即简单多数票)当选为公民提名的特首候选人。

在“方案二”中,如何产生提名委员会中的公民直选功能界别组的提名委员,以及最终产生由他们提名的一名特首候选人,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总统选举的选举人产生及选举总统的办法来实施之。

具体的来说,首先,参选公民直选候选人的候选人产生的办法就同“方案一”的一样,即由主要政党提名与公民联署提名产生;然后把600名提名委员会公民直选界别组委员的名额,按各选区(选区的划分可按照立法委员直选的选区)人口的比例来进行分配,再把参与竞选的候选人的名单交由各个选区选民投票,凡在一个选区获得多数票(简单多数)的候选人,即获得该选区的全部提名委员人票,由他来指派代表他的人来出任提名委员会公民直选界别组的委员。这样在各选区累计获得提名委员人票最多(简单多数)的人,就自动成为提名委员会功能界别组方阵提出的特首候选人,不再在提名委员会进行重复投票。

至于在这两个方案中,由提名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功能界别组方阵提名产生的一名特首候选人的办法,即可按原来的特首选举委员会选举特首的办法来进行,或作适当相应的调整,就可以了,这里不赘述。

我们提出的上述两个方案基本精神是一致的,第一个比较简单明了,第二个则比较复杂一些,实际上是为了将公民提名候选人纳入由人大常委会设定的特首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决定的框架而特意设计的。总之,不管采取那个方案,都是兼顾了双方的要求,是个适度妥协的、双赢的方案。

这两个方案设定最终由持不同政治倾向的两名候选人,分别代表“建制派”与“泛民派”来出场竞选香港特首,其目的既是为了调解目前的政争,从长远来说,也是为了在香港逐步建立起健全的、良性竞争的两党政治,就像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为香港的民主宪政奠定稳固的根基。

民主是妥协的艺术,民主制度的建立往往是由于两派政治势力僵持不,我也吃不了你,你也吃不了我的时候,双方互相容忍,达成了和解,从而产生民主的政治建制。香港目前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大好时机,就看参与者如何去好好把握,使民主转型得以达成。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曾有几次这样的好时机,但不幸都从我们的手中溜走。其原因就是参与的一方或双方都误判自己能吃掉对方,从而采取激烈手段来打破平衡,最后导致破局的历史灾难,也使民主制度难以建立。就像当年袁世凯想大权独揽,难以容忍国民党在议会的势力坐大,刺杀宋教仁,进而称帝,使民主议会制破局,最后自己也因称帝失败而身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本可以达成和解,将中国导入稳健的两党制,共建民主政体。结果双方还是撕毁双十协定,诉之武力,爆发三年内战,造成生灵涂炭、国土分裂、台海两岸分治,至今问题尚未解决。

反观历史,经验惨痛。香港目前的政争必须要通过和平的方法,向民主政制转型,所以双方都要冷静理智地来对待,不是情绪、意气或面子的问题。当然,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执政当局的决策。希望中国当局为大局计,为香港计、为全中国人民的长远福祉计,能大度地做出让步,从而开出中国民主建制的辉煌前景。

我们很痛心的看到有人扬言如果“占中”方面不退,中央政府就要提前结束“一国两制”,宣布戒严,在香港实行同内地一样的专政体制。不管这是出于威胁,或是真有其意。我们认为这是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说法与做法。如果这次香港的政争真会以这种方式破局,将会使香港和乃至全国的民主发展进程走向历史灾难性的倒退。其决策者也就成为像袁世凯那样可恶的历史罪人,下场可悲。

我们相信高素质、高教养的香港公民们在这次公民抗命运动中必定会运用其理智与勇气,目标明确,不冒进,不退却,不舍不弃,直至争取到合适的民主选举权利,在2017年能实现真正的特首普选,使香港继台湾之后,成为照亮中国民主进程的另一座灯塔。

总之,我们中国共和党人衷心希望执政当局和“占中”方面最终能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使这次的公民抗命运动和平落幕,双利双赢。

我们提出的上述两个建议方案,谨供各方参考。

中国共和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签署人:王策

2014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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