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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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重复错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与中共的对台之谋

单赵子

 

一、对于中共,美国一直在重复着错误

二零零二年初(二月下旬),乔治·W·布希,美国第四十三任总统,在他上任的第二年即访问北京。期间,他有意识地接近即将接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想进一步了解胡的个人背景,以摸清中共新一代“湖底”的秘密。于是,布希选择了到胡出身的中共清华大学做演讲。可以说,布希的北京之行就是一次专程的“探湖”之旅。而在此之前(二零零一年),布希的决策班子已专门邀请胡锦涛正式访问了美国,以图近距离观察胡的个人作风,借此把握中共的可能走向。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了解、认识并掌握某个关乎美国政经安全与国家利益的他国政要或政权领导人的个人性格、作风、背景,等等,这些有关他个人的情况,真是太重要了!因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和相关决策的制订正是由此而来。仅就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制订来说,就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共领导者(毛共一世)毛泽东个人的多次近距离的接触与了解,以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与中共实权人物邓小平的“美中友好”交往,这两次经由对中共领导者个人性格、出身、嗜好等等针对性强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所制定的政策,事实已证明,它们都是错的。然而,始终相信个人魅力和风格会主导施政和决策的美国,竟沿着其长久形成的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及惯性,不能对其已证明错误的对外政策,比如对中共的政策,果断做出调整,而使继任者继续重复前任的错误。杜鲁门之于罗斯福,詹森之于甘乃迪,卡特之于尼克森,都重复了对中共政策的不断的错误。今天,连任第二届的乔治·W·布希仍在重复着他的父亲乔治·布希总统和他的前任比尔·克灵顿总统在对中共政策上的不断的错误。比如,他对中共总书记的这位继任者胡锦涛的个人的兴趣竟完全超过了对胡锦涛背后的胡所“服务”的“中共”这个政权的兴趣,错误就此开始。

布希总统和他的决策团队直到二零零六年的春天,也就是在布希连任第二届总统已经是第六个年头,而胡锦涛接任中共总书记的第五个年头时,他们还是在试图摸清“面目模糊”“让人捉摸不透”的胡锦涛的个人情况及其心中所想。当然,布希总统和他的决策班子已为此产生了相当的无力感,乃至出现了失去方向的迷茫。

从二零零一年以来的美国政府公开并实际执行的多个前后不一的对中共的外交政策中,即可看出其中的矛盾与无奈:“战略对手”、“竞争者”、“建设性合作伙伴”、“接触并扼制”、“既非朋友又非敌人”、“利益攸关者”,等等。这些决非是明晰且强有力的对中共外交与战略决策,而是相反,是在中共有意诱导与迷惑下的被动跟进,自我抵消,可谓是当今美国国家对外决策中的最明显的分裂。

严重的是,决策错误导致的还不是另一个错误,而是巨大的悲剧,且重复的决策错误导致的是悲剧的不能终止。自一九四零年代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在中国,在亚洲,十数亿人的被奴役,数千万人的被迫害致死,近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几十年陷入地狱般的邪教暴政集权控制下,这一切悲剧的发生与持续,都是由于本应负起责任、制定出正确决策的正义力量一方的代表──美国政府,未能认真负责并在一种绥靖主义的惰性之下,草率从事所导致的人类史上最大的人道灾难!因而,美国政府也犯下了人类史上最严重的道义渎职罪。

在此,笔者需要严肃声明:我们在这里最严厉地向美国政府发出批评,并不是在漠视和遗忘那一批批为解放被压迫的人民、为保卫自由世界而牺牲在各地战场的美国士兵,而是相反,我们对他们的智勇与忠诚,还有他们基于同为神的儿女的友爱与奉献精神,充满了敬意。

今天,最后的可作赎罪的机会已经出现──中共正在崩溃──慢动作倒下。一九八九年“六四”后,中共各级官员已魂飞魄散,而一九九九年的“五八轰炸”已使中共“别无选择”,只剩下了“发动核战”这最后的“熊招”,这些年来,北韩的核讹诈“作为”,其实正是中共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核战略”的预演。可惜,美国政府和西方世界在“利益”的迷惑下,在中共这个超级邪魔强盗的威吓下,竟怯懦地放弃了可以挽回他们“以自由战胜暴君”的自由之国的道德形象的这次机会,让中共──今日世界上最邪恶的暴君之国的历史再次蔓延,而不是果断制止它!作为因“波士顿倾茶事件”(倾倒来自中国──虽然是在满清统治下──出产的茶叶)而获独立的自由之国──美国,有责任和义务伸出她帮助中国人民摆脱专制奴役的道义之手,实现诺言,正如她当今的总统所宣誓的──对受难和被压迫者决不会袖手旁观。

然而,不幸的是,美国在对付集权专制力量尤其是对付中共的自由事业中,总是那么犹豫不决,瞻前顾后,贻误战机,把到来的机会不是留给自由世界而是拱手送给敌方!最后,当不得已时,比如二零零一年“九一一”发生后,就采取过去的老办法──“恃强悖弱”──找那些低级的专制邪恶小暴君予以打击,而对于在背后支持这些低级邪暴予其精神和物质的后台老板──中共,竟还得笑脸相邀“共同反恐”,可谓人鬼不分,自乱阵脚。也许,这将导致人类在二十世纪经历了最大的悲剧之后,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还要接着再经历另一场更大的不幸──它不是外来小行星的撞击──它是人类之间大大小小核子武器的撞击──全面的核战!中共军方──中共政权的主要支柱及其统治意志所在(谎言和暴力是中共统治两大支柱),自一九九零年代以来已经多次公开或半公开地发出他们这样的核讹诈战略叫嚣了。中共已有的核讹诈战略意图是──让北韩(还有伊朗)发起核战宣传与核讹诈在前,将自由世界步步引向核战边缘,最后必要时其实际执行者将是它自己,其意志即为:不惜与美国及其“自由世界”同归于尽!

在二十世纪下叶的“冷战”期间,美国未能果断阻止中共发展出核武能力,这是美国和自由世界所犯下的最严重最致命的战略错误!今天,美国正在自取其咎。此刻,我们不禁回想起蒋介石先生的睿见:“(美国)对共党放松警觉必将造成悲剧”(一九六四年)、“(美国)应在大陆中共未完成核子投射系统以前,对其予以消灭”(一九六五年)、“应组成以美国为首的反共联盟;美国不能退出亚洲,应当注意中共的阴谋;主动摧毁中共的核子装置”(一九六五年)、“只有消灭中共才能消除(世界)核子大战”(一九六八年)。

所谓“纵虎归山”,贻患无穷,美国对中共错误政策是也!悲剧的制造者,首先是美国政府。

回顾中共自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建党并建立政权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可以发现其颇显特殊的历史轨迹:虽屡遭挫折,却往往化险为夷;虽屡陷绝境,但又总能绝处逢生并苟活壮大。南昌建军、突围长征、西安事变、重庆和谈、朝鲜战争、毛尼会晤、八九民运、苏东瓦解,等等。在这些紧要关头,总是中共转危为安濒死而再活,到了今天,它竟可以在世人面前聒噪起什么“和平崛起”了,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

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然而,美国政府和自由世界,在对中共的“知彼”上,确是只用心在“知人”──了解其领导者个人的特点,以个人认识整体,以个性代表政权,其最终就是:其人不知,其面不知,其心也不知,其对中共政权更不知。这是因为,中共根本就不是一群“人”的“集体”,它不是“山头”,不是“河流”,更不是一片“湖水”,它是“一团邪气”,是突破了人类文明和道德底线的人类所前所未有的邪恶政权!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政府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竟轻信了一些西方左派记者和职业外交官的对中共领导人的单面印象,做出了“中共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尚具反苏倾向的中国式民主政权”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判断。当一九三六年秋,身着粗布军装的毛泽东对斯诺说:还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他就是一个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和门罗主义的坚决的拥护者的时候;当一九四零年代,毛泽东对美国政府派来的外交官谢伟思说:你们应该让来华美军个个成为民主的活体广告的时候,斯诺、谢伟思们显然将对毛的个人印象变成了对中共的印象,进而成为美国政府对中共制订决策的主要依据来源。

一九四五年秋,由美国方面促成的国共重庆谈判并达成《双十协定》,可谓是美国政府对中共的认识错误下所导致的一次严重的政策错误:“毛──代表中共;蒋──等于国民政府,毛蒋会晤就是中国和平的开始!”这就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对中国所犯下的最不能原谅的政策错误!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悲剧是始于一九三六年的“双十二西安事变”,那么,这个悲剧本可以在十年后阻止它的继续,然而,这个悲剧竟然被放行了,放行者就是美国政府,一个口头上宣誓捍卫自由民主价值观而行动上却只以胆怯、敷衍、绥靖应对的华而不实的政府。

重复的错误,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延续到了一九七零年前后的尼克森总统频频派员并亲往北京会晤──实际正是上了毛泽东的圈套。此后,就是卡特总统中“小平之招“而“弃国投共”,终让中共度过文革后的生存难关,而步步成为今天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头号威胁。当年,蒋宋美龄女士就曾敏锐地指出美国政府数十年间错误连着错误的对中国政策。如今,美国反恐政府,又在犯着贵族青年式的浪漫与幻想症,竟欲与中共统治者保持“恋爱关系”而期望“终成一家”,等待中共在“经贸开放之下政治上会和平转变”,此可谓是西方和平演变中共的“红楼梦”了!

对于中共,对于中国,一百年来,美国政府就是如此误判连着误判,错误接着错误,后任政府重复着前任政府的错误,在误判和错误里不能自拔,以致让专制邪魔窃笑不已(他们已经窃笑了半个多世纪了),而令爱好自由的人们痛心失望。



二、对于中共,国民党始终在一厢情愿

再说国民党。在二十世纪上叶,如果说美国政府和西方世界是在以科学主义的尺子,单方面丈量中共的外表尺寸──给中共“看相”的话,那么,中共的生死对手中国国民党却是在一相情愿地给中共“测八字”──陷于中国传统的国情认知框架中,将中共仅视为中国历朝历代不断发生的那类地方祸乱现象,故称之为:共匪、赤祸、朱毛封建割据、长毛贼、乌合之众等等,把中共草率地定位于匪、祸、割据、贼等,甚至还将“朱毛”(朱德、毛泽东)等同于中共政权,完全忽视了中共产生的背景及其政权的特殊来源和它的性质;进而又据此制定了对中共的政策──中央政府对“地方叛乱”的军事围剿或政治招安,即将中共尽快以军事手段加以“剿灭”。这个“政策”只看到了拿起刀枪的中共,却没有看到比刀枪更危险的中共的“思想”!显然,国民党是没能清醒认识到自己正在与一个前所未有的邪恶势力作战。

实际上,“国共之争”是一场历史上罕有的正邪大较量:将决定中华民族是再复兴还是再沉沦;中国是“实现民主与自由”而再生,还是“沦落于共产集权与暴政”而死亡。在这样一个至关国家存亡民族兴衰的危急关头,如果中国国民党能有清醒的认识,竭尽全力地进行一场政经、军事及学术思想的世纪大决战,如此,中国必将会有全然不同的命运。然,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暨中国国民党本有机会借势发动这样一场世纪大决战,却由于掉以轻心,反为中共一方利用,转而成为中共舆论和军事取胜的契机。期间,虽有蒋介石先生有所明察与锐见,但也未能在国民政府里和普通知识阶层中形成共识,从而拟定出正确的对中共的决策,待到蒋公发表《中国之命运》时,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之咽喉,实已为中共所扼。而至此,蒋公尤不察,国民亦不明。哀呼!吾整个中华大陆只有在上苍悲悯的注视之下最悲惨地沉沦了!此正“中共统治,万劫不复”矣!


西安事变与蒋公的未悟

国共之间长达八十余年(1924 ──2005 )的较量史,大致有五个关节点: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一九四五年的“重庆和谈”、一九八七年的“开放探亲”、二零零五年的“连宋登陆”。其中,以“西安事变”和“重庆和谈”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后果最为严重;而只有“开放探亲”于国民党一方具正面意义。

一九三六年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最大转捩点。自进入一九三零年代后,国家情势日益紧迫。一方面国民政府艰难建国;另一方面北俄东倭交相侵略,渖阳“九一八”,日寇挥刀开始发动侵华战争,而中共在共产国际和苏俄支持下公然僭立背叛民族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犹如一枝毒箭射向民国肌体。在这腹背受敌之时,是同时拨明枪避暗箭,两顾不暇?还是退而先除毒箭,避免惨遭内伤?如此重大关头,国民政府及蒋公诸人,竟再次失察无悟,又把机会丢给了中共,可谓惨痛!

就’西安事变”本身来说,今天看来,它是由苏俄与中共统战人员于幕后(潜伏于东北军、西北军及国民政府里)鼓动与策划,由张、杨武装绑架了合法国家首脑(张、杨其罪已不可赦)。期间,逃脱北窜苟延于陕北延安(此地距西安不过二、三百公里)的中共苏维埃异族傀儡政权,在其主子苏俄史达林的直接指挥与遥控下,摇身一变,扮演成“中间调解人”,大行巧言令色蛊惑世人之能事,左右了“事变”发展的方向。“事变”最终是正向转还是负向转,本应是取决于南京国民政府和蒋公的决策与选择的,可惜不幸的是,蒋介石先生竟被一群思维狭隘、目光短浅、识见疏陋的“南京来的人”,给簇拥着凄凄惶惶“东南飞”了!历史的机会就这样随意地丢给了中共──终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遭殃受到邪恶势力的祸害。

显然,国民政府和蒋公是一厢情愿地相信了中共的“承诺”:“取消苏维埃政权、放弃阶级斗争、接受改编、共同抗日”等等之类的欺骗和谎言。在此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生死悠关的关键时刻,国民政府却只以传统的历史眼光作判断,只以个人性命的安危与局部利益的考量为依据,任随苏俄和中共黑手深入国中,而不是“痛而思深”──将此事件的发生作为深切的教训,及时反省,转为国家政治战略的新起点,以宽广的视野和超常的思维,将被动的“事变”随即改为主动的调控,并从此高度警惕中共,如此,倒尤不失为塞翁失马。比如,蒋公本应借此“被扣西安”之机,拒绝离开,索性留在这“长安”之地不走了!同时,再坚持将西安设为“全国战时行辕”或“战时首都”,于此战略纵深地带,外御日寇,内防中共及其红色代理人,则国家长久被动的局面必会因此“意外之举”而大获改变(向好的方向),中共也必不能再兴(起),中国也必不会再分(裂),反而会提前一个世纪实现全民族的复兴。这样一来,中共就唯剩北逃苏联的穷途末路。于是,二十世纪里,花花公子张学良也就成不了“当代吴三桂”,湖南宵小毛泽东也就当不上“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毛共一世”了!

可叹的是,七十年后的二零零六年,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竟有多位网友发帖子建议“迁都西安”(也有建议迁南阳、襄阳一带的),赞成者极多。这真是:

七十年前临潼劫,三四方面俱悖惶;原是天意再点化,未悟蒋公可惜人。

成竹遥寄石头城,借机久留长安地;只因未能迁都西,方生无限遗民恨!



关于民国的“定都”

今天看来,西元一九一二年推翻满清帝制而成为亚洲第一共和的中华民国,其将临时政府的首都设于南京,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民国的动荡不定,播迁转进不止,实与定都不确有直接关系。乃一国之立必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乃一国之中必先定都,都安则国定。“定都”不是军事,也不是家乡观念的产物,它是国家政治战略实施的起点和中心支点,所以,它首先是属于政治与学术的问题。

中山先生尝言:革命之根本在求学问之深且闳。可惜,国民政府在“定都”上未能有深入的学术上的探讨及在政治战略上的全面规划。其实,早在二百三十余年前(自一九一二年起上溯)的清初,民族思想家顾炎武就对未来汉族复国后的“定都”有过学术上的初步探讨。从他所作的笔记文章暗示中,他锺意的正是今日陕西西安及附近一带。他写道:

尝谓人曰:遍观四方,惟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而华阴绾毂关河

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

不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孙静庵《明遗民录·顾炎武》)

事过境迁,物是人非,数百年前的观点未必全然适合今日的现实,不过,其中的道理大致不差。就“定都”来说,北京的鞑子气,南京的金粉气,已均不适于作新生的民主共和之国的政治首都。相反,这两处地方,都是应该渐消其“帝王气”,而只留其“文化气”,以作“文物古迹”者。然而,二十世纪的百年史,是往坏处坠落的发展史。国民政府竟一相情愿地选中了“金粉南京”作 首都;而窃取大陆统治权的中共又逐满清腥膻而往,直入集聚了千年罪恶渊薮之地的北京,作了其伪政权的“赤都”。于是,整个中华大陆变为罪恶丛生的土地,沦为人间的地狱。中共象极了满清,又恶过了满清。(有网友称中共为“后清”者,但这还不是中共真相。)



重庆和谈是啜泣哀痛

历史,就是机会的来临或失去。“西安事变”发生将近十年后的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历史的天平再次向中华民族正义事业的一方──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代价的中国国民党倾斜,但又是不幸地,鬼使神差般地,使国民政府再次一厢情愿地接受了美国政府的错误“建议和调解”,相信可与中共“合作建国”,“组成联合政府”,向已呈坐大之势的毛共首领毛泽东连发电报,邀其赴渝“会谈”,签定所谓“双十协定”。此着竟使中共顿可与国民政府平起平坐而可行欺骗世人于无阻矣!国民政府与蒋公一厢情愿伸向毛共的“和谈之手”,竟是将“胜利果实”轻易付于对手,可惜可叹,可痛可惜!“重庆和谈”不是“庆祝和平”,是“啜泣哀痛”,是国民政府自陷国家于完全被动、终陷人民于涂炭的政治自戕!

“重庆和谈”之前,国民政府也一厢情愿地相信了苏俄史达林──它是欲灭我中华奴我族人的沙俄的最阴险恶毒的继承者──的欺骗许诺,而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自中奸计,自上圈套。随后,数十万国家精锐之师(国军之“远征军“主力)竟被轻易引向了东北战场──苏俄与中共联手设下的战略陷阱。从此,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即陷入了步步被动,求生存而不能,致使大陆沦陷敌手。此正是:与盗贼谈双赢是自作盗贼,与恶魔谋和平是自取灭亡。



三、天佑民国



  民国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中共窃国政权于北京粉墨登场,擅改国号,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而国民政府于该年底被迫转迁台北,实也天意在此。

民国迁台,蒋公主政。历经多次惨痛与教训,蒋公已有所悟,如他在日记中写道:“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只要保住台湾,我就可以用以恢复大陆。”台湾者,留华夏一脉而作承祧之“挪亚方舟”也!中华之不死,民国之再兴,此若非天意又为何?

事实上,中共一方的部分成员对于国民党暨中华民国可据守台湾而安渡危机,似也有所幡悟,如军方和解派代表人物,中共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中共军队作家刘亚洲(二零零四年升为中共空军副政委,中共现政权的“国策”参谋,他于一九九零年代以来数次秘访台湾),在其《金门战役检讨》长文中就“神风”──徘徊海上的国军主力胡琏部突然登陆金门增援守军,以及此役前后所出现的有利国军的天象与异常,而明了醒悟此为“天不灭国军”──“天佑中华民国”者也!

只三十年一代人的经营建设,国民政府现在地的台湾,竟真成中华复兴之基地,蒋经国先生所言之“毛共垮台后唯一能够治中国的就是国民党”竟将趋实现(按:但已非今日之台湾中国国民党,当是重新崛起的、包括现存台湾国民党在内的真正的全中国国民党)。

二十世纪国民党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奠立之最大功者,前为领导推翻异族满清统治的孙中山先生;中为坚持反共抗俄的蒋介石先生;后有于民国七十六年西元一九八七年决策“开放党禁报禁”的蒋经国先生。(经国先生于该年即对党内同人道:“天下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此“开放党禁报禁”举措既施,中华民国之台湾顿为民主大海湾,而中共控制下之大陆即成专制小堡垒矣!台湾是为民主不沉之母舰,大陆则成暴秦将崩之阿房。此为自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国共开始公开决裂六十年后,中国国民党一方终于以正压倒了邪,真正处于了上风,站在了制胜的道义高地而可蔑视已趋末途之中共矣。(经国先生之后,李、陈主政,此又是历史从“反面”巧作布局,意锻炼民主之岛于纯青,打造自由之舟于坚固,而待马跃中原驰入大陆也!)在今天的大陆,相当部分的官、民私下里已有了“台湾的(民主化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民主化的)明天”这样的共识。

然而,在台湾国民党终将影响大陆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也决不是一帆风顺,可轻易实现的。八九“六四”,中共在躲过“文革”难关后,再度面临生存危机。此刻,主政台湾的李登辉先生,误判中共,以为中共仅是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已,便轻率地自我降格,放弃已处的道义高地,与中共频作接触,枉开谈判,疑等中共“理性复归”,却不料又一次重蹈“一相情愿”之覆辙!正若有识者所料,中共寻机搅混局面,强推李入独派阵营,以大陆“民族主义”作对抗民主潮流及绑架大陆民意的精神武器,成功分化台湾国民政府领导层,瓦解国民党泛蓝阵营,于此种种,都让中共度过政治危机而可继续欺骗苟延于世。

今日,中共又扔出“经贸”圈套,欲借连宋之手,套牢马主席,牵住马英九,将其栓牢在台北市中,以妨其有可能“跃马中原”,抵挡台湾可能刮来的民主“台风”。中共此计如故,当该慎防。



四、胡温及其“公关秀”



  国共“重庆和谈”六十周年之后的二零零五年,中国农历的乙酉年,此为“晨鸡一声,其道大衰”!历史似乎又再轮回,国民党泛蓝领导连宋(宋楚瑜一生大部时间服务于国民党)接连登陆,在北京上演了又一幕“国共和谈”。此次国共“北京和谈”,倒还真有一点当年国共“重庆和谈”的影子,只是“北京”已不是“重庆”,历史也不会完全重复。如果说蒋毛的“重庆和谈”是一场“真剧”,那么,二零零五年的胡连“北京握手”则是一幕“假戏”了。

连战、宋楚瑜均是在台湾两次大选的失败者,且宋楚瑜还是脱离国民党自组所谓信奉三民主义的“亲民党”的党主席,可谓不伦不类。而连战虽还是台湾第一大政党国民党的“主席”(二零零五年八月被推为“荣誉主席”),但已仅是一位在野党的领袖而已。所以,连战既无当年蒋介石背后民国政府正统的威权,也无能力象当年据守台湾、奉明朝为正朔的郑克爽那般,可举整个台湾而降满清。因为他已没了那种对台湾统治的绝对王权(南明永历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成功表辞,仍用“招讨大将军”号,以忠明朝。至郑氏收复台湾,始称东都明京,后又称东宁,虽未有“王国”之号,但却具“国王”之权),连战只是多少有点郑氏的影子而已。

今天的民主台湾──中华民国的现在地,已是实现了政党轮替的民主之地,她的自我调节能力已使任何一党的领导人,只能做民主社会的公民,而再也不能当受招安的“国主”了!连战在大陆(二零零六年四月)“宣布”的“大陆为‘王国’,台湾为‘重镇’”之类,只是他喝了中共的茅台酒后自我献丑的政治玩偶滑稽相,也正证明他政治观念的腐朽、个人识见的浅陋及人格的怯懦与卑微。连战们在中共统治下的北京的言行,也是他们民主之魂已丢、民国之魂已失的直接证明!

于是,不到一年之中,公子哥儿、贵妇美人态的连方夫妇接连“访问”北京,先后两次被中共“邀”进中南海的瀛台“餐叙、夜宴”。此时受宠若惊又乐不思民(国)的连方夫妇,大约已完全为中共“迷(局所)惑”,成了中共“统战宴席上的醉鬼”了。中共选择瀛台“宴请”来自台湾的过气在野党魁,是颇含用心于其中的。“瀛台”者,众人皆知此为清代末年慈禧老佛爷幽禁清廷名义上的主子光绪帝之所,却不一定知这“瀛台”之名含义所来——明代时此处名“悖台坡”,“悖”就是“跃”,“悖台”就是“跃台海而控之”、“瀛取台海主动”,如此用意尽含其中矣!

当然,现今中共高层决策者似已放弃被动的对台动武的首先打算,而着意于“武吓”下的“文攻”,采取“以经贸锁控台岛,以党争扰乱台北”这样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围控台湾的“主动”之策。诱连战登陆,即为中共对台“新思维”战略的重要一着,并试图以此一着为饵,将台湾这只经贸、技术与亚太战略巨舰钩紧在它专制中共的大陆岸边,最终作为“中国崛起”的东侧踏板(西侧为中亚诸国及俄罗斯,即所谓“上海合作组织”)。二零零六年四月,胡锦涛访美期间,其作为“礼物”送给布希总统的丝织《孙子兵法》,可看作这正是中共这种对台“新思维”的一份特殊的“说明书”。当然,中共选择对台“文攻”策略的前提是:美国若带头阻扼中共战略的实施并将导致中共政权欲全面崩溃时,美国将承担爆发“全面核战”的代价。也即,要么你让我“文取”台湾,要么咱们核子大战同归于尽!

现在看来,乙酉年台湾国民党高层能接受中共的“邀请”接连登陆,而与中共“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其大致是基于对“中共已变”的判断──这当然是误判!认为今天的中共已非历史上坚持暴力革命的那个中共了,今天的中共已自我演变成了类似于“社民党”那样的政党了,而且中共也在与国民党趋同,向三民主义靠拢,等等。二零零六年四月间,随连战再次来北京的多位国民党高层官员如张荣恭之流等就曾公开(如“作客”中共 CCTV)这样表态:国共两党在趋同化!可以说,连战的国民党高层也是在把胡温当成了“中共政权”,并且只汇集了中共大陆沿海和大城市“改革开放”样板的表面(甚至是虚假的)资讯,以及部分赢利台商(实为中共所统战了的)带回的资料基础上,所作出的“中共已变”的判断,这仍是在重复历史上国民党对中共的一厢情愿。更为可惜也更让人着急的是,为海峡两岸民意所期待、于二零零五年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先生,竟也多次声称当今的胡锦涛已与他的前任们有所不同,已有所改变,云云。直到二零零六年七月,马英九访问日本,他仍一厢情愿地说,海峡两岸的统一要等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倒是东京都知事石原当面提醒马英九:中共不瓦解,中国大陆不会实现民主化!

的确,如果我们将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刊出的当今中共高层政治参谋、公关顾问郑必坚的“《中国共产党在21 世纪的走向》”,其中所写的“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中国共产党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这些话,同共产党的洋教最高经典《共产党宣言》中的核心之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有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两相对照,甚至可让人得出中共已不仅是“改变”了,而是已经“背叛”了(《共产党宣言》)。

然而,中共果真将如郑必坚所言的这般吗?其实,以共产党的邪恶与暴力的本性,郑必坚的所言只是中共又一次对国际社会的巧言欺骗,就如同当年毛共一世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花言巧语一样。只不过,这一次它的“论述和词藻变得温和雅致”了,又涂抹上了一层当代盛行的“政府公关”的色彩。中共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西方引入了“现代公关理论与实务”,在对其传播施加限制与控制的同时,中共高层却逐渐接受、采用了这一极具时代特征的实际上有游说、影响和“宣传”功能的新手段,作为其实施国内外舆论欺骗的重要工具和方法,而至胡温“上台”,中共的“政府高层公关”的运用和发挥即达到了高峰。胡与温可称得上是中共现政权“公关部”的“实任部长”和“总设计师”。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作《把目光投向中国》演讲,在国际公开场合首提中共欲“和平崛起”。此篇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修饰的“和平演说”,可谓精彩!三年多后的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胡锦涛又在美国耶鲁大学作《中国的和平发展》演讲,算是温家宝《把目光投向中国》演讲的姊妹篇。胡锦涛在这篇约三千字的演讲稿中和平、和睦、和为贵等“和词”,就用了约三十个,可谓是“最和平的演讲”。

其实,胡温他们这样在国际上频频朗诵出动听的“和平之歌”,作出“最和平的演讲”,正是他们在做“国际公关实务”!而他们在国内时不时演上的一把“亲民秀”,耍一耍的“和谐腔调”,就是“国内公关”了。毫无疑问地,胡温的这些公关实务,其实就是中共在新条件、新环境下的“阴谋公关”、新式诈骗术而已!对国际是毒谋;对国内是“谋克”;对台湾是“谋取”。这就是胡温“公关”背后,当今中共的真实“走向”!



五、中共的“事业”是盗贼和骗子的事业



作为一个始终迷信暴力和谎言的邪恶魔体,中共坚持其马恩列斯毛意识形态及其集权专制暴力体制,这就注定了它除了倒下死亡外,不会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或具备改恶向善、自我更新机制的特性与可能的。中共表面上的一些看似有“变”的做法,其实都是为了它统治稳定的“不变”而玩弄的花样。

从近几年来,中共对控制下的大陆人民的残酷镇压──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虐杀蹂躏、对失地农民维权活动的血腥恐布、对政治异见人士的逮捕骚扰、对新闻舆论和网路媒体的钳制与监控等等,就可知其所谓“对内谋求和谐”,不过是公开的谎言罢了。

自中共组党建政以来的八十余年间,海内外的研究者一直缺乏对中共政权性质的深入研究和深刻认识,将中共及其政权作为“正常的政党”和“正常的政权”来对待,陷入了现代政党和政治理论的逼仄死角,而对中共的张狂与残暴徒剩愤怒与无奈。当然,以新的视角和方法研究毛共及国共史的著作和文章在海内外的纷纷出版面世(如一九九九年在美国出版的《谁是新中国》和二零零四年在海外开始发表的《九评共产党》等),使对中共性质的认识终于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并终于揭开了识破中共面目、认清中共本质的二十一世纪反中共时代的帷幕(中共即使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彻底垮台,“反中共”的使命也不会在整个二十一世纪里结束。)

在谈到国共两党的关系史时,不只国民党方面的一些人,就是大部分普通老百姓,他们也常常会把国共两党的关系比作“兄弟关系”──这又是一厢情愿的错误类比。中共根本就不是国民党──中华民族现代政党的“兄弟”。中共是马列邪教的种子,专制帝王的肉身,它只是以“中国人”的“相貌”来伪装冒充了国民党的“兄弟”,它的“政治基因”是反中华民族、反中华文化、反自由民主和反世界文明的国际共产“幽灵”。人们所期待的“国共合作”只能是“貌合神离”欺骗与被欺骗。

中共的“成长”史,恰似一颗邪恶的种子在二十世纪蛮荒了混乱了的中国大地上发了芽,并最终汲取了古今中外邪恶势力的所有“养料”而“壮大”为人类史上罕见的专以吞噬正义和良知为“生”的邪教政治集团。它具有中外历史上所有邪恶势力、集团和事物的一切特征,而其最显著独特之处,正是──以最大的伪装作最大的欺骗──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中共有一句代代相传的“革命经典”: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而罪魁祸首、毛共一世首领、蟊贼泽东常言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和方法”,就是中共这个邪恶政权的暗室座右铭和公开生存术!没有原则就是中共的最大原则,维持政权就是中共的最高原则。故所以,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里,最可能发动世界核子大战的,就只能是中共这个邪教政治集团。这是当它已知自己死亡来临时的最后“告别式”──来自邪恶,归于邪恶!

中共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的“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从一个欺骗到另一个欺骗而一步步“走向胜利”的欺骗过程。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在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军、日军、汪伪政权、苏联、英美西方世界等国内外各种势力之间欺骗周旋,终于混水摸鱼,趁机获得生存并发展壮大。接着,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又在苏美之间左欺右诈,在美方面前故意“表现出反苏情绪”(王明《中共五十年》),而在苏方面前则大肆吹捧史达林( [苏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而使美方以为中共亲美反苏,使苏方认定中共亲苏反美。其实,中共既不反苏也非亲美,它只是象盗客在大户间的“来往”,又象是为得到每个嫖客好感的娼妓在频使花招,其意只在奉行与任何一方都采取既发生关系又没有关系、而只为“谋求”己方利益这样一个生存原则。所以,中共的“事业”就是盗贼和骗子的事业。中共的存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耻辱。



六、中共对台之“谋”及其灭亡



海内外的许多中共和中国问题观察者,多年以来通常是把“国内经济问题”如企业改制、能源环境、金融腐败、下岗失业、收入分配等,作为中共“最关心”的“头等问题”。其实,这也是在中共长期有意欺骗、迷惑和误导下的盲目认识。中共自组党、建政直至“改革开放”,它唯一真正关心的、视为头等大事、作为重心问题的正是“对国民党的策略”,从“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到“告台湾同胞书”再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这才是迄今中共三世(虚拟四代)领导人“执政兴国”的核心问题。对于中共来说,这也是如民间所谓的“命该如此”。中共“寄胎”于国民党组织内,“成长”于广州国民政府之下,窃国于国民党手中,正所谓悖入悖还,天道难违。

中共叫嚷“崛起”,但它知道它面前有一个绕不过去的“第一道障碍”,这“第一道障碍”不是美国,更不是日本,它就是今天在宝岛台湾的国民党和已经民主化的中华民国政府!这是真正让中共头痛难安的问题。看一看中共数十年来,每到阳历元旦和农历春节的“社论”、“贺词”、祝辞”、“讲话”中,必提的“台湾问题”,就知道这“台湾问题”才是它年年不忘月月想的“心病”,才是它“内政外交”的“重中之重”。

对于中共来说,“台湾问题”是可致其(也必致其)党亡政垮的死穴,是它“崛起”(也就是苟延生存下去)中必得“解决”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毛共一世(毛泽东)一直想以武力“解放”之而不能够;毛共二世(邓小平)欲以假谈判真对峙“解决”之而不真谈;毛共三世(江泽民)意只谈“和解”而不可能;所以,对“台湾问题”谋求和解的——“谋取”策略,就由毛共四世胡锦涛(和温家宝)来执行了。

在内忧外困的“惊涛骇浪”之中坐上中共赤色宫廷头把交椅的胡锦涛,面对的是国内共产信仰的全面崩溃、社会道德的完全沦丧、中共官员的普遍腐败、社会贫富的绝对扩大、国土生态的的持续恶化──之内忧;其国境东西南北的民主化浪潮和颜色革命以及美日台的军事结盟与战略合围,还有传统盟友的相继垮台或自树降旗(如卡扎菲利比亚)──之外困。作为胡(温),他们自然不具有毛共一世、二世、三世那样的“政治作为”的空间和个人能力,但他们还是有表演与发挥的手段及舞台。于是,作为中共首要问题的“台湾问题”就必然成为他们做秀和“公关”大戏的主节目了。表面上,对台“谋求和解”似乎是胡温的“新政”、“新思维”,其实根本不是。对台“谋求和解”这是毛共一、二、三世五十余年来在对台问题上,由武(“解放”)、谈(“谈判”)到和(“和解”)三步曲所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当然它也是中共由生到死的必然命运。海内外的政治观察者,总是期盼中共高层内会出现个把戈巴契夫那样的在高层内部瓦解共产党的关键领导人物。这也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了。“戈巴契夫”只能产生于苏联和东欧,在中共和它控制下的大陆,即使有过“准戈巴契夫”式的领导人物,他也逃不过历次政治运动,逃不过由中共邪教核心力量操控的“自动”绞杀机。胡耀邦、赵紫阳他们的“悲剧”,不是他们“欲当戈巴契夫而不成”的悲剧,而是他们要当“好的共产党领导而不成”的悲剧。

今天,中共在对台问题上,选择了“谋求和解”之策,其图谋和算计即是:

在国际上暂时以表面上的“投降路线”(所谓“谋求和平”、“和平崛起”)作掩护,以公开放出的“全面核战”即核讹诈(应该有其实施计划)作战略后盾。对国内左右各派势力各作姑息加操控,自找台阶、自我安慰。而适时启动对台“谋和”即“谋取”之策,继续以可控的经贸为手段和诱饵,逐渐拉紧国民党与之由经贸间的“交流”发展到政治上的“媾和”,实现表面上的“国共互同化”。与此同时,继续以“党争”分裂瓦解台湾泛绿,再使蓝绿相混,“尽染”赤色,“让玉山红遍”……待未来条件具备时,便与台湾那面目已分不清蓝绿却甘戴红帽的主要政治势力“合作共组”一个表面上相对开明专制的“淡红中国”。其前提是保证共产党仍是中国第一大党的政治地位,不失去对“国家”的基本控制权。如此,则中共历史上所犯种种罪恶,便可既往不咎,随历史而湮没。

可以看出,中共对台的这个“谋和”即“谋取”之策,实际就是中共的“自保”苟活之策,是中共意欲金蝉脱壳、逃避惩罚之策。

中共的这番算计与谋划,不可谓不谋得深算得远,更是阴险狡诈机关用尽。不过,这可算是中共的一“厢”情愿了!作为一个外来的邪教政权,中共是逃不出“胡虏无百年之运”的千年定律的。今天,包裹着“一团邪夷之气气”的中共马列子孙集团,欲自碰民主的“高台”──已在台湾实现了民主政治的中华民国,可谓是自取灭亡,亦真天意在此。多行不义必自毙,恶贯满盈,天毕其命。这正是:忽喇喇共产大厦将倾,昏惨惨革命魔灯将尽。

天将永佑民国!

(写于丙戌七月,西子湖畔,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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