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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体察儒家安邦思想的不足之处---解读徐文立(之三)



徐文立在其狱中所著的《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中,以独到的眼光,比较系统地重估了儒家对维持正常社会的意义,其中的八月十七日家书,则是集中探讨孔子核心思想,对治国安邦的利弊。

徐文立敏锐地看到:孔子思想的核心部分在《大学》,其中的代表语录是: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徐文立认为:这段核心语录,“在表述上的逻辑美,是无与伦比,言简意赅、丝丝入扣。”他认为以此为基础,再结合孟子的学说,儒家从两个方面破解了维持人类正常社会的核心秘密:

一是人性的善恶/教化——儒家主张人性本善,提出“入则孝,出则悌”

二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解构——儒家主张人等而分之。

徐文立认为:主要是儒家的悌孝精神,外加上科举制度,维持了明清五百多年的社会稳定;徐文立并认为:清朝比明朝更富强,且比邻国日本、朝鲜更富裕(老徐认为),是因为清朝皇帝比明朝更提倡儒家,并且清朝皇帝非常勤政的缘故。

我以为,文立兄对儒家安邦思想的体察,既敏锐,也存在着不足。

首先,孔子在《大学》中的那段代表性的语录,虽则逻辑衔接流畅优美,也并非无懈可击:

比如“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就失之于牵强,因为“致其知(即尽可能多地获得知识)”并非“诚其意(即心地坦诚)”的必要条件,现实中高知识却奸诈歹恶的人比比皆是,比如最近发生的斯坦福大学女博士生欧阳香玉,因嫉妒向多名同学投毒;2013年上海复旦大学博士生林默,也因为嫉恨毒死室友黄洋。。。这些都构成了充分的反证;而没有“致其知”的人,“诚其意”者也大有人在,如林肯只上过三个月学;瓦文萨只是一个电工;中国的千古明君赵匡胤,也不是饱学之士。。。

而“家齐而后国治”也存在逻辑上的硬伤,因为“家齐”并非“国治”的必要条件:“家不齐”而“国治”的例子并不稀罕,如德国历史上著名的贤明君主弗里德里希二世,有着厌恶女人的怪癖(他可能是同性恋者),而故意长期与王后分居,他身后也没有留下子嗣,但他却把国家治理得蓬勃有序,普鲁士正在他的手上开始崛起,也正是在他治下,普鲁士成为当时欧洲极少数拥有出版自由的国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终生未婚,也没有留下子嗣,但却把英国治理得百业兴旺、蒸蒸日上,一跃而成为为欧洲强国。“家齐”而“国不治”的例子就更多了,典型如崇祯帝和乾隆帝:子孙满堂的乾隆表面上很成功,也活得很长久,实际上空前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把中国搞得万马齐喑、空前愚昧贫弱。。。以致于死后仅五十年,曾经八旗兵铁蹄踏遍万里关山的泱泱大国清帝国,竟沦落至就被一个数万里外的岛国打到割地赔款的耻辱境地!

当然,如果“家齐”是指老百姓的“家齐”,而不单是指统治者,则仍是深有道理的,因为老百姓的“家齐”了,则更容易安居乐业,此当然有利于“国治”。

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也是值得商榷的。人性究竟是善是恶?孔子没有明确说;孟子明确地说: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因此,公认为儒家持的是性善论,此与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教派所持的“性恶论”相对。

在这个问题上,徐文立搞了周恩来式的折衷,他说:“人世上没有绝对的善人,也不存在绝对的恶人,由于先天和后天两种复杂因素的共同结果,任何人都是善恶有之,只不过因人而异,多寡不同而已,以我观察,人群中善恶参半者居多数。。。大善小恶者、大恶小善者皆居少数或极少数。”

应该说,这个折衷和观察都是很准确的。折衷是儒家中庸之道的表露,它使人可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避免犯错误,或者避免大错。折衷,正是周恩来在那个大恶集团中,相对人性和良知未泯的具体表现。比如,周恩来搞的“二胎化”折衷计生,虽则也是侵犯人权,但比起恶狠狠一边倒的“邓计生”,其祸害显然小得多。

那么,人到底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徐文立存而不论。我以为,“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有道理,也都有偏颇的地方:人性自私,所以人更容易作恶;另一方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此又是“性善”的表现。但总的来说,因为人性自私,而私欲是无限的,即所谓“欲壑难填”,所以人作恶的动力,要比行善的动力大得多,如果不加以教育、引导、修炼以达到“克己复礼”或看开来(更高的境界),人很容易为了私欲做出各种各样的坏事来,所以“性恶论”要比“性善论”相对更接近真相。

秉持“性善论”,就容易指望统治者的个人贤明(即所谓明君、清官的期盼心理),而疏于制衡君主权力方面的探索,所以儒家在为制衡君权所作的制度设计方面,有所缺失,也了无成就;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没有人才,而在于价值观的短板:既然人性本善,那么劝善就行了,那么就应该相信君主,而如何设立制度以防范君主作恶,就显得多余,甚至不是“君子”、“纯臣”所为,而儒家理学强调对君主的无条件愚忠,更是阻碍了限制君权的制度进步。

中国在宋以后,逐渐深陷君主专制泥淖,虽然主要责任不在儒家(在朱元璋的倒退暨满清为维持其落后鄙劣殖民统治的需要),但儒家无所作为是显然的。

但另一方面,“性恶论”在导向权力制衡和宪政的同时,也有“不信任人”的副作用。

其一是: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严刑峻法和严密的监控都是合理的,以人为本就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

其二是:既然人性是本恶的,那么教化就是靠不住的,必要以严厉的制裁作为威慑,从而教化缺失,以致于人们重利害而轻悌孝;西方社会基督教的教化式微以后,就越来越依靠公民准则和法律条款来规范人,这是没有出路的状态,必然导致法律条款越来越多。。。

其三是:既然人性本恶,那么对统治者的制衡就没有上限,以致于执政者越来越无所作为,政策没有连贯,政客沦为眼睛只盯着选票的短剧丑角。。。。。。

由此也导致不近人情、不通融、缺乏人性化、偏重技术而忽视人等诸多弊端,以致于衍生文牍主义、日益繁琐庞杂苛严的法律条款、愈来愈严密的监督甚至监控(如当今出于“反恐”需要的种种特别措施)。。。从而人为多事,社会问题不减反增,甚至走向了宪政的反面(如英国军情系统对民权愈来愈深入的监控和侵犯),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力,大步走向“小政府,大社会”和道家“无为而治”的反面,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已经可以全面地监控个人的经济情况。。。。。。

这是很少人注意到的弊端。更少有人注意到:当中国共产党政权穷途末路的时候,西方国家正悄然地、缓慢地滑向专制。

既然人性本私,人的天性善恶皆有之,那么就不应该一边倒:声称人性本善和声称人性本恶,都是错误的。那么就既应当针对人天性中的善作出设计,也应当针对人天性中的恶作出设计,即:

既要设立宪政民主的制度,以防统治者作恶,订立以宽严相济的法律,以制裁民众为恶;国家也要某种思想伦理价值观,以使人自觉向善,以趋向“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才是高明的目标,而一再增加法律条款、一再加强监控、一再缩短统治者任期。。。是没有出路的。

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来说:中国在建立适合本国民族性格的宪政制度的时候,最应当提倡儒学作为国学,只要在提倡儒学的同时,没有禁止其他宗教和学派,就不是意识形态专制。
  
徐文立看得很准:自明朝开始,儒家的作为,是一种“教化唯一论”的模式:它成为明、清朝廷维持统治的意识形态支柱,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令臣下的“犯上作乱”比前朝(宋以前)大为减少——如明清两朝权臣、宦官篡位现象绝迹;另一个后果就是帝王专断祸国越来越严重:如崇祯的刚愎自用、胡作非为,清初多尔衮、康熙、乾隆之流的大屠杀、滥施暴政和大兴文字狱。。。以及清末慈禧的专权(谋害皇帝、杀害大臣、轻启外战、纵容拳匪)祸国,对此,儒家皆无能为力。

但徐文立对西方历史就有失水准了。徐文立认为:欧洲的中世纪,也是“教化唯一论”的世纪,他说:“教化唯一论”让西方人在中世纪吃了大亏,中世纪几百年的黑暗时期让西方人刻骨铭心,在这几百年当中,人们往往看到受人尊敬的君王、教主、僧侣在政教合一的统治下最不守规矩。。。”

事实上,欧洲社会从来就不是“教化唯一论”的社会,也不是“政教合一”的社会,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教权、王权、贵族权三权分立的社会,教权对王权据有话语优势,而且拥有独立的武装,但教权并不能取代王权直接对俗世进行统治;国王虽然是世俗最高统治者,但他(她)只是一伙贵族中最大的一个,他(她)对别的贵族暨其领地,并没有类中国皇帝式的生杀予夺的无限权力。

这种社会,既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意识形态专制的社会,但它不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它也是一种分权制衡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教化唯一论”的社会:因为基督教对国王、贵族的巨大影响,决非仅限于儒家式的“教化”,而是利害攸关的分庭抗礼权力制衡!很明显,比起中国社会结构,此种社会结构更有利于节制统治者人性中的恶。

这是历史欧洲国王无能象中国的昏君暴君那样胡来和祸国的根本原因。

徐文立不明白的是:社会的自由,来自于权力的制衡;由于三权分立的社会结构,中世纪的欧洲有着比绝大多数古代中国王朝(宋朝是一个例外)大得多的自由缝隙,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端并壮大于西欧?这不是偶然的。

现代的三权分立,恰恰诞生于中世纪欧洲教会、国王和贵族的三权分立:先是王权在近代战胜了教权和贵族权,企图搞王权集权专制;继而在分权制衡巨大惯性的作用下,新兴的资产阶级(“第三等级”、“新贵族”)起而制服或者推翻专制王权,创立了新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制度。

曾节明 写于2015年五月六日于初夏纽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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