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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座谈会王小宁书面发言

 

我在1月20日起程去曼谷参加会议,但在北京机场被边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出关登机。从机场回到家里,我立刻将准备向会议提交的两个建议书用电子邮件寄去,希望能作为会议的文件。不能参会,会见早已想见的王希哲等诸位民主政治、思想领袖,感到非常遗憾。将来总是会见面的。我现在只能向会议提交书面发言。

国内准备参会的多人被阻,而右派明确反对参加,参加会议的人可能不多。但这个并不重要。我反而认为,参加人较多,都是各派各方面的思想领袖或资深民运人士,可能会吵成一锅粥,谁也不服谁,最后形成不了任何共识,产生不了会议重要决议性文件。如果是这样的话,会议就只是清谈馆,不会产生任何成果和影响。人少一些,反而能安下心来就少数话题进行认真讨论,最后形成影响中国政坛的重要文件。对民运,我认为应该拨乱反正。将民运改变成“倒共”运动,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我向会议提交两个建议书,希望成为会议最后形成的决议性文件中的两个。对我的做法和要求,会议组织者可能感到唐突,产生某些想法。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只希望会议能够有重大成果和影响。近年来在境外开过很多政治反对派会议,但都没有什么成果和影响。此次会议是中左派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应该有对中国政局是爆炸性影响的成果。很多长期在海外的同志可能有一个失误:就是只考虑在小圈子里的影响,而不考虑是否能被国内广大民众接受。我还强调一点:应可为多数人所接受,才能起作用,否则没用。海外开了那么多会议,通过了那么多决议,结果多是一纸空文。2014年11月在德国召开的《慕尼黑中国大变革策略研讨会》居然以推动民主是以暴力,还是和平为主题。这也太小儿科了吧。大家认识和处理问题,能否多些理性,少些感性。一切以实现中国民主为要。比得不是谁更激进,更极端,谁做到了在中国实现民主,谁就是真正的英雄。中国民运必须转向,拒绝转向的所有人都会被边缘化,被时代所淘汰。

现在想围绕我提交的两个建议书做些说明。首先讲《要求2015年举行国家主席直选意见书》。国家主席直选是最容易被中共接受,而又是最重要的民主政治制度举措,实现了,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就实际建立了。很多人给中共各种建议,但都遭到了中共的拒绝。因为中共有过多的担心、恐惧。所以我提出先搞国家主席直选,并且是在:不开放党禁、报禁,不进行选择宪法的全民公决,不充分保障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政治自由权力,不实现保障人权、不解决历史政治问题,不实现法治、不平反冤假错案、不平反六四、不参加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不实行宗教自由、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进行。民主选举四要素:直接、秘密、普遍、公正。我们只要求做到:“直接、秘密、普遍”就行,对“公正”,我们只要求相对公正即可。

为什么说这个建议最有可能被中共所接受,因为1、可以使中国脱掉专制国家的帽子,国际影响是极大的;2、可能使中共执政成为合法;3、中共在此次选举中可以轻松获胜,也就是说,对它的执政地位没有任何影响。

对于我们,绝不要小看此事的意义:1、可以直选国家主席,就可以直选全国人大代表、省级人大代表,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将由真正民选的人大代表选举产生;2、可以要求对宪法的全民公决,如果通过了我们提出的宪法,就建立了中国的民主制度;3、可以通过国家主席候选人竞选,组织助选队伍,形成影子反对党;4、可以通过竞选宣传,宣传我们的政治纲领、政治主张,实际突破报禁;5、可以使政治反对派事实获得合法地位,与中共展开竞争。如此,中国民主制度不是就建立起来了吗?迈出了第一步,后面就是康庄大道。

有人会说:你太幼稚了,中共领导人绝对不会接受。关键不在于中共领导人接受不接受,而在于广大民众,知识分子、公务员、军人、中共党员的态度。如果多数接受,认为可以搞,或者认为搞了无害,中共领导人是会接受的。我认为中共不是绝对的专制政党,它在历史上、在现代也有民主的一面。习近平应该也想逐步地、稳妥地搞些民主。在他人气最高、稳操胜券的时候搞一次直选国家主席,他有可能接受。在反对香港普选问题上,中共在国内外受到严厉批评,形象大损,之后应该做些改变形象的事。反对香港普选是前朝所定,习近平不敢贸然否定,但是没有想到闹出这么大的风波。如果搞了国家主席直选,立刻会改变包括香港人在内的所有人的看法。习近平还是想做一代明君的,就算不为个人,为了收买人心、减少对中共的批评,减少暴力维稳的压力,也应该做些民主的事。如果此事不成,只能说明我们没有说服广大民众,知识分子、公务员、军人、中共党员的多数。怎么说服,就是我第二个建议书要说的。

我一直强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纲领、好的政党、好的领袖集团来与中共竞争。如果选美,由一个不太美的但还能被人接受的女子与几个明显的丑女进行选美,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没有必要搞选美。现在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中共就是那个不太美的但还能被人接受的女子,即:不合格,但是还能够领导这个国家的政党。而其他政党、政治集团都很差,在中国毫无影响力。在这样情况下,广大民众会认为,没有必要搞民主选举了。但如果,有那么一两个比较好的政党、政治势力出现,民众中有人支持,就会认为有搞民主选举的必要。我的建议书《曼谷会议政治共识》,实际上就是一个好的政治纲领,它的背后是好的政党、好的政治领袖集团。以往政治反对派一般只会批评中共之恶,却不会证明自己之好,或者说,不是建设性政治反对派。中共虽然不好,但它还做了一些好事,还在维系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而一些政治反对派呢,就会打倒,就会搞动乱,天天嚷着要复仇、要清算,要搞黑白颠倒,主张不惜分裂中国,主张依附美国,向美国输送利益,主张私有化,甚至反对法治、反对反腐败。广大民众对这些政治派别是厌恶的。当然,也就没有民主选举的要求了。

我的建议书《曼谷会议政治共识》,一共45条,一万七千多字,它不但是中国中派、左派的政治纲领,而且是一个执政纲领。有了这样一个政治纲领、执政纲领,谁也不会怀疑会产生一个好的政党,一个足以与中共竞争,取代中共,在中国执政的政党。它显示了在中国还是有一批人是有政治才华的,是有执政能力的。于是会有人希望他们出来与中共竞争,至少能警示中共,促使中共改得更好,做得更好。结果是使广大民众会有民主选举的要求。当然,广大民众也会有想真正当家作主,自己直接投票选国家主席的要求。

我的建议书《曼谷会议政治共识》,一面批评民运中的极右主张,把民运引向歧途,另一面也对中共的专制进行了批评,要求中共接受民主。对于中共的执政,也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应该怎么做。我希望大家跳出政治反对派这个小圈子,多考虑一下,国内的民众、知识分子、中共党员等看了会怎么想。如果他们中有较多的人能够认为曼谷会议政治共识很有价值,可以接受,那这个作用就太大了。它将是我们最大的胜利,足以成为2015年中国政坛爆炸的一颗原子弹。刘晓波等搞了08宪章,目的与我提出曼谷会议政治共识是相近的。08宪章也是一个政治纲领,但它是右派的政治纲领。它含有明显的反共意味,对中共问罪的意味,而在如何执政方面毫无建树。当时,它只在政治反对派这个小圈子有些影响,但在国内的民众、知识分子、中共党员的大范围内没有什么影响。到今天,连政治反对派这个小圈子里也少有人再提了。曼谷会议不要重蹈覆辙,一定要拿出国内的民众、知识分子、中共党员的多数能够接受,或者不反对的东西来。

我在建议书《曼谷会议政治共识》中写道:“我们要联合更多的人,不论左中右都争取联合,建立民主统一战线,民主不分前后,不论身份。有人对红二代充满了敌视。大多数红二代反对腐败,可以接受民主,特别是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很大,积极争取红二代的多数人支持民主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是有利的。对于中共党员、干部,军人、司法人员、体制内人士、知识分子等,也要争取,不要排斥。千万不能以反共反毛为标准,那样,这个圈子就太小了,什么政治影响力也没有,被边缘化了。”能不能建立起民主统一战线至关重要,我们手中没有国家机器,没有新闻媒体,没有资金,但如果我们有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民众、知识分子的支持,我们就能够成为中国除中共以外的第二大政治势力。有人天天要求与中共对话,中共不理他们,因为他们势力太小了。只要我们成了中国第二政治势力,我们才有可能拨转中国政治航程。我是红二代,我也看重红二代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影响,如果我们争取一批著名的红二代的支持,影响力会非常大,至少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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