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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共同体”应该如何看待崔永元混战转基因?

洪广玉

 

大家都看到,今天被“复旦生命科学教授卢大儒舌战崔永元”刷屏了。作为好不容易才混进崔永元转基因讲座现场的“理科生”,卢教授辩论技巧严重不及格,场面上吃了大亏。不过,真正让本人感受复杂的是这么一个细节:

崔:我告诉你,新闻界共同体,就认为你们这个东西(指转基因),不靠谱儿!哪有这个共同体!对不对?哪个诺贝尔奖是颁给科学共同体的?都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然后,复旦新闻学院的学子们欢呼鼓掌!

崔永元提到“新闻界共同体”,当然是为了反驳“新闻共同体”随手拈来的一个词。事实上,科学共同体是确实有的,新闻共同体有没有还存疑。不过,值得思考的是,崔永元敢说出“新闻界共同体认为转基因不靠谱”,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其背后多多少少是有“群众基础”的。

在相关视频放出后,有位网友@了新华社记者董峻和我(董峻是圈内非常坚定的挺转派),说崔永元已经把你们从新闻共同体开除了。崔永元当然开除不了我们,但客观来看,当前媒体圈对于转基因的态度确实以中立、质疑者占多数,虽然近年来的趋势是有更多媒体人相信转基因的安全性,但体现在舆论上仍然是“能中立报道已经很不错了”。

在业内人士看来,媒体记者对于转基因问题犹疑不定与相关专业知识欠缺、科学素养不够有关。这当然是实情,不过,从媒体记者自身来说,他们恐怕不会轻易认定自己科学素养不足,更不会把这个归为主因。他们碰到的现实问题是:新闻界的判断逻辑和科学界的评价逻辑是分裂的。

通俗地说,大家都想搞明白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科学界对这个问题会有一套评价规则和机制,但是新闻界对于这些规则和机制是什么、是否可靠并不清楚,也不信任。因此,媒体记者才会有“到底有没有科学

共同体”“为什么不拿人体实验”“老鼠只试验90天够吗”这样的问题,这不是小崔一个人的问题。

对于科学界的评价方式和逻辑的了解可以增加对科学家群体的信任。但问题在于,这不会是一个速成的过程,而且这个学习过程很不直观,还混杂了科学史、科学精神的理解,因此,大部分人都不太容易建立起对科学评价机制的信任。

对于媒体记者来说,他们如果不太信任科学评价机制(或者说对这个问题没把握),但又回避不了要从科学家那里寻求答案,这时候就很容易滑向一个陷阱:平衡报道,比如说,采访到了一个科学家肯定的观点,然后又设法去补充一个反对或质疑的观点,而对于这个反对者的专业性如何并不做严格审核,反正是要体现媒体的“中立性”。

说这是一个陷阱,首先是因为这种报道策略仅仅是出于“保险”,而不是这个事物本身真的存在两面性——社会问题可以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科学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同时,这样做的原因是记者自己还没搞懂其中的是非,然后把判断的风险推给了比记者掌握信息更少的读者。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多掌握科学知识和方法,新闻伦理能否发挥作用呢?我认为,这是媒体圈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1月18日下午,凤凰网主办了一场转基因辩论会,正方是以北京大学饶毅为代表的科学家,反方则包括清华大学做科学文化研究的刘兵、北师大做科学哲学研究的田松、人大做农村研究的郑凤田等。也邀请了崔永元,但他以时间不对为由谢绝了。

有意思的,活动中,刘兵教授也谈到了转基因报道中的立场问题,其原话是:“崔永元是一个记者,做新闻是他的专业。新闻媒体有一个准则,各种的声音,正方的反方的,都应该在新闻中有所反应,他要做的不是代表科学家把那些认为所谓不符合科学的说法删掉。他要反映什么呢?是要反映有这样一些人在说这样一些话,即使不对,他也有说话的权利。”

从表面来看,这段话说得似乎很在理,但实际上很有问题。笔者当时顾不上风度,直接跑到工作人员身边,抢到了一个发言机会。我这样说:

“作为一个记者,我想回应一下刘兵老师,你说转基因调查需要去问正方反方。但我们做调查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应该采访离事件中心最近的当事人,这样的证据才是有效的。照您的观点,会显得我们做新闻调查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好像随便一个记者采访一个正方反方出来了就是调查报告,这是严重贬低我们这行业的水平。如果崔永元还在单位里,有人审核,他的这个视频一定是会被毙掉的。”

由于时间所限,我的观点没有展开来谈。我认为,科学评价和新闻分析判断确实是不同的话语体系,但其裂隙并非不可弥补。作为新闻采访的原则和过程,不管是科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去倾听正反方的观点都是可以的、应该的,但有一个前提,无论正方还是反方都应该符合“接近事件中心”这一标准,而不能为了体现中立而凑人头或降低标准,证据的有效性应该优先于信息的完整,因为无效的证据只能是垃圾信息。

当然,“接近事件中心”并不一定等于有效证据,但它显然更能保证证据的可靠,接近事件中心也不是唯一的防护措施,这些新闻专业都有研究,无需多论。

崔永元的转基因视频,从新闻专业来看,其问题恰恰在于采访的很多所谓专家都“远离转基因事件”,甚至可能完全不明白转基因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方法,崔永元采用他们的观点,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专家的身份同时反对转基因。

也有人问,如果都采访和转基因切身相关的人,但这些人会不会出于自身利益或行业利益考虑全部不讲实话?这种担忧实际上是由于不了解科学界的游戏规则导致的。实际上,科学界同样竞争激烈,任何一个细分领域如果能发现推翻前人、大多数同行的观点,巴不得全行业都知道,闷声是发不了大财的。而从“岗位设置”上来说,学术界本身也有防止作弊的规则,更不用说政府方面的外部审查。以转基因为例,转基因监管人员、转基因风险评估人员、转基因研发人员、转基因学者,他们的利益取向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来看看中国农科院彭于发研究员是怎么说的。这是一次内部会议,轮到转基因风险评估专家彭于发言了,“我现在等待着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是什么时候真能发现什么东西是真的对人体有害,和对生态环境有重大破坏。可是这十几年到现在我都出不了名,因为我的科学证据不支持这个,所以我快失业了(笑)。对这么一个我自己都没有兴趣的,快失业的饭碗,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还有越来越热的趋势,我就面带微笑非常注意地听,想知道到底什么地方不安全,我可以作为科学选题去申请项目。”

大家领会吧。

不过,要求媒体记者尽量不采访转基因行外专家,很多人会本能地难受,我只能把这理解为“天生而过度的正义感作祟”,他们时刻准备发现人类中的坏分子。但很可惜,这种感觉与新闻专业主义是不符的。

转基因只是众多科学议题当中的一个,我认为,今天复旦新闻学院的学子瞎鼓舞,不能完全怪他们,应该怪新闻前辈们没有深入研究科学报道的特殊性,没有解决科学和新闻两套话语的衔接问题,而这些在新闻发达国家早已有规矩可循了。至少,我们的新闻教育远远滞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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