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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观奇:中国问题的要害是专制,一党专制

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莱茵中国文化院院长

 

现在中国所搞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讲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以政治上专制为特征的带封建性的资本主义。无论是从实践上看,还是从理论上看,这都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畸形的社会形态,因为它的封建性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苏联从十月革命算起,到1990年解体、剧变,一共七十多年。东欧卫星国,就更短了。中国,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在习近平任上,也将要七十多年。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从现在中国社会积累的严重矛盾看,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是值得深思的,特别是值得执政者深思的。

尽管我们说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但是,历史的规律到底会怎样展开,应该怎样驾驭历史规律,人们又常常会陷入盲目性。明明前面是悬崖,人们最终还是跳了下去。

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和77级之后的先生们不同,我是受马列毛主义教育成长起来的。你们则更多是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成长起来的。如果从我的认识角度谈论一般理论问题,我们很难沟通,谁也不能说服谁。

但是,面对反动的专制的政治统治,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的,可以在存异中求同。

中国的问题的要害是专制,一党专制。而对这一必须解决的历史课题,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共同点,这就是争取民主。我们叫社会主义民主,你们叫普世民主。有区别,又有共同点。这实际是一个大问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说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要害也不过是说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因此,我很赞成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而且,可以把共识表述得更具体一点。例如,可以提出,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求落实宪法第35条关于民主权利的条款。

与此相联系,提出民间政治协商的模式,执政者与民间对话、沟通,也是重要的实现人民民主的形式。落实宪法第35条和政治协商二者是统一的,都是为了把人民的意愿、意志,通过执政者,变为实际推行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政策,以便发展真正的属于人民所需要的社会主义事业。

对于一些历史问题,例如文革,毛主席的评价等等,最好回避,留给历史去做结论。这有利于团结。

感谢希哲、草庵居士先生这次成功地召开民间政治协商座谈会所做的努力,并希望由此为起点,逐步发展为政府和民间进行政治协商的好形势。由于过去的人所共知的原因,政府和在座的有些先生发生对抗。但是历史总是发展变化的。消极因素是会转化为积极因素的,可以设想,执政者完全可以以新的观念、政策宽容对待曾经的对抗者;而海外的政治流亡者,把握住爱国主义这个主线,和一切反共反华的政治思想、政治行为划清界线,绝不被试图颠覆中国社会主义的外部努力所利用,完全可以为推进中国政治建设、政体改革作出贡献。国共两党对抗几十年,都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善关系,大陆执政者和从大陆被迫流亡海外的先生们,怎么就不可以改变关系呢?政治协商就是改变关系的一座桥梁。

项观奇

2015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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