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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的遗产

王康

 

此文系作者王康先生1996年应邀为《刘宾雁纪念文集》而作。篇幅所限,在文集中发表时有所删节。为纪念刘宾雁先生逝世九周年,本刊将该文分三部分连载。



我是凤凰,只在火里歌唱!

冰的篝火;火的喷泉!

我高高地竖起我自己高高的身躯,

我高高地举起我自己高高的

交谈者和继承者的天职!

——[俄]玛琳娜•茨维塔耶娃



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上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苏联、中国等国生活在共产主义铁幕后面的亿万男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命运,开始投身一场攸关人类安危祸福的自由解放运动。这是西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和美国革命以来,另一半球上无数生灵穿越另一种中世纪黑暗,复活自己本性与尊严并转向现代文明的伟大进军。

这一次世界性的启蒙与复兴运动,继承着五百年前欧洲精神革新的伟大传统,同样波澜壮阔,艰苦卓绝,惊天地泣鬼神,却不是它异时异地的简单重复。这次同样求取人类生命目的的历史进程,面临的处境更为诡异复杂,它要实现的理想更为高远。如果共产极权社会里自由迟迟不能实现,以至人们宁愿忍受专制,放弃对神圣理想的追求,甚至觉得专制奴役只要不太严酷,也许比把一切委托给个人的自由选择,更符合天道与人情,那么,世界将永远一半光明,一半黑暗,后者固然可悲,前者未必真正幸福。——人类的伟大本性已再次得到印证:自由和幸福必须是普世性的,救赎和福音必须及于每一个人。昊天垂降于在浩瀚宇宙中孤独运行的这个高级物种以最善的恩典、最高的启示:人类命运不可分割。

从世界精神的总体时空结构看,苏联、中国出现的现代极权国家制度,其精神源头之一正是从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唤起的巨大觉醒和希望里分孽出来的近代世界两大思潮: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专制统治根深蒂固的东方各国,欧洲近代文明的精华——自由、平等、独立、博爱以建基于个人权益之上的制度设计,几乎必然蜕化为某种整体主义和共同意志,演变成一项鄙俗粗野却拥有巨大历史正义的普遍权利,凝固成马基雅维里式的暴民社会和成吉思汗式的暴君统治,最后泛滥成一种新的千禧福音,声称唯有它才真正解决了“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终结了“存在和本质,对像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从而标志着人类从自私渺小堕落孤绝的“史前时代”走向“人性全面复归”和“所有人自由”的黄金时代。

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体系崩溃、冷战和西方内部的文明危机,适时而有力地促成了共产极权制度作为非西方国家道路选择和世界战略定位的某种历史宿命。事实上,整整两代人时间中,东、西方之间,专制与民主,独裁与自由,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之间的世界性逐鹿,胜负兴亡的优势并不总在后者一边。

人类在核浩劫的梦魇笼罩中,面对集体毁灭启示录般的清晰图景,颤栗觳觫,本能滋生出空前恐怖的虚无主义和末世感。它们大幅消解着千百年来被遵奉被践行的基本信条,人性和文明本身遭到倾覆性毁谤。曾经维系并改善了世界的传统价值体系几乎土崩瓦解。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全球性礼崩乐坏时代,一切关于理想、殉道和救赎的言行,所有曾经支撑和激励人们走向永恒自由和无限光明的奋斗精神,似乎都只剩下已经逝去的微茫回音,露出吉凶难卜的黯淡前景。

人类现代命运一度系于已获自由国家对文明的坚守和承诺,更深刻、更重大的转机,则始于共产主义国家中缓慢而坚定、苦难而英勇的自由进程。与曾经点燃了近代人类自由火炬的但丁、哥白尼、路德、弥尔顿、洛克、伏尔泰、康德、雨果、潘恩、杰佛逊等西方先驱遥相呼应,共产主义世界也为现代人类贡献了自己的精神英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阿马利里克、麦德维杰夫、阿夫托尔哈诺夫、吉拉斯、柯拉科夫斯基、瓦文萨、哈维尔、戈尔巴乔夫……,以及中国的刘宾雁。




上 篇



如果圣徒们呼唤我:

“你丢下俄罗斯,到天堂里来生活!”

我就说:“我不要天堂,

我只要我的祖国。”

——【俄】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叶赛宁



由于东正教传统、地缘关系和大批使徒、先知的奋斗,俄国经过七十四年血流成河的苦难历程,终于挣脱了共产主义的锁链和尸衣。专制主义开始在这个前欧亚帝国退潮,与苍天同色的自由正在复活饱受折磨的俄罗斯灵魂。尽管还有无数变数,自由在俄罗斯的悲壮降临,使地球上最辽阔的土地进入了历史破晓时分,自由、光明和希望已开始把俄罗斯与西方连成一片。

现在轮到中国了。世界救赎的路标明显地指向了中国。占人类四分之一的最大生命共同体,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关切。因为历史传统和文明的独特,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各种固有矛盾和外来思潮无出其右的“共时性”,因为中国专制暴政特殊的历史成因,因为若干内外偶然事变,因为自身的道德退化和精神沦丧,中国人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困厄纷至。中国始终没有来到那个历史豁口:一场现代精神洗礼造就普遍的现代觉醒和现代意识,不仅文化界精英、而且民众和统治者们都超越出专制主义的樊篱。中国仍然停留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门槛内,无数人的苦难和拯救,还须以十字架的形式由个别殉道者来背负。虽然被人们在内心赞叹、仰慕,但他们常常是在充满苦难、孤独、叹息和失望的绝境中,履行自己的使命,以悲剧的目光和孤绝的姿态,背负中国的十字架。

刘宾雁在这一历程中,起身最早,走得最远,留下了沉重而珍稀的遗产。








即使我们被无形的锁链

永远禁锢在异地的海岸,

我们仍应戴着锁链独自

完成神灵所描绘的循环。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耶夫



1949年以后的中国,既是中国近、现代各种历史力量错综影响、急剧变异的结果,又是世界现代历史、尤其苏俄十月革命在东亚延伸撞击的直接产物。西方最激进的社会思潮经由严寒而专制的苏俄传输并入主中国,不仅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意外,也是世界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异像。

有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被从两名俄国人(列宁、斯大林,其精神先驱是罗伯斯庇尔、梅特涅、魏特林、布朗基、黑格尔、马克思等欧洲激进派和涅恰耶夫、巴枯宁、特卡切夫、拉甫洛夫等俄国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暴力恐怖主义)那里引入的历史哲学和世界意识所征服,建立起一个与自身数千年传统和西方主流文明迥然不同的苏俄式社会制度和国家形态。这确实是一个新中国,新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法律制度,新的文化、风尚、道德、生活方式,新的统治和被统治者,新的命运和使命,新的苦难和罪恶。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变得如此政治化,具有如此热狂的天下关怀,成为举世罕见的意识形态物种。但关涉亿万中国人生死祸福的重大历史现像和事件,却是中国人最陌生最隔膜的国家机密,独裁者秘不示人的统治法器。中国人对自身命运和家国天下知悉干预的天赋人权,长期被褫夺。历史虚无主义对一个拥有悠久修史传统和优良历史记忆的民族的胜利,并非某种历史精神官能症(集体失忆等),而是贯穿几代中国人、藐似隐秘无言实则虑心积累精心安排的结果。

中国的特殊劫难在于,动辄数以万计的性命无端消失后,幸存者、目击者、亲历者通常要煎熬多年后,才从各种偶然机缘中窥见当年巨大惨剧之一角。而从哈佛到牛津,从白宫、艾丽舍宫到克里姆林宫,西方和苏俄政客、外交官、汉学家和中国通几乎成了中国历史的揭秘者,中国命运的预告人。

历史的严峻在于,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漫长的磨难和巨量的冤苦,体验令人窒息的无边寂寞,任何纯正的同情心和客观理性,任何外来学说、主义、正教,都难以真正洞悉中国,都不可能导引中国走上大道。严酷的历史逻辑是,如果中国人不能独立完成自我认识和审判的工作,不能正视自己的惨痛教训,不能把自己的罪恶和荒诞记录在档,不能完成必须的清算和审判,不能产生应有的忏悔和宽恕,不能对自己的危机和凶兆敲响最后的警钟,这个民族就必定要坠入完全失控彻底崩溃的深渊,并祸及全世界。中国最诡谲的反讽是,中国最亟需最可贵的“认识你自己”的任务,却是中国最敏感、最危殆、最充满风险因而最需要勇气和智慧的事业,其难度其意义并不亚于哥白尼对日心说、哥伦布对新大陆、爱因斯坦对质能互变、索尔仁尼琴对古拉格群岛的发现。

刘宾雁八十年生命的支点,六十余年文学创作的唯一母题,二十二年右派生涯的渊源和希望,八年“为人民写作”的激情,以及十八年流亡岁月的心灵旨归,都可一言以蔽之:发现1949年以后的中国。

与欧洲、俄罗斯一样,二十世纪中国的自我审问,主要由知识界发动。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王国维、鲁迅(其地位、身份、影响正日益受到置疑)不仅推动了现代启蒙和新文化运动,而且成为时代危机和社会潮流的警示者,甚至民族魄魂和国家兴亡的托命人。他们关心和研究的是重大而峻急的国族大事:列强环伺、不平等条约、国民性、民族、民生、民权、党争、割据、宪政、军队国家化、乡村建设、劳工保障、阶级对立和协调,文字改革、普及教育……。从晚清政权到民国初建到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政客、官僚、军阀、党棍们不一定接受并推行知识界的主张,但后者的言论空间和社会影响力,从来没有遭到严重的挑战。即使掌握了国家政权和军事强权的蒋中正和毛泽东,也对知识界尊重有加。史量才、沈钧儒、马寅初、闻一多等受到权势当局羞辱迫害的知识分子,则成为举国景仰的英髦节士。

1949年后,这一切迅速成为历史陈迹。从孔子以来,“士不可不弘毅”、“仁以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传统变得不合时宜;“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思想的自由,精神的独立”,几乎成为头等国事罪。除了流寓台、港和海外的胡适之、张君励、钱穆、唐君毅等人外,迎候新政权和滞留大陆的整个知识界,都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不仅不再拥有任何优越感和发言权,而且迅速沦为中国历史上最卑贱最悲惨的末代学人。传统中国世代传袭的精神谱系和道德范式已经无人能够遵从,家国天下诸事再也不容他们置喙。

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与那个赐予他们生命、人格、学养和尊严又使他们困惑、忧虑、割舍不去的旧中国划清界线;与他们安身立命不可离弃的书生本色、君子之道和臧否时政、抗议流弊的权利,以及清高、孤傲乃至隐居山林、行吟江湖的人生退路示目暗别。除梁漱溟、陈寅恪、熊十力极个别“最后的士大夫”敢于且能够不惮孤寂甚至不畏强暴而以身殉道外,全部知识界只剩下一种身份、一条活路,即作为旧制度旧文化的残余像征,接受改造、凌辱、围剿和死亡,以证明新政权新制度的必然、先进和神圣。郭沫若、冯友兰、老舍等人除了歌功颂德外已经不知文字尚有其他功能。胡乔木、邓力群、张春桥、姚文元一类文化鹰犬则遥承申不害、李斯、侯览、魏忠贤和托玛斯•阿奎那、加尔文、戈培尔、维辛斯基、日丹诺夫“宗教大法官”遗风,以戕害同类为能事,极尽卑劣残忍以维护专制,为虎作伥而无耻丧德,留下中国自有“文人”以来不曾有过的劣行恶状,千载之下,犹为人不齿。

经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文汇报》批判和胡风批判后,毛泽东们在1957年开始对知识界大开杀戒。在全部知识界遭逢灭顶之灾,六亿中国人开始次第进入精神焚尸炉的1957年,刘宾雁站到了蒙难队伍的最前列。








我从不喜欢那些被称为伟大的历史活动家、国家政权活动家、征服者,我从来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伟大,并且否定在那些卑劣的领域(如国家)出现天才的可能性。

——【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



身为逃亡关外的山东人后裔,刘宾雁敏于世道人心;家道中落,少年辍学而寄人篱下,刘宾雁灵心善感,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叛逆精神遂成气质;刚直厚道的父亲、慈爱坚韧的母亲立下的人生矜式是他一生的恩荣;张学良治下的“自由主义”和“亡国奴”的民族忧患带给刘宾雁厌恶一切压抑和禁忌的脾性;反日地下工作锤炼了他献身祖国解放和社会进步初恋般的纯情志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俄罗斯文学的早期阅读和旧中国触目可及的贫穷与积弊,使刘宾雁倾向共产主义,并加入共产党。打着毛泽东们烙印的中共武装革命派在二十多年间掀起的腥风雨血,从中滋长蔓延尔后定型为中共本性和风范的暴力哲学、权术谋略、偶像崇拜和历史自大狂,都从未毒害过刘宾雁的头脑。相反,刘宾雁与从井冈山和延安沿袭的专横、不近人情和暴力倾向格格不入。“解放区”个人生活和人道主义的萎缩,某种政治神秘化和官僚特权的萌芽,都在刘宾雁心里产生第一轮惊讶和反感。他曾生平第一次目睹拷打地主,瓜分“浮财”,领教了革命者一旦掌权后的狂妄和虚伪。两次遭到隔离审察,更使他对这场革命及其胜利开始保持一丝独立、清醒的怀疑。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声嘶力竭地宣称新政权成立,绝大部分国民和知识界或无限陶醉或惊恐万状于这天翻地覆式的天下大变时,刘宾雁竟无特别的激动和意外。革命胜利之于他如同呼吸俯仰一般自然、合乎人情天道,——他已在年轻的心胸兀自预构了一个新中国:自由,平等,民主,富强……,尤其要有富于人道,尊重个人。留待未来的,是践履并兑现革命许下的全部庄严承诺。1986年9月2日,在接受《深圳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刘宾雁回记说:“千千万万的人,包括我个人在内,都是在自由和幸福的感召下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的,很多人就牺牲在这个口号上。在日本统治时期,我们在天津唱的一首歌是《毛泽东之歌》,第一句是‘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这歌最后一句是‘建设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同属一个革命营垒,同是共产党人,刘宾雁与毛泽东们其实属于截然不同的类型。至少在1957年,他们对新中国拥有迥然各异的感情和认识。在刘宾雁心中,新中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真实、完全、永远地属于全体人民,国家和人民第一次成为一个历史共同体。毛泽东们要复杂得多。民族、人民与国家合三为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个新天下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那“最高纲领”、实现“最高理想”的工具。

1949年的全面军事胜利,其后三年对旧中国残余势力(士绅、地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社会基础以及所有民间自治团体)的全国性镇压,以及同期开始对农村和农民的土地掠夺,1956年对全体资产所有者的超法律超经济劫持等国内“成就”,与朝鲜战争、斯大林去世、国民党对台湾的固守以及赫鲁晓夫局部非斯大林化等域外事变一起,共同促进了毛泽东们崭新的建国理念和世界战略:把中国建设成斯大林曾经建立而远非完善的现代极权主义大国,最终取代斯大林和苏俄,把毛式中国革命推广到全世界。

欲达此目的,必须坚持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共产党的绝对统治;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必须坚持虽然产自西方、却是唯一能表明其历史合法性的世界性思想体系和国家制度——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

欲达此目的,必须建立起高度垄断、半军事化的统制经济;必须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核工业、重工业;必须扫荡与传统中国和西方文明有关的一切历史遗存、像征、符号、内心记忆;必须建立起一个领袖至上,顺从权威,崇拜偶像,泯灭了任何私欲、私利、私念、私心的现代兵营—奴隶社会;监狱、告密、控制、惩罚、恐怖必须上升为社会制度并进入日常生活;一切个人财产、利益、欲望、私生活都必须悉数剥夺;一切个人意志、自由、权利、思想都必须严加防范;一切犹豫、怀疑、动摇和反叛都必须无情镇压。

从最高的历史善意和最客观的中国处境出发,毛泽东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并不只是一群丧尽天良的狂人疯子不可理喻的怪诞表演。在最极端的意义上,它们确实源自一百多年来迭遭侵凌、历经挫折、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特殊感受和特殊要求。正如希特勒一度代表了德国民族的挫败感和这个民族因受刺激受伤害而激发的巨大精力一样,毛泽东们几乎同样难于抵御地接受了二十世纪弥漫全球的社会极权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暴政而非自由,独裁而非民主,战争而非和平地获取个人、政党、民族和国家在地球上的最大份额,由此而诱使和强制中国人为这一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业”而共同奋斗(在亚洲,惟日本曾梦想建立一个由天皇领导、大和民族统治的“黄种人罗马帝国”,蒙古鞑靼军事专制铁蹄横扫欧亚后又一轮血腥“黄祸”)。

在毛泽东们眼中,既然能够用暴力(只能用暴力!)打下一个中国,也能够用暴力(只能用暴力!)打下一个世界。中国如此之大,他们据此舞台,就一定要上演一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活剧。它的序幕是:砸碎旧世界,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高潮是: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不二道具是:暴力、专制、谎言,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死敌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中国和全世界的;它的终场是:赤色世界升起一轮红太阳。

这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真实含意。用西方最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之“精”,“射”中国革命之“卵”,从而一举改造中国与世界,这就是毛泽东们对中国命运的特殊领悟。

毫无疑问,毛泽东们极其真诚而坚定地相信,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真正理想,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凡是效忠于这种理想和使命的,就是历史进步的“选民”,合符最高的历史道德;凡是反对它们的,就是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叛逆和罪犯,而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打击,无情地消灭。

毛泽东们特有的豪迈、气魄、乐观、坚韧,他们特有的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一以贯之、万变不离其宗的思想、方针、战略、政策,盖源于这一理想和使命。他们是代表历史和人民来履行古今中外一切大独裁者、征服者都未曾实现的伟大梦想。这是秦始皇、成吉思汗、拿破仑、希特勒未尽的事业,比他们更伟大,更光荣,更正确。

不明乎此,便无法理解,从1949到1976年间毛泽东们的所言所行,何以那般血腥残暴无法无天而无所节制无所忏悔。“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危迫,“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亢奋,“扫除一切害人虫”、“环球同此凉热”的凶恶狂妄,都不仅仅是一名妄想狂浪漫诗人的恐怖谵符。

不明乎此,便无法理解,何以在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馑,哀鸿遍野的惨憟年代,毛泽东们仍然不计工本地向古巴、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北朝鲜等邪恶政权输出民脂民膏、武器和毛式革命;何以不顾人民死活和国际核裁军呼声,以举国之力研制原子弹、氢弹以及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直到今天,“两弹一星”的“元勋”还是中国亿万人民仰慕不已的“民族英雄”。萨哈罗夫式的良知和智慧,至今不能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何以在全体中国人奴隶式地匍匐爬行了几十年后,还需再来一次登峰造极的现代造神—奴化运动,直到其全部邪恶和狂妄恣意喷发完毕而天怒人怨后,才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颓然坠地。

不明乎此,便无法理解,毛泽东们何故如敬考妣似地祭重秦始皇而如视寇雠似地贬斥孔夫子;何故在军事占领和经济垄断外,还以其毕生的精力改造、统一全体中国人的思想、道德、精神、灵魂;何故在百废待兴、亟需知识界鼎力参予的一九五七年,蓄谋发动一场对知识界的政治围剿和精神凌迟。








要想实现这个胆大妄为的原则(人可以为所欲为)和“自己亲手”建造巴比伦塔的理想,正如《国际歌》所唱的那样,就必须压制一切现实的自由,必须否定人的存在的一切精神本原和基础。社会主义是人类伟大造反行动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是它完全筋疲力尽的结果——撇家失业、世代漂泊的浪子精神完全空虚的结果。

——【俄】谢苗•路德维果维奇•弗兰克

1957年,从旧中国过来的社会名流和学界领袖们虽然没有像刘宾雁那样,实地感受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后果,直接经历揭露斯大林主义罪恶的政治地震,但从二十年代初直到四十年代末,俄国革命的暴力纪录和斯大林主义的真相,一直是中国独立新闻界和知识界可以公开报导和讨论的话题,他们对中共和毛泽东的认识也更深入、更全面;绝非一片天真、迂阔,不谙时世,对毛泽东和中共的专制传统并非全然无知。但他们“不敢忘天下”的本性实在难以违抗,中国社会演变的实际情形与他们预期的目标已出现严重的背反,当局的“鸣放”呼吁和“双百”方针,实在教他们难于想象竟是一个噩梦般的“阳谋”。他们发表了至今切用于中国的高见和谠论,表现了纯正的士大夫本色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是孔孟、尤其民国以来知识界在中国土地上最后一次躬行直道、关怀天下的悲壮试法。

事实上,在毛泽东们看来,1957年大右派们的言论之所以必须予以彻底禁绝(从来没有得到严肃的讨论),就是因为它们纯粹属于旧中国被推翻阶级的挣扎和反扑,本来就在取缔之列。章伯钧所提“政治设计院”,罗隆基所提“相互监督、长期共存何以实施”,章乃器所提“马克思议绝不‘神’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也绝不‘魔’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林希翎所提“人民不是阿斗”,陈新桂所提“无产阶级专政是三个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储安平所提“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陈铭枢所提“取消学校党委制”,葛佩琦所提“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民也不会卖国”……,在毛泽东们眼中,这些言论不是荒诞不经,不识时务,而是反动至极,必须把它们与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彻底隔绝。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葛佩琦曾经用更为严厉的措辞喝斥国民党、蒋中正,批评美国和苏俄,作为旧中国国是派和清流派的著名代表而名扬四海。1957年,他们完全错制了形势,误读了毛泽东们的动机,高估了毛泽东们的“雅量”。他们不到半年时间的“鸣放”,换来的是二十二年的屈辱和整个知识界几代人的沉默(他们即使缄默如石,竭尽归顺效忠,也断无任何其他结局)。毛泽东为反右运动作出的定性结论,虽然肯定不为他们理解和接受,却真实地道出了新中国统治者与旧中国统治者全然不同的国家观、世界观,道出了毛泽东们异常明晰、确切的预谋: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和国际上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毛泽东:《1957年夏季的形势》

历史潮流变了,社会制度变了,国家性质变了,民族使命变了。无辜、正直、满腹经纶的老右派们确实难以理喻、甚至难于与闻,究竟是什么原因和力量、什么样的“历史的铁扫帚”把他们如此绝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箱”。

1957年的较量,无论是阴谋还是阳谋,抑或阴阳两谋俱用,无论多么无耻卑鄙,毛泽东们是大获全胜了。毛泽东告诫他的同僚:“我们应当看得远一点,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应当承认,1957年中国知识界的惨败、毛泽东们的完胜,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真正来临。旧中国最负盛望的知识界名流、权威的遽然消失,为新中国新理想新使命扫开了最后一个障碍。1940年夏,巴黎陷落,法国投降,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时,竟兴奋得跳起舞来。1957年秋,当全体右派被开始“批判”、“围剿”、“劳改”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每周一次数舞会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

1957年反右运动是毛泽东们无与伦比的政治首创,奠定了毛式共产党中国最富独创性的特征:个人独裁+一党专制+军事-经济垄断—+大规模、长时间群众性政治动+意识形态至上。没有最后两项,再强悍再庞大的物质与制度力量,都可能毁于一旦。

1957年,旧中国知识界滑铁卢式的败出,标志着孔孟以来两千年多年士大夫关怀天下传统的终结,毛泽东们似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逻辑和愿望,把中国引向他们安排的道路。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窥见你的瞳孔,

谁能用自己的血去粘合

两个世纪的椎骨?

世纪像捕狼的猎犬扑向我的肩头。

但我的血统不是狼!

我拒绝——存在

在非人的疯人院里。

我拒绝——生活,

和广场上的狼群一起

嗥叫——我拒绝

——【俄】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

刘宾雁的出场,使这一切发生了变化。

从童年起,父亲就把一个思想“深深植入”刘宾雁的头脑: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人类的理想。他自幼深受俄国文学熏陶,通过它对俄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好感,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笃信”,都“助长了我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崇拜”。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山、张闻天、张国焘、王明军中共早期领袖一样,在青少年时代的刘宾雁眼中,莫斯科就是社会主义的麦加,俄罗斯就是自己的精神祖国。与鲁迅、茅盾、耿济之、陈启珍、郁达夫、曹靖华、汝龙、成仿吾、郑超龄、田汉等左翼文人一样,刘宾雁也有一腔“盗火者”豪情。十二月党人以后一代又一代俄国精英,是他心中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群体,俄国文学表达的对人民的同情,对苦难的抗议,对专制暴政的蔑视和痛恨,那些忧郁而高贵、坚毅而富于献身精神的圣洁形像,在刘宾雁道德生命和精神世界里永远占据着初恋情人般的不朽地位。俄罗斯和苏联对于刘宾雁的影响和意义,远远超过中国自身、尤其汉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他身上唤起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极言之,在本民族本文明中,刘宾雁感受到的几乎都使他反感、失望、愤怒:专制、禁锢、压抑、狭隘、冷漠、严酷、死板、阴暗、下流、虚伪、反人性,不自然,无信仰,不懂爱情,鄙薄幸福,拒绝宽容、谅解、忏悔,敌视天才。支撑他反抗专制极权、追求自由真理的道德源泉和精神动力,主要来自俄罗斯,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在他的思维、风格和语言里,永远居于第二位。

苏联根据《雅尔塔协议》和与国民政府所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出兵中国东北,曾发生严重抢掠奸淫。刘宾雁在沈阳和哈尔滨第一次感受到“苏联老大哥”以征服者、解放者自居流露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1956年,刘宾雁最后一次踏上苏联、东欧大地,正值斯大林主义的真相开始露出冰山一角之际。他对十月革命、苏联道路的圣洁情感蒙开始上浓黑的阴影。在横贯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铁幕下,从莫斯科到华沙,从贝尔格莱德到布加勒斯特,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从索菲亚到地拉那,苏联帝国出现了第一道裂缝:处决贝利亚,开除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斯大林分子,数百万政治苦役犯从劳改地和集中营回来,波兰波兹南工人罢工,匈牙利人民起义,尤其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后发表的那份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在刘宾雁一生中,“再没有第二个事件令我这样震惊过!我读着赫鲁晓夫关于二十年前那几起大屠杀的叙述,激愤得几乎颤抖起来,我为那些无辜的革命元勋和将领的惨遭杀害,悲痛得流下眼泪,我为斯大林的暴行震骇不已。”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称:“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年后,反右运动开始);1963年,《人民日报》再次祭起斯大林的亡灵:“斯大林的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同全世界人民的的革命斗争分不开的。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三年后,文革爆发)。毛泽东们为斯大林开脱,辩护,歌功颂德,并发明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公开鼓吹强者、“成功者”杀人有理的“三七开”,刘宾雁“始终不以为然”。

中国广播机构报导苏共处置斯大林分子的新闻时,刘宾雁所在的《中国青年报》的党员干部“大都反对赫鲁晓夫”,同情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这种“一致性”,使刘宾雁“一惊”。他当然知道,关于斯大林及其帮凶的罪行,毛泽东们肯定比他了解得更详细;但是他不知道,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和清算,毛泽东们得出了与他完全不同的结论:斯大林在苏俄的所作所为(“全盘集体化”、“阶级斗争尖锐化”……),中国正要完全忠实地做一遍,斯大林没有完成的工作(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彻底清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推进世界革命,实现全球共产主义……),毛泽东们要继承下去并坚持到底。

由于时空统一性,由于“先验综合范畴”,由于人性在冥冥之中惊人的内在命运感通力,圣徒、先知和殉道者体现的高尚精神会感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素昧平生的无数善男信女,而恶人、奸佞和暴君之间,也会建立一种特殊的亲近感。秦始皇和斯大林对于毛泽东们,比起自己的祖宗和同代同胞,更如同父母和手足。善恶之间泾渭分明,如同白昼黑夜。1957年前夕,中国命运是以批判还是维护斯大林主义为主题,呈现出判然分明的历史分野。

历史无情,无数善良和平凡的人们衔冤而殁;历史也有情,牺牲者的血总会测红刽子手的手脸。历史异常顽强,一旦真相(重大苦难和罪行)浮露于世,就会在不可能彻底泯灭的人性和良知世界激起巨大的正义和愤怒。世上暴君最大的噩梦是,他们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灭绝所有人的天良,永远无法销毁所有罪证。1957年发生在刘宾雁身上的,便是这种永恒法则的一个显例: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等苏俄老布尔什维克的冤死会激起刘宾雁感同身受的伤痛和义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鞭尸”也会搅得毛泽东寝食难安。奴役与自由、暴力与正义、谎言与真相,不可能兼容于同一时空。

刘宾雁更不会知道,毛泽东一类极端虚荣阴险的暴君,都患有一种“鞭尸”恐惧症,他们最惧怕最忧虑的是死后鞭尸。伍子胥两千五百年前把杀父仇人楚平王的遗骸掘出,鞭之三百,留下遗言:“抉吾眼悬呈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虽然有违天道,但对于东方式的暴君,“鞭尸”不啻为一种有效的震慑手段。毛泽东与众不同的思维是,他要汲取斯大林被赫鲁晓夫“鞭尸”的教训,用中国酷吏“除恶务尽”的信条,铲除“中国赫鲁晓夫”的任何可能。

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们的导师和兄长们的罪行如此骇人听闻,牺牲如此巨大,“走俄国人的路”,还是不容质疑、颠扑不破的历史结论和普通真理吗?斯大林主义的起源、过程和危害,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现代人类的重大历史现像。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来源,斯大林主义曾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国的最大禁忌之一,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自身苦难的这个血腥源头仍然懵然无知。

无论如何,1957年前的刘宾雁对中共和毛泽东们依然一片赤诚,“中国共产党是以充满自信,以百年来第一个赶走外国侵略者,和二十世纪以来第一个统一了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面前的,这种自信是以全国各阶层数亿人民对它的绝对信赖与拥护为基础的。”尽管他始终没有对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史实加以澄清,没有对日本入侵和苏军出兵东北对中共夺取中国的决定性意义有所洞察(甚至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来得及对类似重大历史真相重新辨认),他也不可能了解中共三十多年间权力斗争的血腥内幕,更不可能预见到毛泽东们在中国推行的共产革命,将比斯大林主义更野蛮、更恐怖,全体人民和革命儿女们将要一步步陷入空前的浩劫,一只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残暴怪兽将要吞噬无数无辜者的生命,但是,刘宾雁在内心已经悄悄与这只尚未完全露出其狰狞面具的怪兽拉开了距离,发生在苏联的悲剧已经如同天际的乌云,在他心里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被迫沉默或低声交流并不停环顾四周是否有人窃听的人,经常为房间板壁太薄而担心的人,不自由的人,没有权利大声表示他们所思考的问题,不能自由地批评自己的政府,选举他们所希望的人,在制定国内外政策上没有表达权的人,不可能建立自由的社会主义。

——【俄】波• 戈洛夫



1957年的刘宾雁虽然无法预知,这片乌云、这道阴影,将要把他与整个中国笼罩,但他的历史感和良知力已使他无意间走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异端——政治反对派和“革命良心”的行列。在半个多世纪中,欧洲和俄国的“温和”、“稳健派”们,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卢森堡到托洛茨基、布哈林、哥穆尔卡、达卡尔、贝林格(以及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在笃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反对革命万能,强调手段与目的一致性,警惕纪律、权威和暴力对革命的侵蚀;在可能条件下,注重民主、法制和人道主义,尽力把自由解放的伟大理想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体现于全部社会环节和每一个人身上。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观上反对资本主义,在精神、思想和个人修养上,对西方和人类文明并无全盘否定和彻底决裂的僵硬立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就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对人性的丰富和创造性乃至信仰世界,保持着基本的理解和尊重。“革命的良心”是崇尚暴力、流言和专制的共产革命的自我矫正剂和文明底线。它的所有成员,无一不是悲剧结局,从而构成现代人类的一个特殊群体。革命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像,在狂热牺牲和无限仇恨的洪水中,人类常情、理性和人道的本性,不可避免地要施予必需的节制和抚慰,使革命固有的正义和崇高不至于完全荡然无存,并在浩劫的荒原上给后人留下文明和人性的种子。刘宾雁在经历、道德、气质和人格结构上,是“革命的良心”在中国的天然候选人。

历史表明,正是这种源于人类本性和欧洲现代普世价值的“革命的良心”,使共产主义一度拥有几乎难以抗拒的道德力量和理想光环,无数男女为之前仆后继,不绝如缕。正是“革命的良心”焕发出的激情和献身精神,一度创造了使西方资本主义相形见绌的另一种世界性文明;也正是这份“革命的良心”导引出有史以来最大的异端审判和同类相残。数以十万、百万计的“革命的良心”被罢绌,放逐,批斗,逮捕,处决,并且殃及亲友。斯大林、毛泽东们在清洗和镇压自己的“战友和同志”时,所消耗的历史能量、国家资源之不计代价,所编造的罪名、谎言之离奇荒诞,所煽动的仇恨、杀戮之变态血腥,所遗存的苦难、死亡和祸患之深重久远,在人类历史上都无出其右。

1957年前夕,刘宾雁刚刚跨过“而立之年”,官拜“高干”,家庭美满,雄姿英发,前程远大。在令人艳羡的人生背后,命运之手已经悄然起动,把他推往危途与险境。一柄巨大的十字架正在中国大地竖起,刘宾雁注定将成为中国十字架背负大军中最艰辛最强壮最忠实的一员。

反右运动将迎来它的五十周年大祭。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刘宾雁的作品堪称经典。《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和《上海在深思》三篇报告文学曾轰动全国,刘宾雁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文坛和新闻界名人,被称为中国社会“革新者”。近五十年后,刘宾雁回顾道,这三篇报导“成为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家的主要任务是‘歌颂光明’,而不是‘暴露黑暗’以来,第一次批判共产党本身问题的作品。”巨大的反响使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冲动,我觉得我能说出前人和别人没有说出的话,我觉得中国社会好像在期待我的作品,我必须用自己的笔刺破和扫荡长期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某种烟雾,它压抑着人们的创造精神,并使人们的视野变得朦胧起来,把似是而非的东西看作真理。”

刘宾雁在1957年前的全部文学创作,集中在下述主题上: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发出告诫,警惕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出现,防止官僚主义、特权思想、“把中国的全部事情都管起来”的自大狂以及对人民地位、权利的真实确认。但他还远远没有对毛泽东本人和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任何动摇。相反,他对毛泽东寄予莫大希望,认为后者会用扩大民主(《论十大关系》)和鼓励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避免斯大林滥用权力,违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悲剧。他甚至直接致信毛泽东,引用古罗马哲人的话告诫毛泽东保护中国人的自由和民主:“为了取火,免不了生烟,聪明人灭烟而取火,傻瓜则把火与烟一起扑灭。”1957年的刘宾雁“实在是太痴了,太相信毛泽东了,因而根本不会猜疑上海和全国正热热闹闹展开的鸣放不过是他一手制定的‘引蛇出洞’的政治大阴谋,一个大陷阱正在我脚下张着大嘴!”

无论党内党外,比刘宾雁资历更深,声名更显赫,才气更逼人者何止千万,而刘宾雁成为了天字第一号右派,历史影响最广远最持久的右派。他似乎生来领有一项义务:触怒偶像,冒犯独裁者。他身材魁梧,贵族式的仪表,硕大的头颅,饱满的天庭,挺拔笔直的鼻梁,声调浑厚宏亮。更致命的,他是一只自由之鸟,对一切生命的奇迹怀有恋人般的爱慕,在其潮起潮落、大悲大壮的坎坷人生中,跳动着一颗天生内向、忧郁、极富感受性、诗人般的心灵。这种美善的诗人气质一旦朝向人世与社会,就必然冲撞现实中的黑暗、压抑、专横和虚伪。刘宾雁的噩运甚至常常起于他的姿态、气味、手势、眼光、语音……。1957年,催促他疾步于中国历史舞台中心的,当然不只是这些个人的原因。尽管还有些模糊,不彻底,没有理论体系,但刘宾雁已经无意间卷进中国命运的漩流,撞进血泪汹涌的的历史大辩论中,其核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








在相信那些握有权力或武力的人们能够把持异议者、不同意者排除政治生活甚至投入监狱的国家里,……在我们整个“政治文化”——如果还能用这个术语的话——上留下了几乎擦洗不掉的污点。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1957年,带给刘宾雁一生坎坷的起点,还赐予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与毛泽东结缘。刘宾雁从青年时代起,就“不喜欢党对人的过于严酷和不必要的干预与压抑,不喜欢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那套舞文弄墨的做派、虚张声势、云雨翻覆的手法,与刘宾雁从马克思和俄罗斯那里感领到的深刻、庄严具有截然不同的美感。就在1957年,毛泽东擅自在刘宾雁的作品上作出批示(这种“御笔亲批”式的任意图鸦,是中国专制传统中最令人喷饭的劣迹之一):“有人(刘宾雁)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

按照毛泽东们的标准和1957年中国社会的政治逻辑,刘宾雁确实无愧于一名“极右派”(关于“左”、“右”政治派别,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已经聚讼纷纭。作为一种睥睨文明和历史、试图重建世界的学说和运动,罗伯斯庇尔、斯大林和毛泽东们确实属于激进的左派;而作为珍视传统和人性基本价值,对世界采取总体同情和不忍之心的哲学,雨果、托尔斯泰、刘宾雁们应该划归保守右派。刘宾雁希望用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来取代造反、革命和战争,正是自古而今保守主义的共同立场)。

从精神与权力的关系看,前者从来不是后者的对手(后者拥有整个帝国,前者永远是孤身一人),后者常常轻而易举地击败前者(囚禁、放逐、处决),而前者历经磨难后获得的荣耀却常常使后者黯然失色。(伏尔泰与路易十五,雨果与路易•波拿巴,托尔斯泰与亚历山大三世,索尔仁尼琴与勃烈日涅夫……)刘宾雁与毛泽东在1957年的结缘,当然不是他文学创作和精神生命的特别荣耀,却是他肩负历史理性和时代良知这一非凡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此,他头顶毛泽东强加的恶谥,亲身领教经崩溃本是体现生命尊严的简便形式,但是,他毕竟熬过来了,——他的使命未尽啊。

无论如何,刘宾雁在1957年被毛泽东们击倒在地,毛泽东从此成为中国的宙斯,而刘宾雁从此成为中国的安泰。2004年2月27日,刘宾雁在其八十寿筵上回顾自己的八十人生时,还感谢1957年,否则他将完全虚度一生。要么不知深浅,混到文革,老帐新帐一起算,“非死不可”;要么像魏巍、刘伯羽一类御用文人一样,在谎言和虚伪中度过一生,“并不值得羡慕”;要么与张春桥、姚文元一样“成为四人帮的帮凶”。刘宾雁在1957年从毛泽东手上领到一张死亡通知书,同时从历史那里获得一份特别资本。他将不再以统治者一员的地位,也不再以纯粹的“革命良心”的名义,而是以一名被逐的异端、受罚的囚徒的身份,重新体验、领悟生活,重新观察、沉思中国。1957年是刘宾雁的噩梦元年,他还发现自己“爱幻想、有几分怯弱”的天性中,原来珍藏着另一种品格,足以支撑他面对一切不测、横逆,在他从人生悲剧的序幕中,立下了贯彻始终的人生信条:在毛泽东们面前,刘宾雁“并不认为自己有罪”,甚至“并不认为自己失败了,更不认为这次失败是永久性的”。

索尔仁尼琴曾详细地描述过他被“特料人员”押解,从明斯克月台到莫斯科地铁的情况。他一直默不做声的潜伏原因是:“这些站立在两条滚动电梯上的莫斯科人,对我说来还太少——太少了!这里能听到我号叫的有两百人,就算两百人再加一倍,那么两亿人怎么办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正是在那些失去全部幸福和正常生活的黑暗日子里,刘宾雁与索尔仁尼琴被捕时一样,向自己、人民和整个专制帝国发誓:必须活下去,除了对妻子儿女的责任和爱以外,“有朝一日,我仍然能获得我失去的一切,甚至还会写出比1956年那些东西更高的作品!”








真理的精神,爱的精神,生命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若要拯救俄国,就需要这些精神的吹拂!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



从1949年到1957年,刘宾雁与毛泽东们并无重大分歧。他对斯大林主义的震惊和思考,还是间接、直觉、初步和道德主义的,他对新社会新制度中主观主义、官僚作风和特权的置疑,基本出自“革命中人”和“体制内”的担忧。就像毛泽东作为马克思和列宁的东方信徒(不能、也无必要怀疑毛泽东作为共产党徒的虔诚),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中国专制暴君和农民造反加诸其身的历史印记一样,刘宾雁作为中国“革命的良心”,与俄罗斯和西方的先驱们,也有明显的地缘和时代差异。

远在斯大林暴政出台前,1918年,普烈汉诺夫就在其遗嘱中预言布尔什维克将按如下规律演变: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成一党专政,然后演变成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初是阶级恐怖,接着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旦实施民主和自由,立刻就会丧失政权。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威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被破坏的将不是旧世界,而是祖国俄罗斯。这位“俄国共产主义之父”“为俄罗斯人的命运而痛哭”,同时“很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罗曼•罗兰一直公开支持十月革命。但是列宁对社会民主党、立宪党和孟什维克的镇压,使他极为失望。他发表公开信,对苏俄“军事共产主义”表示抗议:“新政权的领袖们往往肆意抛弃最崇高的道德价值:人道、自由和真理。”这位十月革命为数不多的欧洲拥护者公开告诫列宁,“暴力政权、特别是歌颂这类政策的拙劣文章,已经产生了使欧洲自由思想家的优秀人物如伯特兰•罗素、乔治•勃兰兑斯、阿纳托尔•法郎士与俄国革命分道扬镳的必然后果,正如法国革命的大屠杀,最终使得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席勒这样的人脱离了它一样。不管你们是否对这些人嗤之以鼻,你们都丧失了他们身上伟大的道义力量,而这种力量对于广大群众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我认为,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愿俄国革命者考虑到这一点。谁瞧不起心灵的力量,谁就要遭殃!……思想独立是人类的基本力量,谁也驯服不了它。信仰是以受压抑的信念中喷射出来的,请你们再三思考!请你们不要玩火!火会把你们吞噬的!”

在苏共垮台后仍然忠于共产主义的苏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长达一千页的巨著《让历史来审判》中最后写道:

过去我们许多人给予斯大林的活动以极高的评价,可是那时我们并不了解他的罪行。但是,现在斯大林的大部分罪行已经被党揭穿了,所以现在当列举这些罪行可以编写成许多卷书,每卷中的每一行所犯下的罪行都应该得到最严厉的判决的时候,这时,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企图为斯大林辩解并把这个刽子手和国家罪人捧为英雄,那么,这已经是无法理解的了。现在对斯大林的任何平反本身就是对党的严重的犯罪,是对党的一切基本原则的厚颜无耻的污辱。正如哲学家格•波梅朗茨所公正地指出那样:“在了解了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还要恢复对斯大林的尊敬,这意味着树立一种新东西,即树立对告密、非刑及极刑的尊敬。这是连斯大林都没有想要去做的事。他宁可去选择伪善的办法。恢复对斯大林的尊敬——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旗帜旁边树起一个精神的怪物。这样的事还从来没有过。卑鄙无耻的行为曾经发生过,但我们的旗帜仍然是纯洁的。在这旗帜上写着:‘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旗帜旁边站着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都是有人类弱点的人,但是他们都是人。关于他们可以用马克思所喜爱的谚语来形容:‘我是人,人类的一切对我都不是隔绝的。’斯大林如果要再和他并列在一起,这就意味着玷污我们的旗帜。”

同属纪实性文献,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对专制、暴力、苦难和罪恶的作证,其立场的彻底,道德抗议的纯粹和历史洞察力,与同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苏俄作家们相比,明显带有半中国历史环境的印记。在同样险恶的环境中,俄国的良心写作一直保持着“男低音和女高音”天作之合的纪念碑式的完美。卡拉万斯基的《请求书》、尤里•艾亨瓦尔特的《刀刃之上》、阿马利里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娜杰日达•曼杰施塔姆的《严峻的历程》、瓦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河的故事》以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都是无愧于俄国苦难,坚持救赎的传世之作。

应该承认,既是以俄为师的革命,与毛泽东们至死只能以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自封一样,包括刘宾雁在内的所有中国革命的良心人物,都不可能达到俄国先驱们曾经达到的境界和高度。同理,中国所有现代自由、民主派(包括艺术先锋派们)也无法摆脱邯郸学步的无奈和尴尬。也许,只有当西方和俄国的经验与教训在全世界成为常识并与摹仿效法者的经验融为一体时,中国和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宿命,才可能解除,人类才可能告别支配了世界几百年的野蛮、愚昧、冲突,战争和浩劫。

无论按照西方资本主义还是苏俄社会主义的标准,中国都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属于迥然相异的文明形态,中国的劣势和落后一目了然。然而,中国在照抄、照搬西方和苏俄过程中,必然呈现出人类历史不断演化、进步的伟大法则:精神对权力的抗衡,自由与暴政的对峙,人类最柔弱、最无形的心灵力量必须在不幸和罪恶面前表达自己,从而使自由、真理和幸福成为世界性事业。正如毛泽东竭尽所能要“天才地”把马克思发展到“顶峰”一样,刘宾雁也听从良知和命运的召唤,在毛泽东生前死后坚持对重大善恶是非的追究,不容忍历史真相与暴君同入坟墓。

刘宾雁后来在中国发出的声音,明显带有俄罗斯历史沉钟的回音,但却有独创的节律、色彩、气韵、旋律,人类救赎精神在东方的伟大心跳,风断云续、垂天而降的天籁之音。








呵,俄罗斯!

你遭受了多么可怕而沉重的罪孽!

恶毒的谎言使你在审判的深渊里显得抑郁沉重,

你被刻上了奴役枷锁的印记!

——【俄】阿里克谢•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



1958年,刘宾雁和全体右派堕入地狱后一年,索尔仁尼琴刚刚摆脱政治苦役犯和癌症患者的双重苦难,对莫洛托夫等斯大林分子被逐出权力王国、却以“退休金领养者”身份逍遥于法律和道德的清算之外,深以为忧:



在二十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翻的旧帐”。我们应该公开谴责宣扬一部分人可以惩治另一部分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做声,把它驱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等于从下一代人的足下挖掉任何公正观点的基石。



这正是刘宾雁在二十二年间逐渐成形的思想。

刘宾雁和上百万右派人士二十二年间承受的苦难和罪恶,首先是一桩严重的道德犯罪和历史犯罪。如果任其在中国社会里埋藏发酵,对罪魁祸首毛泽东不予道德清算和历史审判,就不仅对不起蒙受了无数冤屈痛苦的人们,而且保留着继续镇压思想的恐怖权力,预示着中国的噩梦还在继续。

1986年底,刘宾雁与许良英、方励之向几十名著名右派发出一份“1957年反右运动学术研究会”通知,呼吁对三十年前那场政治屠杀展开严肃调查和讨论。由于邓小平的直接干预和钱伟长的告密,会议没有开成。刘宾雁在中国北方和南方与史学界、理论界、文学界、新闻界和大学生进行了上百次座谈。偌大中国,千古奇冤,几乎剩下刘宾雁一人奔波道途,形单影只,成为1957年反右运动孤单而英勇的公诉人。

1986年9月13日,刘宾雁在黑龙江大学“请问在座的同学们”:


你们对于1957年反右派运动知道多少?知道中国打了多少右派吗?用什么手段打的吗?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它和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关系?


然后他对那些不在场却时刻监听着他的人们问道:


1981年就有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还是少写为佳。”这纯粹是妄想!有哪个人的意志能决定历史的进程呢?反右派运动要写上五十年!


1986年11月21日,刘宾雁在天津南开大学发表演说,得出与当局截然不同的结论:


1957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反右运动,不是打了几十万或者120万、200万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机遭到一次致命的——假如不是说是毁灭性的——摧残。


1986年11月27日,刘宾雁在南京大学要求大学生们关注国事,记住1957年:


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那场悲剧本身是闭幕了,但余音绕梁啊!……大学生在任何时代都是旧秩序的掘墓人,是一个民族唯一的希望所在!



对1957年反右运动的评价,使刘宾雁与邓小平们发生巨大分歧的重要原因。在邓小平们看来,反右运动绝大多数当事人已经平反(留下“扩大化”的余地),即使不需再高呼“圣主英明,皇恩浩荡”,也应当知足了。对于坚持“唯物史观”的人们,任何历史现像都无需进行道德评判,无论多么惨痛的悲剧和不可宽恕的暴行,都是可以撇开不顾,可以进行交易的政治筹码。一切都会过去,唯有目的永存。他们并不想、也不能否定毛泽东们的丰功伟绩和伟大使命,他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利用他们在文革中的下台经历获取新的统治权,而把毛泽东们由于历史条件、个性、风格、手法失当而没有办好办成的事情办下去。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宪法和党章何以至今充斥着对苏联和中国人民犯有滔天大罪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幽灵;毛泽东还继续窃据着天安门广场和城楼上使世界瞩目的位置,窃据着成亿中国人拥有的天文数字般的人民币纸面空间;何以毛泽东在精神上有如此强盛的繁殖力,中国社会至今对毛泽东们厌恶和否定过、中国人最亟需的自由、民主、人道仍然怀着如此令人绝望的无知、鄙夷、诋毁和仇视!

人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相信人性本善,对人类永恒的善性怀抱着感动、赞叹和敬意,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里,生命及其自由、尊严、高贵和神圣是不可动摇不可背逆的最高原则和终极目的。这类人对专横、暴力、阴谋、杀戮、欺骗、奴役本能地反感、厌恶,并且不可让渡,不可推诿,不可避免地起而反抗,即使需要把一切典押给苦难、孤独和死亡。另一类人在一切方面都正好相反。

刘宾雁与毛泽东、邓小平们不仅属于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甚至属于不同类型的人类。右后者看来,1957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数以万计的右派分子即使含冤蒙耻,伟大的战略目标本身也是不可谴责的。即使从历史功利出发,刘宾雁也与1957年反右运动始作俑者们有着大不一样的结论:“反右派运动给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的伤害是致命的。从此,知识分子和干部将只有极少数人有勇气对党和政府提出批评。党组织腐败的倾向,党中央和毛泽东错误的决策、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将畅行无阻。党内与社会民主将不是逐步扩大而是不断缩小,直到实行法西斯专政。继1958、1960年人为的经济大灾害而来的1966—1976年人为的政治浩劫,将使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并在1976年以后漫长的时间里继续咀嚼苦果,为每一步缓缓的前进,付出昂贵的代价。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来源于1957—1958年的反右派斗争”。

1957年反右运动奠定了共产党一党独大、毛泽东一人独裁的局面,塑造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基本特征。这一年,也成为刘宾雁在中国大难来临之际,独自吶喊独自悲歌的苦难开篇。从此,刘宾雁的“革命的良心”破碎支离,毛式共产裁判所把他判定为永远的异端。

1956—57年度在苏俄和中国发生的事件,对这两个共产极权社会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苏俄经过四十年的革命、尤其斯大林四分之一世纪的残暴统治后,人道和自由的信念开始复苏,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制度和历史道路的抉择面临前所未有的反思,民主、法制、基本人权在斯大林及其同伙退出历史舞台后开始要求得到起码的尊重。俄国一千年的东正教救赎传统、三百年面向西方的正面经验、俄罗斯知识界一个世纪追求自由、人道和真理的伟大精神遗产,以及无辜、淳朴、两手干净的俄国人民,已经不能继续容忍远比罗曼诺夫王朝和所有沙皇更为暴虐和伪善的政权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是命运安排来履行俄国历史良心的共产党人。然而,即使在拥有如此深厚、强大自由传统的俄国,自由对奴役的胜利,仍然要在斯大林主义被埋葬三十五年后才会蹒跚而来。

中国却在那个年度灾难性地转向黑暗。毛泽东还有二十年时间,在中国全盘推行斯大林主义,并且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鞭尸”后总结出两条“教训”:一、发动一次又一次党内斗争,清除掉中共的赫鲁晓夫;二、发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把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劫持到中国特色的暴政中来。

这个年度,既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和两千年东方专制主义的大复辟,是斯大林主义的幽灵在中国的复活,又是登峰造极的毛式共产极权主义的恐怖元年。

四十年后,刘宾雁“仍然相信,如果毛泽东不在1957年和1958年两次发狂,中国绝不会是一个今天这样穷困和落后并且危机四伏的国家。然而,毕竟是中国人民允许甚至欢迎过毛泽东把他们一步步引向一个又一个灾难!”殷忧启圣,刘宾雁在这个年度的出场,命中注定他将与人民一起经受磨难,走向觉醒,迎接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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