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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的那些政治玩家们

黄卧云

 

辛亥革命缘何失败,或者说民主宪政在清末民初缘何失败,是一个许多人——从历史学家、政治学者到爱好历史、关心政治的人——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对它做过不计其数的研究,得出过各种不同的结论。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那个短暂的时期毕竟是这个古老的国家离现代宪政民主最接近的时刻。

政治如游戏,是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国需要一批文明的这种游戏者》中提出的看法。从游戏的观点看,先立规矩,再玩游戏,是游戏正常展开必须遵循的程序,也是唯一公平的程序,但武昌革命爆发后当时的政治游戏者却在规矩未立的情况下先玩起了游戏,最后使整个游戏无法进行下去。



找出历史的真值十分不易,除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还有人们的认识和判断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但总有一个真值,或者有不止一个近似真值。

一度最有影响也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中所表达的主题。阿Q是一个穷苦的过着流浪生活的农民,当辛亥革命来临的时候,虽然不懂革命的含义,把革命与报复自己的仇人、满足对异性的生理需求联系在一起,但他也感到了时代变了,感到了革命能够使自己的命运反转,于是开始神往革命和造反,并为此跃跃欲试,但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最后糊里糊涂地被革命党抓进大牢,并被杀了头。

鲁迅要说的是,这是一场没有民众参与、民众也不理解的革命。这个观点与清末以来在精英中十分流行的“开启民智”的观点是一致的,它得出的必然结论是,由于民智未开才致使辛亥革命不彻底并终于失败。革命党虽然进了城,但知县大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原来的老把总。在鲁迅的心目中,革命应该首先是彻底改变人吃人的社会,把压迫者如假洋鬼子、知县大爷和带兵的老把总等一干人统统赶下台,可革命却只是使他们换了个名头,继续作威作福。鲁迅让阿Q做了革命的牺牲品既是革命失败的证明,也是对革命的讽刺。

鲁迅是那个时代目光非常锐利而深邃的人,他近距离地观察了辛亥革命,也亲身感受了辛亥革命。但对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观察,距离太近不是一种优势,反而是一种劣势。一段历史常常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才能清楚地显示其全部后果,而辛亥革命这段对于这过国家而言从未有过的实验需要更多的参照才能更好地理解。在一个民众普遍愚昧的社会,开启民智往往不是改革和革命的条件,而是改革和革命的结果。革命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主要由精英参与的革命,一是由底层的、体制外的精英发动下层民众的革命,还有一种革命是民众力量的突然爆发。第一种是温和的革命,它实质上也是改革,如美国革命,对精英来说,革命是的目的改写规则,第二种是暴烈的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都是,对底层精英来说,革命的目的是消灭压迫者和翻身做主人,同时也必须用鼓舞人心的口号进行最广泛的力量动员。第三种革命的主要表现是当代发生的广场革命,其性质是和平抗议,其形式是短暂爆发,破坏力很小。辛亥革命是一场精英革命,虽然孙中山对“士大夫醉心功名利禄”感受颇深,非常失望,只能去下流社会的会党中寻找革命力量,但在1911年,革命党人、立宪党人、新军、地方士绅、清廷官僚,包括鲁迅小说中的知县大爷和带兵的老把总等等都加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这才使革命有如狂风扫败叶一样很快在各省取得了对清政府的胜利。武汉三镇没有发生过什么激烈的战斗就被革命者收入囊中,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接着,长沙的两股新军一枪未发即占领全城,大功告成。仅两个月内,内地18省就有15个省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这是一场由妥协而成的革命,由于妥协才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流血,有了一场基本上可称和平的“光荣革命”。

人们很容易出于道义或由于同情心的作用,希望下层阶级的阿Q们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并最后享受革命胜利的果实,但阿Q革命成功真的会比知县大爷、举人老爷成功更接近革命的真正目标吗?阿Q离开土谷祠住进华堂广厦,彻底翻身得解放,这是鲁迅在内心里希望看到的结果,但阿Q的愚昧又决定他不可能参与到革命中来,于是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只有用笔杆子去完成开启民智未竟之业了。但是,如果只有先完成对阿Q们的启蒙才能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造,那么可以肯定这将是一条永无希望、没有尽头的路,启蒙的力量永远不及生活环境、历史惯性以及愚民教育、洗脑教育的力量。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非常精要地指出了历史的真义,也是历史学的真义。历史与历史学很难区分,客观历史与主观历史很难区分。人们总是从当代的问题出发研究过去史,一方面,过去史只有变为当代史才是真历史,即克罗齐所说的“活的历史”而非死的历史(死的历史是编年史),一方面,历史研究又必须秉持忠实于历史的立场,必须避免武断,牵强附会,也就是梁启超批评的“强史就我”、“一切史迹则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的做法。在写活历史和忠于历史之间做到不偏不倚是一件具有很高技术含量的活儿。

在近年改革话语、告别革命的话语和所谓保守主义话语影响下,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和历史叙事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一是贬低辛亥革命而抬高清末宪政改革,其二是贬低孙中山和革命者而抬高与革命党势不两立的袁世凯,两种倾向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如果不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从中搅局和捣乱,清廷的君主立宪以及后来的袁世凯都将逐步地把中国引向民主共和与宪政。根据这一观点,辛亥革命不是失败的问题,而根本就是一个错误,是不该发生的革命。对清廷的假设,依据在于论证清政府的改革出于真心,而不是以往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是假模假样的改革,对袁世凯的假设,依据在于他是朝廷著名的改革家,而他在当了大总统后实行中央集权对于混乱的中国则是一剂必要的良药,在一些人的研究中,袁从“窃国大盗”跃进“伟人”的行列。

历史研究不能凭假设作出结论,不能把假设当作将会发生的事实。清末至辛亥革命这段历史不是某一种或两种力量决定的,它是一场剧烈的和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运动,是各种力量和思想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结果,单纯从某个因素、某个方面去探寻革命爆发的原因和革命失败的原因都不是办法。清廷立宪是真心还是假意对于今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相关各方认为它是真心还是假意,因为这会直接促使相关方面采取行动,袁世凯是窃国大盗还是伟人对于今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相关方认为他是窃国大盗还是伟人,还是因为这会引起各方作出反应。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如孙中山、袁世凯当然是必要的,对清政府在实施新政中的表现也可以重新评估,但要从中引申出宪政在清末民初失败的原因则不可能。清政府答应召开国会和实行内阁负责制,离宪政还非常遥远,可以说要多远就有多远,它不可以把国会变成橡皮图章吗?内阁负责制在皇权时代一直有某种近似形式的存在,它难道不会是传统的沿袭?宪政的先决条件是多党竞争和言论自由,对于清政府来说,就是必须解除党禁、报禁,但它并没有这样做。是指望内阁总理袁世凯来完成上述改革吗?还是指望袁世凯之后或者再之后的某位伟大改革家来完成,最终过渡到宪政?

辛亥革命的发生绝不是激进的革命党登高一呼就到来了,革命党根本不具备反转乾坤这样伟大的号召力,这只有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才能做到的事。1911年的清政府,它对社会的控制网络依然还在,依然在任命大臣、官员和调度军队,北洋六镇作为政府力行军事现代化改革的成果依然忠于朝廷,是政府可以依赖的中坚,也是全国一支最强大的军事打击力量。在社会舆论上,后来的人们发现,这一年的媒体和出版物上很少出现“革命”一词,倒是1903年到1906年几年间“革命”出现的频率陡增,之后则逐年减少。1911年看来又要平平静静地过去,可是10月10日这天出现了惊天逆转。武昌小股新军起义起初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地方性事件,北洋军队及时赶到出事地点,对付武昌的事变不在话下,并且不久就控制了武汉的局势,但此后清朝的省级政权经历了戏剧性的、雪崩式的解体,貌似强大的地方控制网居然像蜘蛛网一样轻轻一拂就已荡然无存。这种情形既无法用偶然性加以解释,也不是任何外部力量所能左右,只能归结于时代不可抗拒的强大内因发生作用,思想激荡和力量激荡共同造就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社会运动,是那一代人的各路精英在没有任何强加的情况下的自觉选择,反映了历史必然性。这使它区别于后来的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后两场革命是纯粹的军事运动,它们都有一个核心的军事集团进行领导,胜利的集团把结果强加于社会。

要认清和准确理解这场革命,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在头脑中恢复当时的历史场景,主要是1912年到1913年的历史场景,一个由各种政治力量摆开的历史大舞台,有剧情,有布景,有人物,有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人物之间有角力,有纵横捭阖,剧情中有希望,有挫折,有跌宕起伏,最后是希望的破灭。我们需要全景式地俯瞰这个历史大舞台。



辛亥革命在性质上是精英革命,而不是发动底层民众的革命,是“假洋鬼子”、知县大爷和老把总的革命,而不是阿Q的革命,这是我们俯瞰辛亥革命得到的图景,也应是分析辛亥革命的立足之点。从起源的角度看,宪政和民主主要是精英们玩政治游戏的杰作,在游戏中,精英们既合作又对立,形成政党政治,并形成一套合理的规则,使之合作但不至于合流,对立但不至于分裂。

辛亥年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这样几个方面的力量:1,革命党人和新军官兵。同盟会自成立起就致力于推翻清朝政府,宣传革命,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革命领袖和活动家。1901年到1907年中国有两支新军,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军和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自强军,1907年后各省也开始组织新军。在各省的新军中,有较多的留日学生和留日军官,他们中不少人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或者与革命党人进行接触,包括如云南新军的统制蔡锷,山西新军的标统阎锡山,自强军更是革命党人扎堆的地方。南方各省的新军是革命的基本力量。2,立宪派和上层绅士。上层绅士是清末改革的推动者, 1900年代主张立宪的主要势力,新成立的省咨询局成为了他们的大本营。他们发动和领导了收回矿权、路权的斗争,在四川、湖南、贵州、江西、广东等省份,他们是推翻清廷的重要力量。3,旧官僚。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西方国家的立宪、共和、国会、政党政治等概念,已为朝野上下共同使用,君主立宪成为朝廷改革的方向。除了南京临时政府是由同盟会主导,无论是在湖北军政府中,还是在袁世凯担任总统期间的北京政府中,他们都是最重要的成员。

但这些方面的力量并不是固定的政治派别,在即将来临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争斗中,精英们或根据自身利益,或由于观点相异,或由于地方主义,快速地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地分化、组合,有以利益结盟的,有以立场聚合的,有以地域引类的,形成新的政治派别和集团。最早和最大的政治组织同盟会在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就处于涣散状态,辛亥革命后,光复会创始人、同盟会老资格领导人章太炎另组统一党,专为反对同盟会,称同盟会“气焰犹胜,暴行孔多”,自己组党为的是“以排一党专制之势”。袁世凯的老部下唐绍仪成为袁世凯的第一个内阁总理后,很快就与袁世凯龃龉不断,分道扬镳。

武昌起义后的中国局势与美国革命期间的北美局势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北美13州脱离英国政府而成为各自为政的独立政治实体,但每个州都认为自己是属于北美联合体中的一员,中国各省脱离北京政府的领导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但它们也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中的一员。两者最大的区别是革命的精英不同,北美的革命精英具有很大的同质性,他们有相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在根本的政治原则上精英们都是一致的,在殖民地时代他们就有了宪政的实践经验,他们谙熟议会政治的运作,因此北美精英在制宪会议上的分歧不是根本性的,不是不可调和的。辛亥革命的精英却有着很大的异质性,他们中一部分人对未来政治抱有理想主义情怀,致力于建造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更多的人是从传统的权力上得失上看待政治的。各路精英对立宪、国会、政党政治的了解和知识都非常有限,更未有过相似的政治经历,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自己所熟悉的政治经验和政治观带入到共和国的实验中来。于是,精英们为了结束清政府的权力而相互妥协,又为了重新分配权力而势不两立。



一个国家要从分裂走向民主共和与统一,摆脱专制的老路,就是要把权力基础从力量和血拼转到协议和契约上来,为此,第一步的工作应当是订立政府组成(权力分配)和权力运作的规则,然后再根据各方同意的规则组建政府,是一个合符事物发展逻辑的程序安排,就像北美独立13州结成统一的联邦那样,实际上就是首先确立规则,然后才能开始游戏。可是民初的中国颠倒了这一合理程序,它在共同规则确立之前就陷入了权力之争,往后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确立规则,这必定使确立规则变为权力争夺的一部分,并最终使共同规则无法建立,这是辛亥革命一条最重要的教训。

首先是湖北军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之争。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军政府成立,改国号为中华民国。群龙无首的独立各省就开始谋求联合,11月9日湖北都督府通电各省派全权委员组织临时政府,其后有15省派出23名代表到鄂,并在11月30日召开第一次会议,12月2日会议决定在袁世凯反正之后公举其为临时大总统,12月3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制,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设参议院为立法机关,参议员由各省都督府派遣。在汉阳失守、湖北军事紧急的情况下,决定将已于12月2日光复的南京作为临时政府所在地。

当时全国形成了3大政治势力,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黎元洪为首的湖北集团和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处于同盟会的控制之下,虽然黎元洪作为湖北方面的代表担任了临时政府副总统,但其他一些在武昌首义中的有功将领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不是论功行赏,其中就有共进会创始人、武昌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孙武。在人事安排上,与南京方面相比,湖北方面感到自己事事处于劣势,大为不满。在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湖北参议员常常采取对抗立场,湖北临时省议会以参议院议员非出自民选为由,发起在汉口另行组织临时中央议会,得到其他一些省的参议员的响应,并相继辞职,几使南京临时参议院有趋向瓦解之势。本来,南京临时参议院就有代表人数不足的缺陷,按照临时组织大纲,每省选派出3名参议员,但开幕时的议员只有17省31人,而参议院经常开会的仅有20余人。

这一时期最大最集中的权力之争当然是“南北之争”——同盟会(之后是国民党)同袁世凯的北洋集团之间的争斗。按照事先约定,在袁世凯推翻清王朝后,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位将让与袁世凯。2月12日清廷发表退位诏书(最令人称奇的是,一个被赶下台的政府居然在诏书中居然要求“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不知它的这一权力来自何处,好比被邓小平赶下台的华国锋指定由邓小平继任自己的军委主席之职。根据张骞等人的传记,这是袁世凯亲自加上去的,其可信度很大),同日,袁世凯给孙中山发去电函,提醒后者交出临时大总统之权位的承诺。其时,孙中山拥有全国最大的党派,袁世凯则拥有全国最强的军队,无论从信守承诺还是从实力上说,向袁世凯交权是必须的,但南京临时政府也就是同盟会决定约束他的权力,一是要求他必须来南京就职,使他与北洋军分离,以地理距离来约束他;一是制定《临时约法》,改先前的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以党来约束他。在临时参议院议决国都地点时,第一次投票以多数票决通过北京为国都地点,在孙中山的要求下进行重议,才使南京作为国都获得多数通过。但这些纸面约束对袁世凯都不构成实际障碍,他在北京自导自演一出“兵变”的把戏就解决了定都北京的问题,至于《临时约法》,只要他袁世凯重新制定一部符合自己心意的约法或宪法就会让它寿终正寝。

革命党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求成,匆忙成立政府和确立临时性宪法,既是出于对掌权的渴望,也是对自身的合法性估计过高。湖北军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纲》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两个宪法性文件,不但制定时间过于仓促,最大的问题还是它们不符合宪法性文件制定的正常程序。湖北军政府和南京临时参议院的代表性和权威性都成问题,两个文件体现的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意志和意见,而不是公认的全国性代表制定出来的法律,没有得到普遍承认,自然也就缺乏普遍效力。它没有起到约法的作用,倒是成为日后纷争的一个根源,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如果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不是匆匆忙忙组建政府,不陷入权力之争,而是引领各路精英、主要政治派别花更长的时间制定宪法,会不会是另一种结局?游戏要大家玩,游戏规则也必须由参与各方共同确立。单方面制定的法律如果没有单方面强制实施的能力,就是一纸空文。就在革命者在忙于制定自己的宪法时,革命失败的种子已经埋下。

国民党与袁世凯的斗争成了民国元年、二年间,也就是1912年和1913年间全国的政治主题,崭新的政党政治的复杂运作和武力夹杂着阴谋的政治传统在民国最初的两年里进行激烈竞争和交锋。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是革命的结束,而是革命的开始。虽然革命党在武昌革命后的第一步棋走错了,走出了一步臭棋,但直到袁世凯在北京接管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同盟会和国民党还并没有失去大局,民主希望仍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之后,淡出了政治和政党活动,去发展所谓实业计划,在上海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黄兴紧随其后,衔命担任汉粤川铁路督办,协助孙10年修筑20万里铁路的梦想,虽然他们不知所需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在民主进程的关键时刻,也是国民党的发展最关键的时刻,党的一、二号人物不玩了,做了甩手掌柜,的确是不负责任,但30出头的宋教仁年轻气盛,不惧困难,一往无前,担负起了领导国民党的重任,立志组建政党内阁,在他的领导下,国民党声势浩大的扩党活动和卓有成效的选举活动震动朝野,短期内发展党员数十万人,一时间,国民党不但成为袁世凯的眼中钉,而且引起其他较小党派的深深不安,促使它们联合起来对付国民党。

拥戴黎元洪的以湖北人为中心的民社是同盟会的宿敌,革命后政党林立的局面中,它通过武昌首义之功和副总统黎元洪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势力,与章太炎的统一党在反对国民党的一致立场上合并组成共和党,支持袁世凯政府。待正式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了优势地位,梁启超便联合共和党与其他几个小党组成进步党,以抗衡国民党。对袁世凯来说,这是他成功拉拢梁启超、汤化龙的结果,对梁启超来说,这一举动恰好符合他关于两党政治的一贯主张:“欲行完全政党政治,必以国中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国民党、进步党在国会内一个反对政府,一个支持政府,形成了两党鼎力之势。

袁世凯是在被强烈期盼“做中国的华盛顿”的氛围中登上权力顶峰的,或许也曾一度想过在某些方面效仿华盛顿,高高在上,超然于党争之上,像一个无言的法官,拥有不容置疑的最高权威,他的在场就足以平息争吵和诉讼。袁常说“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力求“用人唯才”。这也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政治家的用人标准。他可能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优秀政治家,但成不了华盛顿。因为他绝不放弃权力。凡是不放弃权力的人都不可能超然独立。眼看着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对政权大有志在必得之势,便再也无法做一个不问党不党的超脱大总统了。国民党占优势的临时参议院与袁世凯政府对立严重,1912年8月份,他先后邀请国民党两位名义领袖孙中山和黄兴进京共商国是,以弥合国民党同自己的分歧,希望国民党能放弃政党内阁的理想。1913年春,国民党在选举中以明显优势获胜,宋教仁信心满怀地准备组织政党内阁,离其理想现实眼看只有一步之遥了,显然,这一胜利如果不是宋教仁的噩梦,就是袁世凯的噩梦。

1912年和1913年的政党政治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蹒跚前进的,不但袁世凯处心积虑地削弱国民党的势力,针对国民党和国会的军队干涉、贿赂干扰、暴力恐吓和政治暗杀等各种非正常事件也频频出现。唐绍仪内阁倒台后,袁世凯提议陆徵祥为内阁总理并组阁,不但陆的阁员名单没有获得参议院同意,而且陆本人遭到参议院弹劾,以至于在陆第二次提出内阁名单交参议院表决时,段祺瑞带领军警到场实施胁迫。清末由革命党人组织的活跃的暗杀活动到民初更加风行,有好几起暗杀事件都与袁世凯有关。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使政治形势更加险恶。国民党组织二次革命及其失败,加强了袁世凯的力量,他的军事势力进一步扩张,国内舆论多站在袁世凯一边,他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国民党籍议员或被捕,或被杀,或离京。袁趁机加紧了对宪法起草工作的控制以便制定一部他属意的永久性宪法取代《临时约法》,他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镇守使、护军使、都统向宪法起草委员会施压,地方势力纷纷响应,攻击宪草、国会和国民党,随之袁在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用军警包围了国民党在北京的总部,公开实行恐怖统治。在国民党议员零落、国会基本上丧失活动能力的情况下,国民党和进步党仍通力合作,在宪法制定上持一致立场以对抗袁世凯,这时,1913年已行将结束。1914年1月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

尽管正式国会开会时间只有7个月,在极为艰难的时势下,政党活动和政党政治仍表现出了极大的活力,这一点尤为难得和可贵。尽管政党政治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是完全陌生的,只有宋教仁、梁启超等少数人对相关知识做过一些研究,但还是在实际运作中学会了新知,党派之间从开始的为对立而对立,到后来注意协调立场,维护宪政理念,短短数月内,两党制政治的雏形已经形成,取得的进步和成绩可谓惊人。如果没有军队干涉,坚持政治问题用政治方法解决,斗争各方学会妥协,两党政治就此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概率还是很高的。



南京临时政府也就是同盟会确立的责任内阁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因为它不能反映当时现实的政治力量对比情况,它将使袁世凯作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人物失去了应有的位置。后来人们常常指出,《临时约法》更是针对具体的个人产生的,相当于事后立法,以至于袁世凯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宣誓要遵守《临时约法》时,还不知其为何物,他问参议院:“何为《约法》?”但这不是主要问题。

民初的政治玩家中,袁世凯无疑是处在最关键和最核心位置上的那个人,那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他而展开的。因为他掌握着一支全国最有实力的武装力量,武昌革命一下子把他推到了全国政治的聚光灯下,革命党人要推他作总统,期待他做中国的华盛顿,清政府则把他当作收拾局面、力挽狂澜的不二人选,急急请他出山,封一等侯爵,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由他重新组织内阁。3年以前,摄政王担心难以驾驭手握重兵的袁世凯,以其患“足疾”为由让他进行“休假式治疗”,出乎意料的革命形势却使之一夜之间却位极人臣。袁世凯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对于革命者和政府的任何一方都是举足轻重。他此时左右逢源,加入任何一方都是只赢不输,毫无风险,历史上极少有人能够得到这样的好运。

在晋升之路上,袁世凯总是能够机敏地抓住出现在眼前的机会,每一次都能大有斩获。袁与清廷中另外两位从满人那里获得极大权力的汉人曾国藩、李鸿章既有相同又有不同之处,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由于掌握一支具有明显个人特征的不可替代的军事力量而为清廷所倚重,不同点是曾、李二人依靠出色的军事才能和战功而显赫,袁则没有经历过重大战争,因而也无骄人战功可言,他是充分利用手中军队所形成的运势取得地位。早年带兵3000入朝以解决那里的上层危机不能说有多少作为,但他的行事果断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从朝鲜回国后,他获得了小站练兵的良机。当时甲午刚败,淮军将领已声名扫地,正是朝廷在军事上人才上出现巨大空挡之时,而此时训练新军迫在眉睫,值此天朝用人之际袁世凯成了瞩目的人选。他在天津小站练就的一支规模不大、却令人眼睛为之一亮、以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成为他日后纵横官场的最大资本。光绪帝推行变法需要支持时想到了他,把他从一个省级按察使提升为兵部侍郎;在皇太后开始对皇帝和维新派进行围剿时,谭嗣同找到他密谋兵变,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而他也从此获得了进入中央核心权力圈子的入场券。

武昌革命爆发后最终让袁世凯决定逼清廷下台、倒向革命,是革命者向他许诺的临时大总统位置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诱惑。这绝对是确立个人历史地位的历史性时刻,临时大总统比清廷给他的内阁总理大臣有更高的含金量,袁世凯不可能看不到。

辛亥革命使他终于达到了权力的巅峰,做了临时大总统,但他感到自己从革命党人接手过来的权力同武昌起义时那个众望所归、扭转乾坤的英雄所应得的有很大距离。他所熟悉的最高权力是言出法随,天下一统,大臣山呼万岁,而他这个临时大总统却远不是这样,他要受他人强加给自己的临时约法的束缚,参议院的议员对他多有不敬,他的命令遭到地方主义的抵制,特别是宋教仁要在他之外另立一个中心,甚至企图以政党内阁架空自己,更是袁世凯所无法容忍。1913年初的中国,一个是国内最大政党的领袖,未来可能的内阁总理,一个是临时大总统和国内最强军队的统帅,看上去棋逢对手:玩政党,年轻的宋教仁无与伦比,而玩权力,论实力,袁世凯非一般人可比。

宋教仁富有理想,也富有热情,大胆,敢干,但他的理想主义情怀中缺少了现实感,大胆的性格中缺少了转圜的一面。政治需要理想主义,但它又是绝对现实的,优良的政治制度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内阁政治的理想是他在对西方政治制度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后获得的认知。在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同盟会领袖就国家未来的整体进行讨论时,他就力主内阁制,反对孙中山的总统制主张。而后在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再从总统制改回内阁制,就更是缺少成熟的考虑,而仅仅只想到如何约束袁世凯,而不问可行性和可取性。内阁制最大的问题就是袁世凯问题。实行责任内阁制,国王或总统必须是没有实权的荣誉职位,因此,宋教仁和国民党坚守《临时约法》,坚持内阁制且毫不让步,实际上只给了袁世凯两个选择,或者甘愿领总统虚衔,或者学习华盛顿回到老家管理农庄。不幸的是,袁世凯绝不是一个淡薄权力的人。



袁世凯的政治目标是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实现中央集权和行政统一。他的政治目标和他的权力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在他看来,他的权力是为民所用,为国所用,他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正如他一次抱怨《临时约法》时所说:“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要达到集权的目的,他一方面要把政党和国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另一方面要将自治各省纳入一元统治。辛亥革命除了许许多多政党井喷而出,还释放了两股巨大的力量:地方主义和军人的力量。由于新军在革命中的关键作用,军人迅速上升到政治领导地位,在22省的都督中,军人占了17个。

袁世凯实行集权的尴尬之处在于,他的军队有能力扑灭反对派分散的军事行动,但又没有能力消除所有反抗和挑战的力量。结果,他越是加速集权,遭遇的反对力量也越大。

军人干政是民初民主实验的最大威胁。依靠军队起家的袁世凯始终把他的北洋军队当作其权力的牢固基础,而地方军人也同样把地方军队当作保护地盘和自身权力的安全保障。孙中山在1918年在一次通电中说,“顾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是他在革命后仍屡受挫折、颠沛流离和对动荡时局的总结性反思,就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和他领导的政党也是依靠军事力量去实现政治目标。

军队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即军队国家化,是实现民主转型的先决条件。在民国初年,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但不是没有希望。我们发现,民初的那批政治玩家们不但与稍后的军阀时代的玩家有区别,也与后来国、共两党军事较量时期的情况不同。首先,这个时期的精英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上形成了共识,包括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的主要人物,宪政是那个时代的政治主题,新一代人放弃了上一代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中体西用”的老调子。第二,这个时期有一批领袖人物真诚地怀有民主共和理想,如黄兴、宋教仁、梁启超、蔡锷等等,他们如果在一种适当的条件下进行充分的讨论是能够为了民主大局而做出妥协的。事实上,宋教仁在黄兴的劝说下接受了孙中山的总统制主张,黄兴在留守南京期间遣散了20万民军。第三,这个时期的精英不少都有值得肯定和尊重的人格,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虽有瑕疵,但他为人磊落的正直品质不在黄兴之下,著名的立宪派张骞始终关心政治却淡薄权力,令人尊敬,袁世凯难算正人君子,但也不是不择手段、嗜权如命的大恶棍,北洋集团的一些重要角色如唐绍仪、段祺瑞、徐世昌诸人,其人品也值得称赞。政治玩家的品质会直接影响到政治的品质。总之,民初中国聚集了一批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具有新思想、新做派的政治精英,他们具有改变凭恃武力、玩弄权术、阴谋盛行的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潜力。

在革命的过程中,虽然军事派系已经出现,北洋军队与南方的新军和民军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严重的军事对峙尚未出现,而且南北存在某种均势,没有一方可以轻易地征服对方,和解前景看好。控制军队无非是为了获取政治权力,如果一开始各方势力不是把注意力放在组建政府上,而是放制定宪法上,在各方同意的基础上确立权力分配的规则,那么军队的统一或许就可以实现,后来的激烈权力斗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彻底分裂的局面或许就得以避免。权力斗争先是分裂了同属革命阵营中的湖北集团和南京同盟会集团,继而毁掉了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合作。

辛亥革命为中国打开了一扇民主的大门,开局顺利,甚至堪称理想,却没有抓住这个极好的机会,不但没有人民带来福祉,而且开启了另一扇通往战乱和苦难的大门,教训之惨痛非语言所能形容。正因为如此,探寻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才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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