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DEMOCRACY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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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政协会议的实质暨新形势下中国民运的对策

 

只要不是政治瞎子,都可以看出:现在正在进行的“中国各方意见人士国是座谈会曼谷会议,是由中共当局主办的会议;谁出钱做东,谁就是会议的主办者,这是常识。

这个会议与其前台召集人、前民主墙骨干、老牌议人士王希哲主持的“中国政治协商网”一样的性质,本来应该称之为“中国海外政协会议”,没有用这个名字,据说是为了避国内中国政协名称的讳。

曼谷会议,就搭建起来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性质,与国内政协组织的性质有相通之处,即都是由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人组成:海外政协成员立志于帮助中共改善其领导——其最前卫的莫过于杨建利博士,要推动中共搞政治体制改革;国内政协则有拥护中共领导的前提要求;总之,这两个政协都是帮助共产党的性质,现在已经很明显,要推翻共产党的人、甚至反共言论比较激烈的人,全部被海外政协拒之于门外。

但就功能方面,海外政协与国内政协有着很大的不同:

对中共来说,国内政协的主要功能,是花瓶的功能。就是让它按需作秀,秀足中共“发扬民主”——治理国家充分听取党外各阶层意见的气象,营造中共专制者“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假象;

对中共来说,海外政协的主要功能,是分化瓦解海外反对派的功能。就是通过“统战”——利诱拉拢反对派阵营中的亲共派、“温和派”(不谋求结束共产党统治的人)和“招安派”(为了个人利益可以随时改变立场、转换门庭的人),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坚定的反对派-——即坚定反对共产党专制派和革命派,以达到扼制和消灭未来中国变天的海外政治能量策源地目的。

分化瓦解海外反对派的战略,中共早在江泽民时期就开始实施:江时期,他们通过特线渗入“中国之春”和“民联”,孤立和搞垮了以孙中山为偶象、对他们威胁最大的革命派王炳章;后又通过潜伏在正义党内的共特,将其越境绑架回国,给海外革命派以沉重的打击。。。胡锦涛时期,中共成功地统战了某信仰团体,将其改造为对付民运和党内派系势力的维稳工具,胡锦涛、令计划一伙大力渗透和统战海外中文传媒,包括BBC、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德国之声等媒体纷纷变调、“变味”、对中南海颇有威胁的电邮文摘政治杂志《大参考》莫名其妙地突然停刊。。。习近平上台后,除继续笼络利用某信仰团体外,大大强化了对海外反对派的分化瓦解,现在多维已与国内官媒无大差别,海外反对力度较大的明镜和博讯隔三差五地被黑,而挺习、挺胡、护中央、反茉莉花、反占中。。。的某团体媒体近年来一直安然无恙。

海外政协,就在习近平加强分化瓦解海外反对派的此种大背景下出台了,意味很明显:外围战已经收获得差不多了,现在可以直捣营垒——直接挖反对阵营的人,打造花瓶民运统一战线,象满清那样实现“以汉治汉”的目的,毕竟,通过杨建利来影响反对派,效果肯定要大大好过通过冯胜平来影响反对派。

杨建利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海外政协是开创朝野良性互动的新事物,必大有利于中国民主化进程。

问题是,时下的中共当局全无朝野互动的意愿,以下蛛丝马迹请杨建利兄参考:

如果中南海真有互动的诚意,就会扩大国内政协的功能,并且邀请部分海外反对派回国参加政协;至少,也会在国内召开“各方意见人士国是座谈会”,容许国内新闻媒体采访和报道,而不会去丝毫影响不到国内的曼谷召开此种会议;当权者主动实施无朝野互动,是一种开明的举措;习近平真的在走向开明吗?非也,恰恰相反,他在走向变本加厉的专制。最能够说明这个趋向的,是习近平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态度:习近平上台以来,对传媒互联网的专制管控、对言论的打压,居然比“胡紧套”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胡锦涛对言论的钳制,已经比江泽民时期成十倍地强化了。

习近平上台以来,由于封网大幅升级,“自由门”等翻墙软件已经很慢,现在习近平还进一步封锁VPN,中国网民的翻墙行动,整体有受阻的危险。

由于新闻出版自由是开明者战胜顽固守旧势力所必需,任何真开明统治者,必然支持新闻出版自由,赵紫阳、胡耀邦、蒋经国、戈尔巴乔夫都是真开明者,他们都大力推进新闻出版自由;习近平一个如此敌视言论自由的人,怎么可能是真开明者呢?又怎么可能真地实施朝野互动呢?

习近平是“里铁硬”的专制者另有一个蛛丝马迹,那就是他对“819”事件的态度:“胡汉文帝”仇视戈尔巴乔夫众所周知(多次咒骂戈氏是“叛徒”),习近平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公开斥责“819”事件中不愿向民众开枪的苏联红军官兵“竟无一人是男儿”,这清晰地反映出:习近平是支持“六四”屠杀的。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与反对派良性互动呢?又怎么可能平反“六四”、推动政改呢?

由此可断:习近平一伙举办海外政协,绝对不是要“良性互动”,而是要对付海外反对派。杨建利先生要警醒!

目前,习近平一方面铁腕反腐,以铲除政敌、增进专制效率,并借以笼络人心;另一方面强化对异议反对力量的镇压和分化瓦解,措施强硬而毒辣,“软的更软,硬的更硬”比胡锦涛走得更远。

反对派怎么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南海动员一切力量对付海外反对派,反对派也可以利用一切力量对付中南海。你不是要维稳吗?我偏要给你添乱。乱起来就好,乱起来才有民运胜利的机会,在当前当权派踌躇满志无比颟顸的情况下,只有大乱才会换得中国宪政民主的新天。现在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等身陷囹圄的前寡头,在自己被专了政痛苦中,未必没有后悔,未必不后悔自己为何没有勾结民运“敌对势力”搞垮中共——尤其象周永康平民出身、对老革命并无感情的人,其后悔可能尤为强烈。这些人暨他们的继承者,都是民运应该统战和团结的对象。

表面上看,民运一穷二白,没有经费,但民运有潜在的巨大财源,这个财源就是周永康们转移到海外的资产;如果运作得当,终有一天会成为民运的经费。

中共内部有火并激烈的派系,而这些派系斗争,有利于“超限战”,完全有可能“勾结”民运力量,因此,利用中共的钱,反对中共专制,就是民运的一种高境界。在这方面胡安宁迈出了先行的一步,胡安宁的“借力打力”尝试虽然功亏一篑,但据有珍贵的借鉴意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胡安宁的道路值得继续尝试。

徐水良把一切与体制内有联系的人打成国安共特,批倒批臭全盘否定,而他自己却没有本事成任何事,这客观上是帮中南海舆论维稳。须知,与体制内有联系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帮中共维稳的间谍,这类人的特征是闪烁其词没有明确的反专制立场,另一种人是要里应外合推进和平演变类,这类人是大忠若奸的实干者。胡安宁一贯支持新闻自由和宪政民主的立场表明:他是后一类人。而徐水良一贯以来跟着某团体护中央、讨伐有威胁的民运异议人士,其客观作用与中共维稳派别无二致。

今天的民运,亟需要胡安宁等大忠若奸类发挥里应外合的作用,而宜警惕徐水良等大奸若忠类以极端面目出现的扫荡破坏行为。

在国内方面,由于习近平的高压政策。国内知名的民运人士根本无法活动,组织和运作只能转入地下,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在这种形势下,必须采取这样的策略:知名的不活动,活动的不知名。让不知名和没有案底的人进行民运活动,采取不公开结社组党,不设花名册,不宣传不做秀、多交友、多串联的方式,这样才能有效地化解中共当局的监控。

曾节明 写于2015年元月二十五日下午

 

 

附:中国各方意见人士曼谷国事座谈会纪要

2015年1月25日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上上下下政治协商起来的讲话精神,中国政治协商论坛倡议海内外左中右各方意见人士来到曼谷召开一个民间政治协商的座谈会。我们希望以此开端为国家的各派协商民主,开一个新生面。自我们发出了这个座谈会的倡议后,得到许多社会著名意见领袖的响应並表示参加。但遗憾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最终未能成行。他们是:

范景刚、焦国标、萧功秦、楊帆、戴晴、刘仰、吴法天、卢麒元、黄纪苏、罗小朋、王军学、李伟东、陈弘莘、王小宁、王军涛、欧阳君山、石应宽、程远、戚本禹等先生

很高兴,能夠到会的有:

北京大军智库主任仲大军,德国海得堡大学教授项观奇,德国国防大学孙西教授,北京左翼政论家张保华(秋石客),国内某民族问题研究所温可迪,文革“全红总”负责人方圆,德国维也纳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魏格林教授助理崔金珂,哈佛大学研究员楊建利,普林斯顿大学学者馮胜平,澳州自由学者张鹤慈(原政协著名民主人士张东荪之孙),经济评论家草庵居士,香港哲学博士黄钟,自由评论家王希哲等。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王小宁,律师刘路向座谈会发来了书面发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杨建利先生明确表示,他出席座谈会不是为了响应习近平的任何讲话精神而是为了探寻民间政治协商的机会,与中国民间各派共建中国的民间政治。这一观点他已经在他的题为“民间政治协商--共建通向宪政民主的民间政治”的发言中阐明(http://www.yibaochina.com/FileView.aspx?FileIdq=6095)。

经过对目前中国面临的各类政治问题三天开诚布公的对话、讨论、辩论和协商,座谈会达成了一个共识,公告如下:

保障公民权利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渴望,是解决中国众多政治难题的钥匙。为此,中国左中右各方应共同努力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人民权利法案的真正落实。

讨论中,仲大军先生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能不能走向富强、幸福与繁荣,能不能实现和平的崛起,就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为此对时局和国家政治方略提出了下面看法。这些看法,楊建利先生当即表示不能完全赞同,有了激烈争论,王希哲表示大体赞成,有所保留。但与会其他来宾大都表示了赞同,认为“非常好”,没有反对意见,要求会议载入纪要,特别是在巳出现了伪造的“新闻公报”的情况下,以利校正外界对会议的错误印象。故记录如下,但必须强调,这只是座谈会多数意见,不是共识:

一、确立社会主义全民共富、共享的发展目标

正确诠释社会主义的内涵和概念,高扬公平、正义的旗帜。
改革需要正确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三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初级社会主义”已该寿终正寝。“初级社会主义”唯一的崇尚目标是GDP,将追求财富、向钱看变成社会发展的主题。这导致“初级社会主义”几乎变成了“野蛮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人们眼里充满了贪婪欲望,攀附权力,弱肉强食,贪腐遍地,利已主义盛行,民主被压制,社会道德伦理全面溃败。因此,中国需要新的思想和理论。

二、确立宪法法律权威和遵法习惯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比法大的国家,这种政冶模式既可出现清官政治,也可出现腐败昏庸政治和官员胡作非为,所以权力必须约束。尽管领导人的作用在现阶段显得犹为重要,但要稳步向法治国家过度。中国必须建立制约权力的法制。宪法法院,必须设立,以利人民对各级政府违宪施政的诉讼。

三、加强民主监督机制

尊重人民法定的政治权利。中国已走在改良和维新道路上,但保驾护航的手段不能只有“高压维稳”一条,还需新的理论和政策,特别是需要新的沟通手段,需要民间协商与官民协商的机制,需要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调动海内外一切积极因素。

四、遏制权贵与资本,实现政治力量均衡,改变权力和资本过于强大、劳动与公民权力过于弱小、国民财富过于被强势集团攫取的局面。

只要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国家就要混乱,社会就不稳定。因此,调节社会各派力量平衡是维稳的重要手段,而立法是调节各阶层利益的重要砝码。 目前的中国最需要调整的是官与民的力量平衡,抑制权力与资本的特权,增强平民的话语权与表达权,这一切需要通过新的立法来表现。 譬如,工人罢工权利,应该重新入宪。这是今天工人群众的强烈要求。(受阻拦未能与会的王军学先生,本来就是计划代表工人在座谈会上提出罢工权利重新入宪的要求的。)

五、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维护国家整体安全

警惕削弱国家治理能力之后带来的国家崩溃等负面效应。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借鉴。 正确的批评与监督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容之一。过度的批评甚至是恶意的毁损使国家陷入混乱。各派博弈要以不破坏国家完整、保持社会稳定为准则。

六、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

中国文化不完全是专制文化,更有着大量的和合文化。传统文化可以消解西方文化的弊端。当今世界需要中国思维来解决纷争。

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的影响,带有强烈的一神教思维特点。这种思维的特点是绝对主义,排斥异己,追求唯一的真理。因而容易出现势不两立的残酷斗争。 中国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国内发生残酷的内战,社会分裂成几大派别。这种历史创伤须由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来治愈。

中国无宗教的文化是中国古人避免绝对主义的表现。中国古人早就聪明的看到了绝对主义的危害,看到了迷信的危害,所以中国没有出现一神论的宗教,没有绝对主义。这种态度可以避免冲突和厮杀。 当今的世界危机需要中国文化发挥作用。

七、重视民生,呼唤共富经济政策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是以个人致富为主调的改革,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中国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经济政策以及税收规定,譬如,尽快推出房地产税、遗产税、奢侈品税,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统一养老金待遇等。改革的红利必须惠及全民。

以上是仲大军先生的意见。

座谈会还着重讨论了:“你主张怎样的宪政?”,“在社会敌对状态下,能够实现民主宪政吗?”,“你主张中国政治协商制度应该怎样改革?”,“如何估计反贪的形势及你是否主张贪官大赦?”,“对国内工人运动和维权运动,你的看法?”,“习近平十年执政后将面临的形势及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估计”等。

这部分讨论发言,争论更多。为求准确表达,座谈会不代行发布。由发言者自己回去以后根据自已的录音和回忆,整理修饰完善后,自行发布,自已负责。最后由会议汇集出版。

会议也曾发生过一些激烈的争论,例如,当某些右翼人士对毛泽东发出若干冒犯言论时,秋石客先生和项观奇先生都立即给予了呛声的反驳,坚守了左翼的立场。

楊建利先生也随时坚持和表达了宪政民主派的立场。如此等等。

王希哲提出,万隆会议上,反共声浪很高。周恩来说:“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们是来寻求共同点的。”我们可以向周恩来学习。

座谈会始终顺利。

我们也非常感谢孙西博士对座谈会公道的主持。,

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次国是座谈会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为寻求民意的最大公约数提供了民间政治协商新的模式,千难万难在第一步。与会各方殷切期待更多的民间意见人士加入进来,一起致力于民间政治协商的健康稳步发展,促进中国的民主进步。


2015年1月25日
泰国曼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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