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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

肖雪慧

 

爱国主义是一个崇高的字眼。但惟其如此,它也容易被利用,被误导。何况,同一个“爱国主义”词汇之下,可能有着非常混杂甚至截然对立的情感、心态、价值观和行事原则。当近年来“爱国主义”频频出现于政界要人之口,出现于大报社论、广电传媒和各类文章中之时,当爱国主义的宣传和某些事件的发生使得许多普通百姓也情绪亢奋之时,对它进行理性的审视和辨析是很必要的。其实,这种审视和辨析早就有人进行过,只是,此间以“爱国主义”要求于人的人从不声张这一点。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了解了解先贤们的见解是很有益的。

一、托克维尔和海涅如是说

托克维尔曾把爱国主义区分为本能的和富有理智的。他指出,本能的爱国主义把国家人格化,视君主为国家化身。这是一种轻率的激情,风行于旧秩序尚未受到怀疑之时,它能暂时激起强大的力量,却难以持久。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来自真正的理解,在法律帮助下成长,随着权利的运用而发展,它坚定而持久。通过对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所作的界说,托克维尔从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的关系上揭示了持久爱国心的真实源泉。今天,从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从那些到处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国存在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发现:无须宣传、无须灌输,人们身上自发的就广泛具有这样的爱国热忱。

德国伟大诗人和爱国者海涅则有过着名的法式爱国主义和德式爱国主义之分。他说,法国是个文明之邦、人道之邦、进步之邦。法国式爱国主义不仅在于爱自己的家邦,这种爱还及于整个文明世界。当德国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放逐在外,法国张开双臂接纳了他们;当德国老百姓不堪暴政之苦而大批逃离国境,途径法国前往阿尔及利亚或别的什么地方另寻生路时,流亡法国的海涅亲眼目睹了普通的法国人,包括老人和小孩怎样热情地向这些颠沛流离的难民队伍伸出援手、提供方便,连乞丐也把自己讨来的面包掰下一半给他们。这是一种使人温暖,使人心胸开阔的爱国主义。而德国式爱国主义在于仇恨法国人,仇恨文明和自由,它使人心胸狭窄、冷酷无情,滋长一种粗野精神。这种粗野精神卑鄙无耻地放肆反对人道主义,反对普遍的博爱精神,反对莱辛、歌德、席勒等伟大人物终身尊奉的世界主义。

二、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及其变种

海涅说的两种爱国主义,前一种其实就是在历史上早已遗祸无穷的民族主义。鉴于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反复引发战乱的历史事实,爱因斯坦有一个论断:“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是人类的麻风病。”这话很刺耳,但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惨痛代价提供了证明,当代世界那几个饱受战祸之苦的地区还在不断提供新的证明。

民族主义具有托克维尔所说的“本能的爱国主义”那种轻率的激情,但还多了一种使本民族发展滞后的护短情绪和向外宣泄的破坏性情绪--仇外排外。民族主义往往还具有“本能的爱国主义”那种把国家人格化,拿君主当国家化身的特点。轻率、护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国家人格化和视君主为国家化身,极易被政治野心家及其文化附庸诱向一个危险原则: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把人民的权利典押给政权,使爱国主义蜕化为对现实的奴颜婢膝,因而成为使强权永久化的工具。此外,民族主义是依恋故土和本民族的朴素情感无限夸张和过度膨胀的产物,它具有团体自恋倾向和夸大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倾向。团体自恋使民族主义与批评性的自我分析不相容,而批评性的自我分析却是一个民族在失误中得以走出迷误的自我矫正力量,从而也是防止灾难的基本条件。至于夸大特殊性的倾向被政客强化,便有了置特殊性于普遍性之上,藉此拒斥公理的特点。

专制国家的当权者对这种爱国主义情有独钟。因为,当他们祭起这面旗帜时,自己勿需付任何代价,却可收获由它带来的一切好处。比如,他们既可以在自己已经丧尽人心,统治不能照旧进行下去时利用爱国主义口号来蛊惑人心,摆脱困境,又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民族代表和英雄,煽起民族主义狂热,让人民心甘情愿为他们的野心卖命。民族主义狂热在极权主义国家很容易煽起,这是因为它可以使地位卑下的老百姓在集体亢奋所造成的眩晕中暂时产生一种自我认知上的错觉,误以为自己是一个强有力的整体的一部分;还由于自己附着于一个庞然大物之上而产生一种虚幻的力量感,这种幻觉掩饰了他们在现实中面对强大的压迫机器时的软弱无力。而民族主义对公理的拒斥使它不能容纳人道主义的普遍价值,它调动起人类本性中的暴力倾向,把人从文明社会的共同道义标准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一旦指向了外族,密锣紧鼓的“爱国主义”宣传便成了大规模杀人的前奏。而为政者在无理性地摆弄国家力量挑起争端后,当情况变得于己不利时,还可以利用“爱国主义”的蛊惑在需要时拿人民作人质,作人肉盾牌。有鉴于此,当代一位思想家把当权者挂在口头的“爱国主义”视作政治流氓手中最后一张王牌。这些流氓用它去败坏国民,使国民白痴化,他们就正好从中捞取好处。

这种败坏人心的“爱国主义”有许多亚种,最常见的一种是官方的爱国主义。它直接派生于“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并对这一原则作了绝妙的诠释:爱权势者之所爱,攻权势者之所恨。于是,官方的爱国主义者们吹捧权力,掩盖罪恶。无论这权力把国家糟蹋成什么样子,无论在其卵翼下崛起一股又一股无恶不作的势力,国家越来越成为恶棍加庸才的乐园,官方的爱国主义者都视而不见。不仅视而不见,还拿痈疽当宝贝,把分明导致国家衰颓腐坏的病灶夸耀得艳若桃花。当权势者作了恶,他们则小心地抹掉作恶的痕迹;当权势者屠刀高举,他们使暴力得到所需要的辩解,而他们攻讦的矛头却径直指向那些挑战黑暗的真正爱国者。官方的爱国主义好处太多,所以不乏有人去充当。在普希金时代,有个臭名昭着的“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其成员就是这样的人。在他们的爱国主义口号下作出的着名爱国行动就是写了许多诗来赞美沙皇,写了不少密扎和檄文来密告和讨伐沙皇的眼中钉。像普希金这样思想自由、独立不羁的作家正是他们的攻击对象。他们的“爱国”行为换来了他们想要的犒赏:严禁结社的沙皇却承认和支持这个“文学团体”。

19世纪的德国在欧洲是政治上最落后最专制的。对于优秀的德国人来说,受迫害被放逐几乎成了他们的宿命。像海涅等继承了18世纪启蒙传统、对黑暗决不妥协的伟大诗人,遭受的不仅是放逐,还有断其生路的对作品的全面查禁。海涅的作品揭露了德国的腐败和堕落,讽刺了德国人的奴性,又致力于向德国人介绍法国的政治、社会、艺术和文学,致力于消除法、德两大民族之间的隔阂。而民族隔阂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是赖以保持权力的堡垒。海涅遭到政府嫉恨是必然的。官方的爱国主义者们心领神会,千方百计诋毁流亡中的伟大诗人。他们就海涅青年时代崇拜过拿破仑而诋毁他“无祖国观念”,就海涅接受法国政府年金一事而诋毁他被法国收买,就海涅揭露德国的黑暗、讽刺德国君主而诋毁他污蔑德国的贞洁。对这些恶意中伤,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弗兰茨梅林予以回击,指出是“官方的爱国主义者”出于他们的民族、政治和社会偏见而诋毁海涅,梅林说:“拿破仑从犹太人肩上卸下了使他们玷污受辱的枷锁,给他们打开了通往近代文化的大门,假如他们不去景仰拿破仑而去景仰普鲁士大王腓特烈威廉和其他德国君主,那他们真是傻瓜了”。关于海涅同欧洲其他许多流亡者一样接受法国政府的年金,梅林揭露是德意志联邦议会查禁了海涅全部着作,陷诗人于无计煳口的境地。他说:“假如一个德国诗人依靠法国政府年金为生是一种民族耻辱”,那么,这耻辱并不落在海涅身上,因为他没有义务“为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家族的荣誉而成为饿孚”,“耻辱也不落在对受到无耻迫害的人们加以保护的法国政府身上,而应归咎于作为德国君主走狗的德意志联邦议会”。至于海涅关于德国状况的诗文,任何一个有良心、有健全感悟力的人都不会感受不到字里行间搏动着诗人对故国的懮心和深沉的爱。

官方的爱国主义在我们身边也不乏表现。那些公款出国熘达过一遍又一遍的“公仆”,当他们在国外窥见了人家的公仆受到的重重制约,他们真的是很热爱对他们几乎毫无制约、并且使他们八面威风的条件。

三、与世界主义并行不悖的爱国主义

海涅赞扬的使人温暖和心胸开阔的爱国主义,是与世界主义相联系的爱国主义。在欧洲,这种爱国主义几乎是启蒙时代以来包括海涅在内的所有先进分子共同遵奉的。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民族国家的一员,又是人类的一员。在这双重身份中,人类一员的身份是首要的和基本的。有这种双重认同的人热爱和忠实于自己的祖国,但在这种爱和忠诚之上还多了一份对人类的忠诚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正是后一种忠诚和关怀使得对祖国的爱并不模煳他们的是非感,不削弱他们对公义的尊重。在这些人身上,爱祖国最深切地表现在对于祖国文明、进步的热望和致力于使祖国成为全体人民自由和幸福的保障。这种爱类似于托克维尔说的富于理智的爱,但又超越了它。因为,对祖国的进步、文明和人民生存状况的关注意味着一种更具责任感的爱。这种责任感要求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精神以及兴利除弊的决心。他们忠实地为祖国服务,而当国家处于停滞和衰颓之际,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地为革除形形色色使祖国蒙羞含垢的丑恶现象而奔走呼号;当国家沦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而陷于黑暗之时,又是他们勇敢地揭露黑暗、撞击黑暗,并致力于唤醒酣睡中的主权者。

这方面,请想一想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们为法国所做的一切,席勒、海涅们为德国所做的一切。扩大了的爱和忠诚也使他们注视着更广阔的世界,与所有人的命运发生共鸣。由于这种世界主义的胸怀,酷爱自由的潘恩宣布“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诗人拜伦奔赴战场,为希腊的独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而当自己的国家处于非正义地位时,出于对人类的忠诚,他们甘冒被同胞误解、孤立、围攻的危险起而反对。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事件发生后,雨果愤然怒斥他的国家参与了可耻的暴行。当民族主义情绪弥漫法国和全欧,各国人民在战场上互相残杀,罗曼罗兰毅然决然发表“超越溷战”的政论,反对国与国的仇恨,指出,“以为热爱祖国就一定要仇恨别的国家”是野蛮而愚蠢的。他还向自己的民族、也向全世界发出尖锐的提问:“公正还是祖国!”“良心,即永恒真理还是祖国?”

无疑,所有这些都属于一种更高的爱国主义。无论像海涅那样称之为世界主义,还是如当代许多思想家说的对“公理和良心的共和国”的忠诚,今天,这种爱的存在对于到处泛起的民族主义狂热情绪是一种矫治,对于饱受其苦的人们是一种慰藉;而无论在各个民族国家还是在整个世界,这种爱也是一种抗击野蛮、遏制罪恶的力量。

四、不同的爱国主义者,不同的际遇

真正的爱国不是爱现存秩序,更不是爱权势人物,而是胸中装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疾苦;不是赞美病态,而是为着国家的前途向它们挑战;不是忠于哪个政权,而是忠于良心、忠于公理。这样的爱要不断的同偏见和利益集团作斗争,常常是沉重的,甚至需要付出惨痛代价的。为此,伏尔泰一生与巴士地狱和逃亡生涯结下不解之缘,海涅只能在异国他乡痛苦的遥望和思念故国,与群众性迷狂进行艰苦斗争的罗曼罗兰不得不承受误解、孤独和敌意。

与此相反,那些爱现存秩序,媚上媚权、戴着镣铐卖弄风骚的“官方的爱国主义者”爱国爱得十分轻松。他们无须为国家的前途焦虑,只要能捞到好处就爱;更无须为大众的生存状况懮心,他们经常挂在嘴里的无论“人民”也好,“群众”也罢,不过是只具统计意义的抽象数据。在他们那里,“爱国”成了邀功请赏的工具。而腐败份子的爱国则是对保护他们鱼肉乡里、蹂躏人民的机制的真情实意。至于专制者的爱国主义却是拿无数人的生命来作诠释的,在他们的“爱国主义”口号背后透着一股浓浓的血腥味。而需要流血的正好是那些被煽起狂热,把仇外排外当爱国主义的普通民众。

在这许多爱国主义中,前一种爱国主义不仅需要辩识是非的智慧,还需要极大道义力量的支撑。专制主义者的“爱国主义”需要的是权谋和视别人生命如草芥的冷酷无情。而另几种爱国主义只要有愚蠢或无耻就够了。

由于爱国主义种类繁多,善良的人民不能不留心有人拿它编织美丽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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