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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杂志社2015年新春联谊会被“有关部门”取消

 

《炎黄春秋》杂志社原定于3月18日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2015年《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却遭到“有关部门”干涉,被迫取消。

《炎黄春秋》杂志社向被邀请人员发出信息说:“尊敬的老师您好,原定于3月18号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的2015年《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因“有关部门”干涉,被迫取消,特此通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2014年的《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是于2014年2月18日上午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行的。《炎黄春秋》杂志当时报道说:本刊的编委、作者和读者近200人出席会议。会议由总编辑吴思主持,社长杜导正致辞。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希清代表研究会讲话。李锐、高尚全、胡德平、李步云、茅于轼、高锴、钱理群、阎长贵、何方、资中筠、张维迎、李永忠、胡德华、王建勋、周志兴、高放、顾骧、冯兰瑞(李炎代)、浦志强等陆续发言。下面是发言摘要。

杜导正:冲破两个阻力,老同志该大声说话

  《炎黄春秋》欢迎各位作者和朋友出席我们这个一年一度的联谊会。我们大家遵照“八二宪法”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为深化改革建言献策。

  我讲几点意见:

  1.我拥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2.三中全会有三个正式文件,其中习近平同志对“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结论部分有三条,尤其第二条,说中国深化改革有两个阻力:一个是陈旧思维,一个是利益集团。我们必须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冲破这两个阻力。这个判断我们以为是很正确的。

  3.如果习近平同志的“说明”的第二条能够真正落实,中国可能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胡赵时期那么一种生机勃勃的大好局面。现在,人们最担心的是,破除这两个阻力很难很难,希望当局万万不可动摇。

  4.我们愿意成为破除这两个阻力,深化改革的落实派、促进派。

  最后,我建议《炎黄春秋》的作者和读者,也来做改革的促进派。希望老同志在紧要关头站出来,大声说话。

  

  李锐:社会进步靠科学和民主

  中国有一句古话“以史为鉴,鉴往知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炎黄春秋》二十多年来为这件事做了很多工作,我也做了一点点工作。在《炎黄春秋》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我念了一首诗:“产生宪法百余年,宪政施行蜀道难。几大自由言论首,炎黄努力换新天。”《炎黄春秋》在努力干这个事情,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靠什么?靠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记得我1988年1月第二次去美国时,美国学者讲到苏联最晚2017年垮台,当时我不能接受这个意见,结果苏联1991年就垮了。我去过美国三次。毛主席讲过一句话,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准备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结果没有画好。美国二百多年历史,真正在白纸上画了最新最美的图画。为什么?因为美国解决了科学和民主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至今没有解决,希望今后能解决这两个问题。

  最后我念一首我做的诗:“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作主未宽松。何时宪法施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发言者为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高尚全: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习近平同志讲,“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可见落实非常重要。如何落实,我讲几点:

  第一,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三中全会《决定》,包括习近平同志讲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非常重要。三十多年来,从行政力量配置资源到市场力量配置资源,经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从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非常不容易。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共识。比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多人的理解不一样。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条件是“特殊”。“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要处理好。我们要搞市场经济,首先要借鉴学习“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是怎么来的?是人类长期在实践中探索到的规律,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不能认为“一般规律”是资本主义的,而应该认识到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要借鉴。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特色、特点做,这样效果会好很多。

  第二,要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

  三中全会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讲得很好。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竞争,而目前一些公有制经济领域仍然存在垄断现象,还不许讲,这怎么不能讲?客观存在的为何不敢承认?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就得落实平等竞争的环境,将一些垄断领域放开,让各种经济主体去充分竞争。

  第三,落实产权平等保护。

  产权保护非常重要。如果不保护会有很多问题,现在大量的移民和向海外转移资产,其原因之一就是产权没有保护。这次三中全会讲到“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是平等原则,两类性质的财产权都要受到保护。

  值得高兴的是,中央成立了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有六个专项小组,而且有一个办公室,这是组织保证。问题是要不要政企分开?怎么发挥政府的作用,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发言者为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胡德平:中国富强之后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我讲一个问题,即关于“中国威胁论”。现在,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际上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议论日益增多,日趋激烈。毫无疑问,这其中有一些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对中国崛起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的现实,采取了遏制打压的态度和做法。但对中国更多的关注是:中国崛起是一种威胁还是一种贡献?这种关注很有意义。

  我本人赞同贡献论,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和平的崛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最重要的决心是:只要没有外敌入侵,就一心一意搞建设,全心全意搞发展。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不但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还给许多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保证了这些国家的物价稳定,这些都是贡献。

  但这种贡献的代价是否过大?比如出口的商品比国内的价格还要低,这种做法,我们赢得了大量的外汇,帮助了买家。为了出口这些产品,中国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当然这不是价格问题,而是我们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低,资源性产品比重太大、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是当务之急。

  就国内来说,若干文件都提到要“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这个说法是对的,如果能做到,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既能稳增长,又能调结构、保民生,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稳增长和调结构产生矛盾,怎么办?要壮士断腕,要刮骨疗毒。要调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积累结构、内需外需的结构。对环保的投入要加大,对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投入都要加大。

  就国外来说,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中国富强了、强大了,与周边国家应该是什么关系?把这个做好,对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公路、铁路、通讯、基础建设做好,起码与周边国家建立一个互惠共荣的关系,这是中国贡献论最实际的表现。

  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富强了之后做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起码与周边国家建立一种互惠共荣的关系。

  (发言者为原统战部副部长)

  李步云:宪政要破题

  十八大之前,我在一个高层研讨会上给领导提了一个建议,12个字:“促发展、保民生、反腐败、行宪政”。这几年下来,我对“促发展、保民生、反腐败”很满意,我相信老百姓、干部都是满意的。但是“反腐败”目前的措施是治标不治本。治本要依靠宪政,也就是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人权保障、宪法至上(这是我所理解的宪政)。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在推进宪法至上问题上跨了一大步。我听说四中全会要着重讨论推进依法治国的问题,我非常赞同。从建立宪政体制的路线、策略来说,可以用法治来推动和保护人权,再用法治和人权最后推动民主。依照目前三中全会的决议,对于“宪政”这一条我是有信心的。我对于实现“中国梦”充满信心,这不是建立在感性上的,而是理性分析上的。我们能够实现的。路线我也是拥护的。

  宪政问题如何破题?现在,广大知识分子和一般的干部有一个共同看法:思想意识形态在倒退,表现就是某个文件上所传的“七不准”。文件出来后,宪政问题、普世价值、司法独立、公民社会都不让谈了。过去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这就倒退了。我们党有一个政策,研究无禁区,发表有纪律。所谓“七不准”的问题,都是学术问题。我在一个会上讲,尊重人权是不是普世价值?如果说不是普世价值,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人。为什么?你要不要生命安全?人身安全?人身自由?这是人权最基本的东西。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大意是有人反对自由,并不是反对自己有自由,实际上是不要人家有自由。

  前不久,我为某中央级刊物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三中全会建立宪政制度和程序,我提出一个方案。可是没有被通过。理由是,宪政问题不要碰它。宪法是根本大法,执政党依宪行政,依宪治国,但连宪政都不能碰,怎么会是这样的局面?最近有一点松动的迹象,《人民论坛》第一期发了一篇关于宪政的文章,表示高举宪政旗帜,“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人权保障”“宪法保障”。这可能是一个迹象,说明这个问题或许又可以讨论了。所以,我认为宪政问题正在破题。中央让大家在这方面讨论,多发表一些意见。至于中央采取什么观点和态度,可慎重考虑。如果我们的思想共识能够达成,将会更好。

  (发言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茅于轼:在国际关系史中确认自身定位

  《炎黄春秋》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帮助我们认识现状。因为现状是历史的延续。正确地认识历史太重要了,现在很多历史真相被遮蔽了、歪曲了。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现在174年,世界上哪些国家对我们的进步起了帮助作用?哪些起了反面作用?那时候我们叫“列强”,大部分列强欺负我们:第一是日本,第二是俄国,然后是英国、法国、德国。但我认为美国与这些国家有所不同。

  美国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得到了赔款,但美国用部分退赔款为中国培养了人才,建立了一些科研机构,比如清华大学、协和医院,这些人才和机构对中国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美国对中国最大的帮助是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区牺牲了15万多人。二次大战结束,我们收复了东三省、收复了台湾,成了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把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和治外法权都收回了,中国站起来就是在那时候。但是,后来“抗美援朝”,把帮助我们战胜日本的盟国当成敌人打了一仗,而且以后很长时间一直把美国看成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今天还有一些人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

  中国进步靠什么?中国为什么倒退,走了弯路?二战后中国走的歪路我认为跟苏联关系很大,公有制、计划经济、斯大林式专制统治、党内党外的斗争,把我们害苦了。当然今天的俄国不是那时的苏联了,体制变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靠什么?什么是社会发展的方向?《炎黄春秋》有一个重大的使命:梳理过去一百多年全世界哪些国家为中国的进步提供了帮助,对过去一百多年的国际关系有一个正确的事实判断。因为这关系到当今中国在国际上对待其他国家的态度。

  最近发展有点让人担心,世界局势不是朝和平、缓和的方向发展,而是大家在研究新武器。人类是否还会有一次大灾难很难说,中国的外交跟军事是否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是否很准确,这值得我们关心。

  (发言者为著名经济学家)

  高锴:要尊重和保护不同意见

  习仲勋同志晚年在全国人大几次讲过要尊重和保护不同意见,而且说道:我们多少次“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等等,其实绝大多数只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而我们却把朋友变成了党的敌人。

  后来养病时,习仲勋同志讲到,他生平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推动制定党内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一个大国、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一个56个民族的国家,要求大家提一样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可事实上只要提一点不同意见,往往会被打成“××分子”。我来开会之前,正好翻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里面有一篇文章是1953年9月份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的讲话,梁漱溟讲到农民的问题,结果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批判,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是班门弄斧,是“不害羞”,甚至“不识羞耻到了极点”。毛泽东冷嘲热讽,说梁漱溟把自己描写成比西施、王昭君还美,并更进一步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这让人匪夷所思。

  其实,这已经成了惯例。比如对刘少奇同志,怎么扣上一个“叛徒、内奸、工贼”?说刘少奇别的问题都可以说,可以有不同认识,例如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接班人长期以来是内奸,那么毛主席是否首先要负政治责任?给彭德怀扣上一个“里通外国”罪名,可彭德怀在战争年代的功劳大家都知道,“里通外国”从何说起?谁会相信?所以我一再想起习仲勋同志讲的,千万不要把提意见的人变成反对派,更不要把提意见的人当作反动派。讨论问题就是讨论问题,认识差距就是认识差距,而现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去年有人打出横幅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这有什么不对的?这是全国人民基本的权利,既符合十八大精神,也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要求公平正义,他们没有拿枪也没有拿刀,就那么几个人在那里举着横幅。这时应该请他们到房间里,送上一杯茶,吃点瓜子,听听他们的意见。怎么能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抓起来呢?这使我大吃一惊。

  就在门口的路上,挂着宣传北京精神的标语: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什么叫“包容”?是容许有不同意见,把反对意见也包容了。什么是“厚德”?几个人在马路上打个横幅,表达意见,就把人抓起来判刑,实在让人想不通。

  (发言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原主任)

  钱理群: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启示

  劳动教养终于被废除了,这是刚刚过去的2013年我感到最高兴的事。但同时我们又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当年做决定是正确的,今天要废除也是正确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年为什么要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政治、社会、法律生活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劳动教养制度从建立到废除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我们又可以从当中吸取什么样的历史教训。大家知道,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1957年8月1日做出的,正处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劳动教养制度的推出就是为了应对在处理右派时所遇到的一个难题:当年公开宣布右派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派,但有一个事实却难以回避:右派都是因言论而获罪,一方面非要治罪,另一方面法律依据又不足,这才有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为右派量体裁衣的,是反右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开始就是一个镇压惩治政治上的异己者、无辜者的制度,绝不是要拯救所谓违法人员。劳动教养制度还有这些值得注意的规定:“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能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碍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无理取闹、妨碍公务、屡教不改的”,要送去劳动教养。这给各单位领导极大的权力,可以给不安分甚至看不顺眼的工作人员加以“不服从、不接受、妨碍公务”的罪名随时送去劳动教养。这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大大加强了单位制。因此,劳动教养制度是单位控制制度的一个制度保证,赋予单位领导随时惩治不服管制的单位成员以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由此建立一种“单位专政”。

  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通知,严厉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由此建立一个城乡隔离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劳动教养制度又成了这样一个社会结构的制度保障。凡盲流到城市的农民,不是遣送回乡就是送去劳教。劳动教养制度的功能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最近的例子是薄熙来在重庆大搞打黑运动,将人送去劳教。

  可以说,一部劳教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镇压异己者、不服从者的历史,同时这也是不断反抗的历史。北大三位法律系博士生曾就“孙志刚事件”上书,“孙志刚事件”实际上是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一个先声。还有围绕重庆村官任建宇所展开的各种各样的斗争,这些斗争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因此,废除劳教制度,我们应该向前面提到的那些先驱者致敬。

  劳动教养制度从制定到废除的56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激起的是自发反抗,同时遭到严厉镇压。随后,随着劳动教养制度背后的体制问题逐渐暴露,人们逐渐清醒,真相逐步公开,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就成为自下而上的民间反抗运动的自觉诉求。一开始,民间反抗是非法的,一再遭到严厉镇压,可在网络时代,真相被越来越多人所知晓,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舆论压力下,体制内部发生变化:劳教制度既得利益者和辩护者感受到这种压力,不得不有所收敛;体制内部改革者遵从舆论所表达的民意而做出改变,最后由执政集团的明智者从长远利益考虑,感觉到维持如此不得人心的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得不偿失。这样,在体制内部也形成了一种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力量。可以说,自下而上持续的民间反抗和自上而下的让步,两者合力,导致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示:第一,任何执政者都不会自动地放弃既得利益,只能依靠民间力量的推动。第二,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在体制内各种力量的互相作用下,执政集团有可能做出不同程度的让步,这样的让步在体制改革上有积极意义。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进步,正是实现在这上下结合、体制内外相互博弈之中。

  这里的关键是,民间的推动力量是否自觉、持续并且足够强大。执政者让步当然重要,但这是体制内外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一种结果,而民间的改革力量是决定结果与方向的最重要的推动力。这就是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全靠我们自己。这或许是劳动教养制度废除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发言者为原北京大学教授)

  阎长贵:科学评价毛泽东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讲了毛泽东的功绩,也讲了他领导革命和建设中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是对极端个人崇拜的突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对这一点应该肯定。

  但历史决议是不是绝对真理?历史上没有绝对真理。这个决议,就对毛泽东的认识来说,是历史的起点不是终点,是开始不是结束。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任何时候都这样。现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否认毛泽东的功绩当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然而否定他的缺点和错误同样是历史虚无主义。能不能正确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是中国人面对的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瓶颈。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我们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吧。

  (发言者为原《求是》杂志编审)

  何方:要重视常识的普及

  我完全赞成杜老杜导正同志刚才阐释的办刊方针和所要坚持的几项原则和底线,只希望《炎黄春秋》越办越好,影响越来越大,发行量不断增加。

  我的发言从不久前碰到的一件事情说起。

  一位前中央领导同志的办公室近日给我来了一封信,附有这位同志的生平工作简述,要我提意见,并限期收回。我只好从头看了一遍,并写上我的意见。过了一阵,他们就派人来取走了。

  我提了些什么意见呢?除了一条有关著作权的问题外,其余都是些常识性的问题。

  所谓著作权问题,就是过去有些所谓秀才(或称笔杆子)和他们不定期组成的写作班子,为中央或中央领导同志起草文件或报告,事后这个文件或报告应该算谁的著作呢?我的一贯看法和对这类事情的理解,都是该文件或报告的著作权只能属于最后的使用者(署名者或报告者),而绝不能属于起草者。我曾长期从事这种起草文件或报告的工作,也都是一直这样处理的。但是我过去和现在碰到的问题却是,有些文稿在领导人使用(署名发表或作过报告)并已收进他的文集后,原先帮他起草的人或写作班子的负责人,却又将这一文稿收进自己的文集中,只是注明此稿件是由他负责起草的。这种情况,据我所知,早已出现在《刘少奇选集》、《张闻天选集》和《邓力群文集》中。其他人的选集或文集中有无这种现象,我没查过,所以不得而知。但我总觉得这种作法不大合适。却似乎至今没人过问。

  至于常识性的错误,那就多不胜举了。例如上述领导人的自述文稿中就把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孙子膑足,兵法修列”,解释成“孙武被废了双脚而修《孙子兵法》”,而被膑足的是孙膑,不是孙武。

  我今天讲这个例子,并不是要出那位领导同志的洋相,何况这种错也许出于文字整理者。而是因为这都属于《炎黄春秋》的涉及范围。就是说,《炎黄春秋》不但要重视对一些大的历史错案进行拨乱反正,而且还要进行普及工作,给读者介绍更多的历史知识。因此,在表现形式上,就要尽量做到生动活泼,雅俗共赏。

  (发言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资中筠:朝野的共识与分歧

  今天似乎比历年聚会来的人都多,济济一堂,说明《炎黄春秋》的欣欣向荣。在座的都是忧国忧民之士,有的在朝,有的在野,很多人是过去在朝,现在在野。我自己认为是在野。

  现在朝野有没有共识?我想至少有一个共识,就是大家都不希望发生动乱,都希望能够和平地进行深化改革,渡过社会转型期。但是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手段达到这个目的,分歧好像很大。很多事令人想起明朝顾宪成与王锡爵的对话。顾在野,王在朝。顾说:“内里以为是者,外间以为非,何也?”就是在很多是非问题上,“朝”与“野”的看法完全相反。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本好书,很受读者欢迎,或者一篇文章,大家都说好,争相传阅,忽然就听说“挨批”了,被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又比如,现在领导下决心反腐,很得人心,但是民间以各种行动表示拥护,热心支持,要为此做出贡献,却忽然获罪。有记者因揭发贪官(事后证明完全准确,贪官已落网),记者却被勒令解雇。有人被请去“喝茶”了,有人给“上手段”了,甚至有人给抓进去判刑了。那么依靠谁反腐?是孤家寡人,还是依靠全社会的正义和健康的力量?我一直认为腐败已经这样病入膏肓,不依靠真正的法治、不依靠民众的强大力量,是难以乐观的。现在有种种迹象,可能不幸而言中,在顽强的利益集团的阻力面前,以声势浩大开始的反腐有半途而废的危险。

  现在有两种“高危职业”,一是律师,一是媒体。我们要建设法治,但是律师动辄得咎,不但不能依法履行维护公民权利的职责,本身安全还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还有一种高危职业是媒体,有良知的,有志于报道真相,为民喉舌的媒体经常因言获罪,遭到各种封杀和打击。《炎黄春秋》在多数报刊下滑的情况下,订数大幅增加,这固然令人鼓舞;但是另一方面,多数报刊不景气的现象并不是正常现象,总的说来,言论空间是在缩紧。有不少曾经拥有许多读者,辉煌一时的报刊,一再遭受风霜雨打,逐步凋零,这种情况令人担忧。我宁愿《炎黄春秋》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中的一株。

  有一个基本分歧是:提倡宪政民主会不会“乱”?我看到有些文章就拿这个吓唬人。有的文章举利比亚、伊拉克的例子,说“西方”把卡扎菲、萨达姆搞掉了,所以就乱了。言下之意,我们如果要宪政民主就是中了“敌对势力”的阴谋,就会发生像利比亚那样的乱局。这实在是倒因为果。至少中国人还不至于羡慕卡扎菲、萨达姆统治下的生活吧。社会矛盾尖锐化是客观存在,中国最需要的是培养理性的、有现代意识的公民,而不是愚民、顺民。实际上,愚民、顺民并不能保证社会安定。没有明确的公民意识,没有法治观念,在某种契机下,顺民很容易变成暴民。建立公民社会是当务之急。我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对“公民”如此犯忌,提倡公民教育会获罪。如果把最讲理、有良知、有正义感、主张温和渐变、培养公民社会的人都打压下去,一旦有事,顺民陷入绝望,那才会无序大乱,是十分危险的。

  关于历史定位问题。凡居高位的政治人物,也包括部分社会精英,都在乎身后名。也就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站在历史的哪一边。中国百年多来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追求宪政民主,有的牺牲生命成为烈士,许多人受到过不同的迫害和牢狱之灾。在历史的长河里他们是公认的英雄人物,至少是正面人物,而镇压他们的是反面人物。例如慈禧之于戊戌六君子,还有民国时期坐国民党监牢的“七君子”。黄炎培先生去向蒋介石要求放人,当面对他说,他们是“君子”,你把他们关起来你就是“小人”。现在有人为倡导宪政民主而坐牢,用不着过百年再回顾,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正义的一边,是非立判,当代就有公论。

  (发言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张维迎:国法不能违反天理

  我讲一个观点: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我们的制度、法律和政策的哲学基础和道德基础。

  我先从一个简单的事例讲起,几个月前著名导演张艺谋被罚748万,因为他超生了三个孩子。这个罚款社会普遍赞成,认为名人在法律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但进一步问一下,为什么有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因为我们国家要发展,人不能太多。计划生育大家不听怎么办?就强制,包括罚款、强制堕胎。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典型地叫做“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功利主义思维方式是我设立一个目标,为这个目标,任何事情都可以不择手段,或者不管手段的正当性。只要假定目标具有正当性,就可以说手段具有正当性。国家大的政策、法律,甚至普通人的思维方式,建立在这样一个道德的规则基础上。

  比如我们经常会这样想,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做什么事,为了党的利益可以做什么事,为了集体的利益可以做什么事,包括今天为了经济的增长可以做什么事。好多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证,为什么?为了国家的发展应该忍受一些痛苦。

  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从这种功利主义哲学转向权利主义?人有一些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在任何其他目的下都不可以剥夺,包括生命权、财产权,也包括刚才几位谈到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说话应该是每个人的权利,只要这句话不会给人带来伤害,我想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出于社会安定或者某种利益剥夺他的权利。在功利主义指导下,每一种权利是否可以行使,都要根据某一个总目标进行评判。

  要具备基本的权利观念,就想想中国古代的智慧:天理。儒家特别重视天理,而大量的国法是人定的。怎么能够使国法或者人定的法律不违反自然法、不违反天理,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发言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李永忠:反腐怎样不失败

  在十八大召开前我讲了三句话: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当年。

  当年。一年过去了,压力形成了。我谈到过“三个不得不的关口”: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哪个共识程度最大?哪个见效最快?反腐。一年多的高压态势形成,反腐作为破局的牵头兵,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一年多的高压态势形成,见到了成效,公信力开始取得。

  三年看什么?——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的设立。如果三年内政治体制改革特区不能设立,同样很危险。如果三年内政治体制改革特区能设立,就有可能看五年,五年之内有戏。

  五年内解决什么问题?——党权三分一定要解决,三中全会谈到党内要形成“决策科学的决策权,执行坚决的执行权,监督有力的监督权”。因为我们有几个前提:党外不允许有党,党内不允许有派,分党分派不可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分权,如果分权还不能解决的话,那么苏联东欧就是我们的明天。

  苏共反腐是失败的反腐。尽管平均每10年的反腐案子翻一倍,但照样完蛋,因为它的权力结构是不行的。我在《苏共亡党之谜》讲了三个定律。一是“武大郎开店”定律,高我者不用。二是“赵高定律”,不依附我者休提。三是“买路钱”定律,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这种权力结构不支持长期执政。

  我们现在改革就是改这个权力结构。一是从常规反腐到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高压反腐;二是从否认体制性腐败的反腐到承认体制障碍是最大障碍的反腐,由同体监督慢慢向异体监督转化;三是从单打独斗的孤军反腐到依靠群众的网络反腐,主力军民众逐渐在反腐败中显现;四是从加大惩治力度的战术反腐到从事深化改革的战略反腐;五是从依靠领导的权力反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反腐。

  成功的反腐都是相似的,失败的反腐各有各的不同。我们期待没有硝烟的这场反腐之战能够取得胜利。

  (发言者为中纪委监察学院院长)

  胡德华:观念与悲剧

  不说国家大事,说说我读杂志的感想。我第一次出国是1986年底,去的第一个国家是德国,那时还叫西德,没有统一。那里环境非常美丽、经济发达,德国人非常和蔼,愿意帮助人,让我有一种新的感受。我发现这样友好的人民很难跟过去心目中的“德国鬼子”联系不起来。以后慢慢对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

  在二战时,不管是德国的少男还是少女,在战争中都变成了恶魔,杀戮机器,历史上非常伟大的德国民族为何变成那样?我看了2013年《炎黄春秋》第10期的一篇文章《平凡的刽子手》,挥去了我多年萦绕心头的疑惑。大量犯罪的人是在执行命令,这就是“平凡的刽子手”。

  为什么这些少男少女们成了“平凡的刽子手”?当时德国在《凡尔赛和约》后受屈辱、受压迫,非常希望能够复仇、能够重新站起来。这时候就出现了希特勒,希特勒就宣称他发现了宇宙真理。在宇宙真理之下,任何人对于希特勒的理论不允许有疑问,不允许有不同,如果提出异议,会遭到非常严酷的镇压。他的理论经纳粹党宣传部宣传一百遍后就成为了真理,不断地给德国青少年们洗脑。人类其他优秀知识、学说通通都没有了,全体德国人民只听到这一种声音——希特勒的声音。被洗脑后变得野蛮、嗜血,天使般的德国青少年变成凶神恶煞。另外,德国纳粹党用很野蛮的方式清除了纳粹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其他政党便集体失声。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民不断地被洗脑。

  在德国战败,经济一片萧条时,纳粹党掌握政权,建立举国体制,集体劳动,修高速公路,经过举国体制的一些举国举动后,德国的发展非常快。这让德国人民觉得纳粹是正确的。1936年还举办了奥运会,极大地振奋了德国人民的精神。在上述条件之下,很多不赞成纳粹的人也赞成了,所以很多德国人在战争中犯下了大罪。

  纳粹党的敌人,是按照身份来划的,你是敌人,我们是人民,只要你是人民的敌人,就要对你实行严厉的专政,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大的悲剧。这在原苏联也是一样。干坏事的人是人民的敌人,心里反对我们党正确的路线的人也是敌人。原来是人民,包括托洛茨基、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后来也变成了敌人。只要你是人民的敌人,就要对你实行严厉的专政,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大的悲剧。

  这又让我想到最近去世的曼德拉。如果他上台把压迫他的人打倒在地,就不是曼德拉了。在新南非,只要没犯罪,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白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一律是南非的公民。南非还有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有了真相才能和解。南非跟苏联不同,因为苏联推翻沙皇政权后建立的还是金字塔政权。不管是叫苏维埃还是什么主义,只要是金字塔型的,无非是一个改朝换代。

  (发言者为企业家)

  王建勋:宪政需要分权

  我的本行是研究宪政的。大家都知道,去年有人反宪政。在我看来,反宪政就是反文明。为什么?因为宪政是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奴役走向自由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宪政实施得比较好的国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大多受到了良好的保护。那里没有强拆、没有劳教、没有计划生育、没有因言获罪等等;而在没有宪政的地方,这些事情则司空见惯。所以我认为反宪政就是反文明——宪政的宗旨就是保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财产权等。

  最近,有一本书在中国很流行:《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的一个贵族托克维尔写的。很多人认为这本书传达的观点是:专制政权变革时是最危险的,在最繁荣时容易发生革命。当然不同人有不同解读。我认为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没有地方自治,没有地方分权,没有地方自由,就一定会专制,就一定会爆发革命。换句话说,中央集权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18世纪的法国,所有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在巴黎。托克维尔在书里说,因为巴黎这个脑袋太大了,他的身体太虚弱了,身体的虚弱没有办法支撑这个脑袋,以致于他最终要衰亡。如果大家看过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他在书里有小小的注释是讨论中国的,他说,中国有勤劳而无进步,有秩序而无繁荣。有一天,当中国的国门对欧洲打开的话,我将会发现中国是世界上中央集权的最佳典范,比法国还厉害,或者只有中国可以与法国媲美。

  很多人讨论宪政,只是注意到宪政的一个维度,即横向的分权,立法与行政、司法权的分立与抗衡。但宪法的另外一个维度同样重要——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没有地方自治不可能有宪政,如果全国大一统,所有地方实行同样的法律,同样的思维方式、同样的教育,不会有宪政。美国的国父们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而不是大一统式的、中央集权式的共和国?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说,联邦共和国保护人民权利和自由是双重保障。如果中央政府变得专制,地方政府可以对抗它,可以抗衡;如果地方政府变得专制,中央政府可以对抗它,相互制约。在中国,所有权力和资源都在北京,北京变得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拥堵,环境越来越恶劣,这根本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高度的中央集权。只有改变这一点,确立一个宪政民主政体,才能够走出迷信中央政府的误区。

  我们长期生活在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社会里,很多人迷信中央政府。美国著名汉学家说,这几乎是中国人文化上的一个迷思,总是相信中央政府是清廉的,是良好的,为民众着想。我去地方调查,那里的老百姓也是那么想,不担心中央的权力,总认为干坏事的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看法?这是中央集权所造成的误区。因为去执行法律的人都是地方官员、地方干部,所以老百姓对他们有反感,可事实上根子在上边。迄今为止,人类的政治智慧发现限制政府的方式是分权,包括横向的分权和纵向的分权,不实现这一点,中国实现不了宪政。

  (发言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周志兴:中间群扩大了

  我有一个感觉:去年大家的情绪没有今年这么乐观,今年因为有了三中全会的《决定》,很多人都比去年乐观了。

  我觉得,中国思想界和一部分人群里左与右的撕裂比较大,但这种撕裂呈现出一种特点:左的更左,右的更右,中间群扩大了。为什么这么说?一方面是三中全会的《决定》赢得了一部分人的人心,所以很多偏左的、偏右的往中间靠。另外很多极左的和极右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所以左的走到更左的方面,右的走到更右的方面。三中全会带来了很多好东西,让中间群扩大了。

  但现在很多做法,也把本是朋友、同志的人推到敌对一边。国内是这样,国际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重提统一战线,团结那些对自己有意见的人,现在常常是团结那些说自己好话的人。

  (发言者为共识网总裁)

  高放:海峡两岸需要新的九二共识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海峡两岸需要新的九二共识。

  1992年海峡两岸达成的“九二共识”,双方都确认海峡两岸是一个中国,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其结果是:求同存异,互不承认。这样,“九二共识”以来,海峡两岸关系很难有重大的改善和新的突破。“九二共识”各自表述,大陆认为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一个自治省或者特别行政区;台湾认为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包括中国大陆。

  很可喜的现象是,不久前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任王郁琦会面时,双方互称官职,称主任、主委。什么意思?表明双方部长级的干部已经承认海峡两岸存在两个政府。我衷心希望,今年秋后如果能够举行习马会的话,习马双方互称总统或主席,这样海峡两岸都是政府,就可以进行谈判。

  现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以及两岸发展,都需要海峡两岸政府加强团结、一致对外。习马会后,海峡两岸统一进程能够加快。我建议将来两岸统一采取“国中有国”的新模式,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包含一个台湾的中华民国,大国中套一个小国,这样海峡两岸主权统一共享,治权分别。海峡两岸领导人如果都能够从民族大义、国家大局出发,双方各让一步,我们承认台湾有一个中华民国,台湾承认中华大陆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中有国”的方案可以加快海峡两岸的统一进程。

  (发言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顾骧:光荣的思想启蒙者

  《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刊发了张显扬遗文《人本思想与党文化的分歧》,我听到好几位朋友阅读后称赞叫好。这是显扬兄留给这个世界的遗言,文章发表,他已去世三个月。

  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伟大的年代,以胡耀邦为首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思想启蒙年代,出现了一批启蒙运动思想家,以及理论家、学者、报人······如王若水、周扬、李慎之、黎澍、朱厚泽,不久前辞世的于光远、胡绩伟以及现仍健在包括今天在座的我所钦敬的师友。他们像是冥暗的夜空闪烁着熠熠发光的流星,值得后人骄傲。

  张显扬在启蒙年代初,被胡耀邦称为思想解放的“闯将”。他批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花了十数年之功,从根子上批判了“历史决定论”,全面审视了一个理论的体系。他从1989年到2013年的一个世纪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在寂寞岁月中埋首于真理的探索与追求。在一个小会上他和朋友们说:“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注定有几个充当悲剧角色的人,担当这样的角色是无上光荣。”思想启蒙者都具有悲剧性。这是我们的光荣。

  (发言者为著名文学评论家)

  冯兰瑞:不能忘记延安时期的宪政主张

  李炎:我母亲冯兰瑞因为身体原因今天无法到会,但她对这个会很重视,写了一个发言稿,我来念一下。

  我想讲两个问题:第一是研究延安。

  延安时期对中共很关键,它为中共打败国民党奠定了基础,也是建国后多次大规模政治运动能够发动的根源。延安时期的关键词就是“整风”,核心就是树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随后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开始了对毛的个人崇拜。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纲领,一切都是为了政治任务服务。延安整风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使中共更加统一,极大地加强了中共的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夺得政权胜利的根源。

  延安也有另一面:宣传民主政治,甚至主张宪政。还有一个组织叫“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很多高层人士包括毛主席都参加了,在成立大会上毛主席发表了演讲《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新华社前后发表了很多文章,赞扬美国的政治制度,这是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不能忘记。

  去年主流媒体发表了对宪政思想的围剿文章,对延安这一段怎么说语焉不详,或认为是一个“斗争策略”,也就是骗人的。我当时就在延安,年纪轻,地位低,没有感觉到这些是作秀。至少我们这些从白区来的青年人是真诚的。

  第二个问题,拥抱互联网。

  最近两年我很少写新的东西,主要精力用在整理、编辑以前的文章,包括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邀请出的一部论文选。这部论文选几经周折,从定稿到三校,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也没有印出来,而且可能永远出不来了。问题出在里面选了几篇关于宪政的问题文章。涉及宪政问题的书不能出,不能出也没关系,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而且还有办法,可以在互联网上传播。互联网是一个好东西,百花齐放,传播快,还可以永久保存。特别是年轻人,现在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是互联网。抓住了互联网就赢得了未来。

  (发言者为著名经济学家)

  浦志强:反腐败要尊重正当程序

  我是一个律师,去年我们介入了三起死人事件,分别发生在浙江温州、河南三门峡和湖北黄梅。案件一样,都是因为基层的纪检监察机构将一些所谓谈话对象叫到指定地点,然后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用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使得他们失去健康甚至生命。

  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中国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任何人不经人民法院决定由人民检察院批准,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他应当是不受逮捕的。因此,我开始关注反腐败中违反宪法规定程序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就发生在纪委监察系统的“双规”措施。

  前年我们在推动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时,非常多的干部群众都能够理解劳动教养措施的违法性,都会支持我们这样去做。但去年我们在反对“双规”措施,或者反对“双规”措施中违法乱纪的情形和侵害人身权利的过程中,不太容易得到来自民间的理解。但我从基层能够看到,现在纪检监察系统的“双规”措施已经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正当程序,一方面不需要经过任何法定程序就可以把人抓起来,另一方面是在这个过程中采用刑讯逼供各种手段。没有一个法院和检察院敢于审查纪委的事情,但纪委本身的腐败问题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如果大家对中国的反腐败有期待的话,我希望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反腐败。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畴之内活动,要尊重正当程序,要保护所有人,包括党员领导干部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如果中国想要一个清明政治,没有法治、没有正当程序,单靠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发言者为著名律师)

  (本文根据会议发言录音整理摘编,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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