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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花学运对于台湾政治发展与两岸关系的影响

李酉潭

 

按: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兼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酉谭先生在《太阳花学运对于台湾政治发展与两岸关系的影响》一文中,从社会运动来观察台湾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发展,回顾了台湾的社会转型过程,深入分析了太阳花学运的特色、对台湾社会以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2014年11月初他在慕尼黑中国大变革策略研讨会上阐述了这篇论文的要领,引起共鸣和热议。他还以蝴蝶效应为例,说明每个人都可能为社会变革发挥重大作用。只要我们尽力而为,一定能够推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以及繁荣进步。这篇论文很值得一读。



壹、 民主发展的观察:公民社会
 
在评估一个国家是否已达成民主巩固的阶段时,被学者所提出的其中一个标准为这个社会的多数公民相信民主政治的正当合法性,亦即多数人相信尽管民主或许并不是个完美的制度,但依然是一个相对上最佳的制度(Linz & Stepan,1996:5-6)。不过,若仅靠民主的合法正当性,实际上无法确保民主制度的延续,更需要公民们能够持有特定的价值观与态度,使得持有分歧意见的人们愿意接受共同的规范(也就是民主制度)来解决纷争,让民主得以进一步发展,不少政治哲学家就曾探讨了许多有助于民主运作与发展的特定价值观与态度。但在此之外,想要维持民主制度运作的稳定与持续并达到巩固,更为关键的还是能否将价值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透过观察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状况,则有助于了解其实践民主价值的能力。这是因为公民社会是现代民主政治能否顺利运作的关键,其存在代表一个国家的人民关心公共事务,重视政治参与,并且知道如何以集体结社的方式影响政府的施政。健全的公民社会,将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促成社会与国家进行良性互动,透过不断的资源互补与相互制衡关系,建立民主政治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江明修、林焕笙,2011:193)。成熟、活跃与强健的公民社会,一直被认为是民主巩固及国家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至于如何观察公民社会的现况,可以尝试从其重要外在表现的社会运动来着手。
 
贰、 台湾经验:从野百合到太阳花
 
以台湾而言,过去的社会运动多是直接受到危害的群体因其亲身经验而最先参与抗争,也就是所谓的「受害者意识」(萧新煌,1988),但这种情况较容易受限制于地理空间,且往往会被贴上「邻避主义」(Nimbyism)的标签,使其无法号召更多人的同情与支持(Rabe,1994)。不过,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公民素养的提升,社会运动的诉求有愈来愈多涉及了为不相干的他人争取权利之举动,具备「政治利他主义」(political altruism)之特性,不仅不是受害者的邻避抵抗,且参与者是愿意为了受威胁的环境而主动付出代价,更是无关党派立场。至今,台湾的公民社会已经可以被认为是发展益趋成熟,且具备一定程度的能力,得以将让民主持续稳定发展并达到巩固的态度与价值观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而公民社会自发的社会运动,往往也扮演着对一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转捩点之关键角色。毕竟,就公民社会组织的四个特点,即民间性、自愿性、独立自治性、非营利性来看,决定了它自身的存在是对极权或一般威权政权的对抗。就像1990年发生的野百合学生运动,可谓见证了台湾走向民主化的改革之路。当时所提出之「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解散国民大会、召开国是会议」等四大诉求,随着静坐示威以及抗议规模的扩大,成为支持此次运动公民的共同心声(曾建元,2002:203-204),使其成为当时所有支持宪政改革社会力量的代言人。由于发生在天安门民运事件隔年,当时知识界呼吁政府当局应以六四为借镜,故在李登辉顺利当选总统后,便立即接见学生代表,同意召开国是会议检讨动员戡乱体制问题(何金山、官鸿志、张丽伽、郭承启,1990:69-84),可说此次运动是帮了国民党一个大忙,帮国民党解决掉已经成为民主改革障碍的一届国大,同时压迫一届国大无法进行反民主的〈临时条款〉的第五次修正(曾建元,2005,76)。虽然此次运动并非台湾民主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但也是在关键时刻冲破威权体制最后一道防线的助力,其重要影响可见一斑。
 
而此次的318太阳花学运,其不但是一场具有利他主义与超越政党派别特色的公民运动,甚至有人强调,这些带头组织运动的是具备高度竞争力的学生,却偏偏不是那些可能遭受到直接冲击的产业人士。根据后续的调查研究显示,这种说法某方面是得到验证的,因为参与者的组成中属于公立、菁英、重视基础科学的传统综合型大学的学生,其参与程度的确远高于他者。不过,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社会人士,虽然可以说这是一场带着点菁英性的学生运动,但也可以说它具有相当程度的广泛性,将之视为一场全民的公民运动,绝不为过。
 
不仅如此,其更是一场同时具备高度政治意义的「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行动。正如著名的政治哲学家John Rawls所分析的,此次运动的参与者并非是政治革命者,而是以公民(citizen)的身份自居,从事抗命所反对的仅仅是此一政治体制中的某些不公义制度、政策或行动,但仍承认所处的政治体制;且虽然是违法行动,但却仍具备对法律的忠诚(fidelity to law),因为抗命者以公开和非暴力的方式来投诉或指控不公义之事,同时也表现在于他们愿意接受因此行动而带来法律刑罚的后果(Rawls,1977)。此次运动即体现了学生对民主倒退、威权复返的激烈抗争。
 
参、 太阳花学运的特色与后续影响
 
太阳花学运的成功,和其善用资通技术也不无关系。资讯科技的特质是能快速处理大量的数位化资讯、迅速传送交换资料(Castells,1996),并且拥有即时送达、大量传递、方便转寄、互动性强的媒介特性,使其在联系动员、搜集资料、确认重要议题、形成共识、发展行动计画,以及对外争取同情支持等层面上发挥了传统媒体所没有的功能和效率(林鹤玲、郑陆霖,2001),这种特色和传统传播科技的发展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趋势全然不同(Weston,1997)。在学运期间,透过平版电脑进行现场网路直播;向中华电信租来宽频上网设备;经由网站募资平台集资在国内外刊登大幅广告;向CNN的iReport公民新闻进行国际传播;台大新闻所E论坛利用脸书社群,每天报导活动进度和提供资讯。这些网路传播,都让依赖传统媒体掌控舆论的掌权者节节败退,掌权者已逐渐失去过往「资讯不对称」所带来的优势,不仅各种重大讯息会在短时间内散布出去,获知讯息的公民也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组织并参与活动。
 
除了对新媒体的使用,此次学运之所以影响无远弗届,另一个特色就是几乎全民参与。学生之外,整场运动的参与者还包括了许多社会上其他的非政府组织,因此在耳熟能详的黑色岛国青年组织外,还有农村阵线、公投护台湾联盟、地球公民协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公民1985联盟、g0v.tw 台湾零时政府、133宪法联盟等等不同的组织,几乎台湾所有最重要的公民组织都动员起来了;而许多在野百合、野草莓学运中的要角,也都在这次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被认为是公民知识力量的传承。
 
再者,由于民主不仅是一种攸关权力与利益分配的议会政治,更是一种追求自我认同与社群共善的公民政治。故在公民政治中所需要的,不是对于政客狰狞面目的容忍,而是公民自身对于公共事务的知识,一种归属感,一种对整体的关怀,一种维系着社群命运的道德义务。而在这场运动中,以公民身分出现在立法院、行政院与校园自主罢课活动中的学生们,可说正在替台湾社会形塑并实践三种民主价值:宪政民主的公民权利,激进民主的人民主权,以及审议民主的社群共善。
 
太阳花学运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还不仅如此,历经此次运动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必须将公民力量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参与,才能改变台湾的现况,因此开始准备投入基层选举,翻转政治文化。虽然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呼吁青年投入政治参与,但正是在历经了公民运动之后,让许多人发觉若不将公民力量带进政治场域,则一切都只是空谈。目前正在推动青年与一般民众参与基层选举的团体包括民进党「民主小草」计画、台联与福尔摩鲨会社的「自己的政治自己救,斗阵选里长」活动、部分学运参与者发起的「青年占领政治」、以及台湾种子文化协会等团体所主持的「大家来选村里长」等。除此之外,本次运动也让更多人开始重视到民主的制度运作问题,例如参选的年龄门槛限制是否恰当。
 
这也意味着台湾的公民开始认知到,民主的实践光有选举是不足够的,真正的民主参与,必须在非选举期间也能随时监督政府的不当作为并课以政治责任,换言之,民众决不能满足于只是「用选票教训政客」的模式。这是因为即使在民主制度下,公民的民主权利,也无法完全由几年才能轮到一次的选举完全涵盖。而公民的身份和意义,必须要在能够有效参政议政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保障和实现,因此基于重大公共议题的大规模民众抗争,本身就是防范官僚陷阱、强化实质民主的重要机制,是所有追求尽可能实现广义民主价值的社会都必须悉心保护的政治功能。太阳花学运的发生及其所带来的后续影响,正是现代民主政治公共参与为本的普世进步价值在台湾发生效力的例证,更清楚地反映了社会运动力量的存在与抗衡,为国家民主制度运作不可或缺的一环(杜文苓,2007)。
 
太阳花学运的爆发乃是对于马英九总统执政任内的重大挑战,其对于未来政局的影响,不管是2014年年底的地方性选举,或2016年的总统与国会的选举,正值得大家密切地观察。毕竟,经过2000与2008年总统选举的两次政党轮替,许多人认为台湾已达成民主巩固的目标(参考Huntington,1991:266-267),但其实那只是行政权的轮替,对于被归类为半总统制(双首长制)的台湾来说,国会从未轮替的事实,正是台湾民主化进程尚未成熟的象征。未来不管是2016、2020或2024,每四年一次的大选,皆是吾人观察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时刻。而维持自由程度不能倒退,更是吾人检验任何执政者政绩的最重要指标。
 
肆、 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从此次学运的诉求之一,也就是要求政府制订合理的两岸协议监督机制来看,这意味着公民关心的面向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单一、地方性质的社会问题,更会主动去关怀多元、国家整体的政策议题。无独有偶,李凡(2011)亦曾提出,中国的公民社会与其社会运动的发展态势也相当蓬勃,其对政府的影响力也随之提高。这表示在两岸关系当中,公民社会已然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关键角色,要落实两岸未来发展的互利共赢,这乃是一个不可轻视与绕过的面向。未来的两岸关系,不再是中共当局跟马政府、或是红蓝绿三个政党说了算,必须让台湾社会可以参与和监督。
 
是故,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而言,台湾的朝野政党及中国当局都应该以更谦卑且尊重人民的态度来处理两岸关系的发展与两岸协议的处理、签订与审查;也不应当让两边的政党和政府垄断讨论的空间,两岸的公民社会应当主动地,独立于政党和政府之外地开始对话与交流,同时两岸的政府应当创造相应的机制,确保两岸公民社会能够相互对话和交流。意即两岸关系不是只有政府与政府或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而是两岸人民才是主人,他们应建立更繁复全面的沟通管道;同时,应当正视人民的想法并以之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这也正是笔者不断强调与提倡的:「尊重公民自由意志的表达与选择,才是两岸之间得以和平发展的不二法门。」
 
伍、 未来展望: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民主品质的提升
 
马英九2008年当选总统,宣布「全面执政、全面负责」,然而,却在当年年底就因为陈云林访台争议事件,而出现了野草莓学运,其重要影响之一乃是街头解严,即要求立法院修改限缩人民权利的「集会游行法」。后来的公民社会运动层出不穷,重要的例如大埔事件、反媒体垄断运动、白衫军运动、反核大游行,尤其是白衫军运动,当时在凯达格兰大道集结了超越蓝绿与族群的25万人,自动自发一起声援成功大学毕业的义务役士官洪仲丘,于其即将退伍之际却因细故而被凌虐致死的事件。该运动透过网路发起,没有特定的领袖与规范,却能够自律地集结与离去,并带走过程中所产生的垃圾,充分展现了高规格、高素质的公民社会运动。
 
这对后来的太阳花学运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与启示,在太阳花学运的过程中,参与的学生也自发性地组织并维持场内外的清洁与秩序。不仅在立法院前面的23天集会过程中,定时定点有人做资源垃圾回收,且3月30号50万人集结的凯达格兰大道,在学运领袖林飞帆宣布散会时,30分钟内所有的群众秩序井然地退出广场,不在现场留下任何垃圾,展现人民热爱这块土地,也显见台湾公民社会的成熟。这种高素质的学生运动刚好符合民主巩固的积极意义,即民主深化与民主品质的提升(Schedler,1998:91-107),对于台湾民主化的进程带来乐观、积极与正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江明修、林焕笙,2011,「公民社会之发展与台湾民主化」,收录于周育仁、谢文煌编,台湾民主化的经验与意涵,台北:五南。
 
何金山、官鸿志、张丽伽、郭承启,1990,台北学运──1990.3.16-3.22,台北:时报文化。
 
李凡,2011,风起云涌的自由民权运动,新竹: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杜文苓,2007,审议民主与社会运动:民间团体筹办新竹科学园区宜兰基地公民会议的启发,公共行政学报,第23期,页67-93。
 
林鹤玲、郑陆霖,2001,台湾社会运动网路经验:一个探索性的分析,台湾社会学刊,第25期,页111-156。
 
曾建元,2002,一九九零年代台湾宪政改革之研究──民族主义与民主转型的观点,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论文。
 
曾建元,2005,动员戡乱时期台湾宪法变迁的环境动力,中华人文社会学报,第2期,页40-83。
 
萧新煌,1988,70年代反污染自力救济的结构与过程分析,台北:行政院环保署。
 
Castclls, M. (1996).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Diamond, L. J. (1994).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Huntington, S.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Linz, J. J. & Stepan, A. C.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ern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abe, B. G. (1994). Beyond nimby: Hazardous waste siting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Rawls, J. (1977). A Theory of Justice. Boston,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chedler, A. (1998).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9(2), 91-107.
 
Weston, J. (1997). “Old Freedoms and New Technologies: The Evolution of Community Networking,” Information Society, 13(2), 19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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