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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化”是徐文立最有价值的独创

 

在民运人士当中,徐文立是一个受孔孟影响很深的人,但他尊孔孟却不泥于孔孟,他肯定儒家独特的价值,却又明确地批判儒家的“教化唯一论”,以及它的不宽容倾向(即子曰:“非吾徒者,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在明确批判儒家弊端的同时,徐文立又强调:再不能“治一经,损一经”,表明他对儒家的总体尊奉态度。这也体现出他的中庸之道。

满脑子“科学民主”的人,容易耻笑徐文立的此种“陈腐”,我倒以为,儒家的修养,正是徐文立最具价值的地方。此种价值已经在他的社会交往中体现出来:徐文立是民运人士当中,与西方人士和政府交往最成功的人之一,而徐文立却不谙外语,此种外交成功的秘诀,除开徐文立的性格之外,就是儒家所强调“礼”和“信”——有儒家修养的人,能够自然流露出“礼”和“信”;而那些否定儒家的同辈人之所以在外交场合时常碰壁、路越走越窄(甚至沦为孤家寡人、老年公寓宅男),就是因为他们自然流露的东西是红卫兵、是毛泽东、甚至其言谈举止犹若康生再世。。。。。。

可见中国儒家的修养,与西方绅士传统,有着某种相通之处,而与之最格格不入的,是“马列鬼子”和不要任何传统的“科学民主”禀性。

但,徐文立对儒家的扬弃,有些地方是值得商榷的,如:

他对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己”的否定,他认为这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主张。我以为文立兄这是误解了孔子的本意,孔子所指的异端,应该不是正常情况下不同的观点,而应该是指那种有违常理常伦的极端、偏谬之论(所谓“离经叛道”之论),比如:那种认为同性恋比异性恋好之论、那种认为人口越少越好之论、或者如马克思那样,否定作为人类文明自然形态的私有制、否定人类道德、鼓吹阶级专政、号召消灭有产阶级。。。或者如某立异以为能的某文化买办、“基督徒”、“独评”人士那样,莫名其妙地咋呼:“屈原是垃圾”! 。。。。。。

另就是他对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批判,认为这是愚民主张。然而由于中国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全凭上下文短句,因此对孔子的这段原话,历来存在重大争议,另一种解读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孔子的本意是这一种,那么就不是愚民主张。我个人以为,这后一种意思,才是孔子的本意,因为如果愚民是孔子的本意,就与孔子的几乎所有其他主张相抵触,则孔子的学说就无法自圆其说。

再就是徐文立注意到:一些有着儒家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直到当代还有着一种奇特的现象:每个人的家装修和维护得很好,但近在咫尺的公共地段却脏乱如垃圾场;徐文立认为这是“家国论”的弊端造成的。

我以为,此种看法并不准确。例如,泰国不是一个有着儒家传统的国家,但我亲眼所见:此种现象在曼谷却比比皆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认为:这主要是社会组织不发达、政府服务落后造成的,因为注重私人住所而忽略公共地段,是人的本性,这与有无儒家影响没有多少关系;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的例子证明,儒家对建立社会公益组织、改善政府服务没有妨碍,阻碍社会组织和政府服务的,是专制。

除了对儒家的一些看法值得商榷外,徐文立对中国和西方历史,尤其是满清历史的解读,也有着失准、失当的地方,但这并不影响徐文立的独特价值,有道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徐文立不仅饱读经书,书、画国粹,亦无师自通,作为随“新中国”建立而成长起来的“解放牌”一代,且常年生活于僵尸阴魂不散、满清鬼影幢幢的北京城人,能有此中国传统修养,对历史能有此把握能力,已经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

总体来说,徐文立是一个行动家,缺乏连篇累牍的思想著述,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思想的贫乏,实际上徐文立思想的深度和独到发现,超过好些“民运理论家”。我以为,徐文立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他针对中国转型,创造性地提出了“正常化”的概念。

数月以来,在电邮和电话通话中,徐文立多次向我提起“归正”和“正常化”这两个概念,徐文立说:不要标新立异、好高骛远,中国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归正”、是“正常化”。。。徐文立的提法,引起了我的深思:

我现在想:脱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去追求宪政民主,能否成功?恐怕不能成功。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其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对本国文化传统否定的基础上。脱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去追求宪政民主,就象脱离本国土壤,把一棵树栽栽种于花盆中一样,是注定长不大的。

《河殇》作为“六四”运动的思想前导,全盘否定华夏文明(所谓“黄色文明”——大河型农业文明),把传统中国文化乃至文明与自由民主根本对立起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民主运动,一开始就打上了注定失败的标记。

现在中国最缺什么?大多数异议人士都不假思索:最缺宪政民主!但如何建立宪政民主且能确保稳定和长治久安,这就众说纷纭了。对此,一个常识是:中国人容易适应的制度,容易稳定和长久;那么什么是中国人容易适应的呢?首先必须是合乎人性的;再则必要是合乎中国人的民族习惯的。。。向这个方向行进,就是“归正”、“正常化”。由此可悟,只有“正常化”的民主化,才不容易乱,才能民主化而有所成,那种抛开中国国情再行试验某种全套新主义、新学说的纯粹“科学民主”搞法,必然造成新的混乱、新的灾难——那种主张废除汉字代替以字母文字的“民主化”、那种主张以基督教文化全盘改造“劣等”中国文化的“民主化”、那种全盘移植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于中国土壤的“民主化”。。。都是其中之一。

虽然“改开”已近四十年,现在的中国仍是个不正常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其马列主义实践彻底失败、共产意识形态完全破产的情况下,居然举着马列的破旗“挂羊头卖狗肉”大搞有专制特色的原始资本主义,凭此继续赖住政权。中国之不正常,就集中于“挂羊头卖狗肉”——政府说一套做一套带头搞假。

而中国当今社会道德前所未有全面崩坏,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挂羊头卖狗肉”带头搞假,带坏和毒化了整个社会风气。试问,政府带头搞假、以身作贼,又怎能说服老百姓“八荣八耻”呢?又怎能指望官员廉耻自律呢?所以,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倡廉一定失败!

也就是说,中国要“正常化”,首先就要“名正言顺”,就必须去除马列的“指导”,去掉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明确承认“普世价值”、保障私有财产——就必须停止诬蔑什么“宪政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谁是资产阶级?你习近平能代表无产阶级?)。。。这有两种方式:一是共产党自己改旗易帜、改党章、修宪法;二是共产党被人里应外合推翻,再启动“正常化”。

我以为,“正常化”是“民主化”的必由之路:“正常化”不一定马上得到民主,但是“正常化”必将结出宪政民主的果实;而忽视了“正常化”一味追求自由民主(很大程度由叶利钦的“休克疗法”极端政策引发),即使暂时建立了宪政民主政府,也无法巩固和长久,必然招致动乱和专制的强烈反弹。俄罗斯就是例子。

但话又说回来,现在俄罗斯尽管处于普京专制反弹当中,但她已经抛弃了共产党包袱、在付出了“休克疗法”的巨大代价之后,她已“归正”为正常化国家:俄罗斯普京政府并没有“挂羊头卖狗肉”,其法律保障私有财产,俄罗斯社会已经脱离苏联而回归人类正常社会形态,即便独裁者普京,在口头上也不能不承认宪政民主的价值;这是现今中俄的巨大区别,现今中国,仍全套保留共产时代恶法、宪法、政治体制,中共当局迄今在价值观上根本否定宪政民主。

中国要想民主,首先必须“归正”,因此,“正常化”比“现代化”、“民主化”的提法都好。

三十七年前,魏京生先生在民主墙上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目标——“政治现代化”,这是不朽的创举;今天徐文立先生提出中国“正常化”的目标,这是新的、划时代的创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徐文立的这一创造性提法,正来自于儒家思想——孔子的“人等而分之”论。徐文立认为:

“1.孔子的“人等而分之”暗合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

 2.孔子的“人等而分之”契合了人类社会进行合理分工的实际需要。”(《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之《九月一日家书》)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人与人之间,存在能力和出身等方面的差异;因此,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必须是一个容许贫富差距和一定程度不平等的社会,反之,则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无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人为地追求绝对平等(及至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必然导致极权社会;而人为地扩大贫富差距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专制独裁社会或权贵等级社会。

这是徐文立对儒家思想最具智慧的领悟。

曾节明 写于2015年五月十二日下午于夏凉纽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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