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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岸然:香港学界不再建设民主中国

 

自梁振英打开港独议题的潘多拉盒子后,出现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浸会大学一向保守,想不到唯一的学生会候选内阁突然修改参选政纲,删去对六四的立场,不再支持学联历年不变的立场;由于学联的立场必须是所有院校学生会的共识,这会令今年六四大专界不能统一支持六四活动。不参与活动事小,但不参与的理由是学生会认为不再把「建设民主中国」为己任,那就是继港大《学苑》事件之后,港独思潮在大专院校急速蔓延的反映。

已经传承二十六年的悼念六四活动是否应该一如以往进行大规模活动,渐成港人心中的疑问。那一片烛光、那数万到十数万人的集会,真的对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起到实效吗?实效又究竟在什么地方?中国人民有为港人的爱国行为动情、反省、受鼓励,再起而争取民主吗?完全看不到。

港人的六四周年祭已经宗教化、形式化、仪式化。港人在这项周年仪式之中找到心灵上的自我满足感、伟大感,已成惯性,不容易改变于一时,但学界的新立场惊醒了所有人—港人每年悼念六四,真的有用吗?

笔者二十多年来重复的一项指摘,是以司徒华为首主导的六四活动,从来不以真正支持国内民运为目标,而是以吸取港人选票自利为最主要目标,六四活动在司徒华那种领导哲学主导之下,从不越轨,更不会跨过深圳河,近年更已成为王丹、吾尔开希、丁子霖这几张「六四神主牌」及支联会一众泛民老人家的怀旧活动。张晓明曾经对泛民说:「你们还可以自由悼念六四,就证明香港有自由。」这句话调转来想,六四集会其实有变相维稳及保持港人爱国情怀的作用,符合中共统战的大原则,所以容许继续存在。

凡宗教活动,得益最大的不是宗教理念,而是依附于宗教的祭司及团体,六四是泛民的重要政治活动、社运界的重要筹款活动、教协的重要教育活动,也是港人的集体回忆,满足这么多人的社会功能,但就是对最主要目标的丁点儿作用也发挥不到,那是指「建设民主中国」。港人连建设一个民主香港也彻底失败而回,要结束中共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根本是自欺欺人,自我膨胀到失常的地步。

去年本土派在尖沙咀搞了一个另类六四晚会,得到几千市民参与,其实是一个大警讯;但6月时接连发生反东北发展计划的连串事件,也就无人探究社会发生什么改变。

笔者估计,今年会有人堂堂正正发起香港人应只管香港事,不应再以建设民主中国为己任。换言之,港人不应再干预「别国」内政,中国的民主发展,是强国人民的家事,不应再是香港人的事。

泛民主流基于自身利益,相信会猛力批评这一想法,但基础不外乎还是传统的「中国好、香港好」、「中国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论述,这一论述自「雨伞革命」后已经岌岌可危,年轻人根本不再信奉这一套,代之而起,是一套绝对的香港利益本位主义,一套给梁振英强批为港独的新思潮。

接连港大的《学苑》事件,浸大学生会否定支持六四立冢,年轻人立意要「去中国化」的思潮正如山崩一样地发生,势不可挡。

泛民会机械地重复一些误导的说法,说不搞六四悼念最开心的是中共。真的是这样吗?那倒不妨试试。年轻人将会公开倡议杯葛六四晚会,因为六四根本不是香港的民运,港人应该纪念九二八而不是六四,更重要的是支联会无权把一顶「爱国」帽子强加于港人头上!

同处一国之内,河水井水互相干犯,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事;香港或中国的井水不会干犯埃及的尼罗河或是印度的恒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若然中国不喜欢香港干预国内的事,港人不干预中国的「内政」以换取在民主发展问题上减少打压港人,完全符合港人利益,这不是释出最大美意、皆大欢喜的事吗?泛民强烈反对,是泛民真的「爱中国」还是为自己政治利益的考虑?答案已是写在墙上,路人皆见。

放弃六四议题,对港人而言,是复杂的问题,也是简单不过的问题,思想上搞清楚了,更加完全不是问题。笔者上星期的文章,是从宪制角度解释爱国与港独的基本矛盾与统一的辩证问题。香港人与中国人有基本不同之处,中国人按中国的宪法有爱国的责任及义务,香港人按香港的《基本法》及「一国两制」,并无爱中国的责任及义务。

要追究这一港独责任,请先追问发明「一国两制」的邓小平及有份写下《基本法》的「港奸」,这也包括《基本法》起草委员之一的梁振英;笔者从来很清楚、并多次在本报介绍这一观点。个人而言,从来认为弄好香港的事务、为香港的民主发展尽点力,就是对香港以外的中国的最大贡献。尽了最大义务,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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