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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背后的李光耀影子

杨建利

 

本月23日甫抵新德里出席“加强亚洲民主”国际会议,就听到了李光耀去世的消息,会议的主旨“亚洲民主”与带有李光耀标识的“亚洲价值观”此刻在我脑海里的对应显得十分应景。上个世纪末,在那场李光耀挑起、中共政府推波助澜的亚洲价值vs.普世价值的辩论中,我曾戏称李氏的所谓亚洲价值通俗的讲就是:人长着嘴巴要好好吃饭但不要随便讲话,吃饭和讲话是对立的,二者只能选其一。李光耀治下的新加波选择了“吃饭”,当时的中共也宣称不让大家“说话”正是为了让大家“吃好饭”。

其实,在中共官方的正式表述中,并没有李光耀及其“亚洲价值观”的位置,但三十年来,中共官方逐渐形成对所谓“亚洲价值观”及“新加坡模式”的推崇是众所周知的,邓小平在1992年就曾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这些年来,中国也向新加坡派出大量的各式各样的考察团,学习新加坡的政治管理。不过,在概念的使用上,中国官方控制下的媒体大都舍弃李光耀本人更为属意的“儒家价值观”,而采用并不为李光耀本人所接受的“亚洲价值观”,如果考虑到中国作为儒家发源地这一事实,那么,关于李光耀、关于新加坡模式、关于儒家价值观,当我们将它们与当代中国相联系的时候,完全可以做出非常细致详尽的研判和论述,但在篇幅有限的本文中,我主要谈论中国对新加坡的学习与推崇所存在的迷失。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广泛地向外部世界学习是一个人自信和虚心的表现,但中国三十年来对李光耀和新加坡模式的学习显然是有特定含义的,因为我们中国领导人没有说学习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不说学习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不说学习当年的老大哥苏联,也不说学习自己以前的小弟弟朝鲜、越南,当今世界将近两百个国家中,唯独新加坡成为中国半公开学习的对象,其实说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新加坡将自身融入西方经济体系,为此不惜在冷战时期坚决反共,但在政治和价值层面,则对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予以抵制,以所谓儒家价值观为盾牌,维护其近乎专制的强力统治。

应该看到,在李光耀的带领下,较短时间里,新加坡从独立走向富强,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被全世界看见的成功,这种成功在亚洲后发展国家中是令人称道的,不过,我觉得,中共之所以半公开地学习新加坡,未必是因为惟有新加坡值得学习,而是新加坡的“成功”给了同样实施经济开放、政治高压的中国一种“成功”的心理寄托和安慰,而且,在向李光耀学习的问题上,中共事实上也缺少足够的诚意,比如中共和李光耀一样经济开放、限制言论自由、限制公民权利,甚至中国向新加坡学会了计划生育政策,但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中共就坚决不学新加坡了,以至于中腐败横行的中国到今天都没有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而只是在习近平上台后靠着根本就没有法律地位的中纪委及其下属机构将有限几个贪官绳之以法,根本无法触动中国几乎无官不贪的现实,也无法建立反腐的长效机制。另外,鉴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即便是诚心诚意的学习,学习的内容也不得不有所选择,比如说对“儒家价值观”的采用上,考虑到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五四运动”采取的反儒态度,考虑到毛泽东时代对儒家进行的羞辱性破坏,考虑到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思想正统地位,中国恰恰无法象新加坡那样大张旗鼓地宣扬儒学。

所以说,照抄照搬的学习从来就是不可能有的。

既然如此,新加坡疆域、人口、历史、官方语言等方面与中国存在的巨大差异,中共采取的这种学习的效果便大可质疑,真正让中共对新加坡产生兴趣的,恐怕还是新加坡这种限制公民权利、政府权力过大的反民主体制对了中共胃口,既给了它对抗民主的借口,又给了它以非民主方式实现中国现代化或者说中国梦的梦想,概言之,躲在李光耀的身影里,中共幻想可以将自由民主潮流的冲击降到最低。

然而,这是不现实的,李光耀这种借助个人责任和能力的强人统治,在城邦小国新加坡或许可以短期有效,放在世界人口最多、现代化过程必定长于和难于新加坡的中国,常识判断可知结果,即使在新家坡,李光耀也要借助父子权力相传的儒家传统来维持新加坡的稳定,中国或者因为马列主义思想的限制,或者由于历史的偶然,已经不可能采取传统的父子权力相传的做法,这就造成到今天为止在中国权力的获取和转移都难以制度化的隐患,周永康、薄熙来的未遂政变就给巨大的中国以巨大的警醒。

强权政治人物依靠强力手腕可以在短时间内和小区域内实现社会繁荣,但绝无可能在大区域内实现长期稳定,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中国放弃对普世价值的接受而羞羞答答地学习儒家价值观,漠视自由民主的世界而学习小国新加坡的短期经验,可谓政治选择上的下策。而且,就新加坡来说,李光耀的去世或许是一个标志,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近年来,我接触过很多新加坡人,强烈感受到他们对所谓新加坡模式的不满,强烈感受到新加坡民间追求自由和人权的潜在力量,2011年,李氏家族控制的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仅取得约60%的选票,也说明李光耀光环正开始消退。

在中国已不可避免地纳入全球现代化进程的今天,试图以作为农业社会文明形态的儒家价值来凝聚社会,肯定是一种无知的妄想,我们看到,即使在亚洲,除了新加坡,也存在更为成功的韩国、日本、台湾等值得中国学习,而在这些显然更具长治久安制度的地方,李光耀式的统治并未隐涵值得羡慕的政治秘诀,在这些地方,对普适价值的接受,让他们与世界主流的阻隔降到最低,让制度成本降到了最低,诚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接受普适价值的同时,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不能照抄其它国家,但未来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至少要胜于新加坡特色的儒家价值。

很多年前,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李光耀说:“毛泽东试图在瓷砖镶嵌著的旧中国画面上画画,雨水一来,毛所描绘的画面就会被冲走。”事实上,李光耀虽然以难以企及的担当和能力带领新加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他对儒家价值的过分推崇和对自由主义的排斥,也可能使他的画被冲走。在我到达新德里随后两天的“加强亚洲民主”的会议上,居然没有伊人提及李光耀的名字,可见,李光耀所代表的符号概念作为民主的敌人的重要性也在降低。至于中共,对大量人类文明的成果置之不理,而独崇新加坡的这种流沙画面,则更为等而下之。据说李光耀还说过下面这句话:“当环境和条件改变时,领袖如果不愿意改变,那他大概不适合带领这个国家进入另一个阶段。”我觉得,倒是这句话更值得当今的中国领导人体悟。

2015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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